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崛起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对当时存在的两种局面的反动。第一，是对西方国家本身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反动。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普遍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在经济学说上则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第二，也更重要，是对当时苏联版本社会主义的反动。现代新自由主义先驱人物