韦大林：科学发展与官场经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强力推动下，我国挣脱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羁绊，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但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传统的全能政府使市场导向扭曲为权力导向，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变形为官场经济。

官场经济不是中国经济的全部现象，而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具有深刻影响的一种局部现象。官场经济既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权力经济（命令经济、计划经济），而是政府利用其垄断和控制一切重要资源的优势，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成为市场的中心和主体，并使市场最终按照权力意志和官场规则运行的经济。官场经济包括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经济和政府权力可以微观操控的非国有经济。

官场经济对于集中力量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

科学发展与官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后者则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经济与社会、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又片面强调速度和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与效益、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忽视了投资、出口、消费之间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更为根本的区别是，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而官场经济则是GDP至上，忽视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们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同时也就忽视了与人的基本权利相联系的民主宪政建设、财富公平分配以及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均等化供应。

科学发展是一种以市场的平等竞争和利益博弈为基础，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平等竞争产生效率，利益博弈（享有同等话语权的不同利益阶层和集团，如劳工与资本、公民与政府在法制秩序内的诉求、谈判、妥协、问责和制衡）实现公平，两者互生互补，相得益彰。官场经济垄断经营、独霸话语，既排斥平等竞争，也拒绝利益博弈，不仅使效率缺失、公平不彰，更造成官商勾结、贪腐公行、贫富悬殊、经济失衡、生态恶化、世风日下，人皆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官场经济从根本上破坏了科学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9.8 %以上，至2007年达到24.6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也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权状况也有很大进步。我们每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中国发生的巨大历史性变化。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发展代价极为沉重和发展成果分配明显不公的严重问题。

我国的人均资源相对贫乏，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淡水不足其1/3，人均林地不足其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其1/2。但是，粗放式的官场经济已使我国水土流失占国土面积的37%，荒漠化占其28%；每年向江河湖泊排放的工业废水总量达500亿吨，我国大中城市的地表水已全部被污染，全国约1/4的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每年全国有40万人死于废气引发的疾病，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正在成为世界的垃圾场；我国的森林被大量砍伐，仅生产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就要砍掉200多万棵树；由于生产效率低，2005年我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而消耗的煤炭却占世界总量的36.9%，钢材占27%，水泥占50%，我国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是美国的3.2倍、日本的8.7倍。据国家环保局测算，我国每年的环境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几乎与经济增长率相当。

如此自毁家园、祸延子孙的自杀性发展，且不说是否合算，其成果的分配不公更让人难以接受。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亚太财富报告》显示，在2007年底，中国共有平均资产达到510万美元的富豪41.5万人，其中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有6000多人。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同时存在每天平均消费不足1美元（联合国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人口1.35亿。

由于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占全国总资产76%的国有资产名为“全民所有”实为少数官僚权贵所有。在权力的保护下，官有经济的垄断经营、制度性权力寻租和非理性扩张，是导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和自杀式发展的根源。

官场经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是与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关联的。

首先，GDP代表一个国家一年创造出的财富总量，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增进国家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国家的执政地位；其次，在中国的资产总量中，国有资产占3/4强，民间资产占1/4弱，GDP增长的收益按资产比例分配，绝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以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大幅增加，GDP的增长既充实了政府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政府的行政力量；第三，GDP是考核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一条标准，GDP的增长使官员既可升官又可发财，GDP及财政收入的增长还能使官员们不断提高工资待遇，使少数权贵更有条件谋取特权利益（各种工资之外的特供、保健疗养、高档娱乐、豪华别墅、灰色收入、包养情妇、接收贿赂等等）。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从1995到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10.4%，而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只有8%、6.2%。2007年的国家财政收入（5.13万亿元人民币）等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2.3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另外，国家除了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还有约10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

巨额的国家财政和国有资产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30%，名列世界第一。官员们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的花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官员们有时一顿饭就可以吃掉一个农民几年的纯收入。而国家用于13亿人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等民生方面的开支，2007年为7300亿元人民币，仅占财政收入的14.2%，其中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大部分被领导干部享用，医疗、教育、住房已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一些贫困县，官员们也开着宝马车，住着小别墅，每天酒宴不断。我们还看到，一边是一座座“豆腐渣”教学楼在地震中轰然倒塌，成千上万名孩子死于非命，另一边却高耸起耗资12亿元人民币的超豪华成都市政府办公楼。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的研究更令人震惊：我国每年制度性的腐败金额高达1万多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量的13%-16%，超过GDP增长额。巨量国有财富如同大搬家一样滚滚流进了贪官们的口袋。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导，很多出逃的贪官和国内贪官的子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购买数百万美元的豪宅都是现金交易，一次付清，致使当地的房价一涨再涨。

2007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经济状况报告》也指出，在1999至2006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财政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社会保障也几乎消失，更有占13亿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庞大的官有资本要求不断增值，就产生出强烈的投资冲动，使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2003年为40.9%，2006年已达52.4%，不仅远高于大多数国家的20%，甚至也大大超过日本在经济增长最快时期的34%。官有资本大多投资于冶金、石化、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行业，不仅造成严重污染，而且由于产能过剩，投资收益率低，也使银行增加大量不良资产，甚至可能带来金融和经济风险。

大量的贫困人口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同时也是制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贫困人口主要存在于农村人口和城市失业人口中，城市就业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之本，也是扩大内需发展经济之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之本，是缩小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之本。以人为本首先应当以城市就业为本。

民营中小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大量吸纳就业人口、转移农村劳动力。官有资本投资的都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于提高就业率的作用很小，而官有资本大量占用银行资金和其他各种资源，却挤压了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阻断了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就业通道。官有资本和官场经济实际上已成为内需不足、投资与消费失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受阻的重要原因。

GDP如同官员们的一场盛宴，人人都想从中分得一份美味佳肴。正是GDP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推动各级政府和官员们对GDP增长的追求如醉如痴、欲罢不能。至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民众贫困，当然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资本是私品，权力是公器，两者的界线不容混淆。资本的本性是追逐自身的利润和效率，要求不断增值和扩张，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职责是维护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护公民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实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秩序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资本追求利润使它自然地倾向于减少支出和垄断经营。在没有市场竞争、利益博弈和政府监管的外部压力时，资本为了垄断经营、降低成本，就会不顾社会利益和工人利益，拒绝技术进步、设备更新，严格管理、减少污染；拒绝提高安全生产标准、增加工人工资福利；拒绝扩大生产、降低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承担社会责任。

权力要维护公平正义，就必须切断与任何资本的利益联系，接受全体公民的监督和问责，受到宪法和民主制度的制约，以防范权力成为掌权者为自己或某一利益集团谋私利的工具。

权力与资本，分则两全，合则两伤。

然而，官场经济恰恰就是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官与商相互勾结利用的产物。在官场经济中，权力不是依法监管资本，防止资本侵害工人和社会利益，促进资本在市场竞争中走上技术创新、结构优化、集约发展，符合社会进步和公共福利的轨道，而是为资本提供保护，使资本成为欺行霸市、阻碍创新进步的垄断资本，成为不顾工人利益和死活的黑心资本，成为污染环境、造假投毒、危害公共利益的缺德资本。同时，资本也向权力输送利益，让权力分享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使权力从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沦为垄断资本的工具和打手。官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垄断性官僚权贵经济。在那些江湖污染事件背后，在那些严重矿难、血汗工厂、黑砖窑背后，在云南孟连事件、娄烦滑坡、襄汾溃坝以及震惊海内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背后，我们都可以忽隐忽现地看到官僚权贵经济的身影。

科学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文件、转变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建立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切断权力与资本的一切利益联系，使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媒体独立、司法独立；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市场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功能，恢复政府监管市场、服务社会的职能，那么，中国就永远只是少数权贵们的“天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也将与我们渐行渐远。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

2008.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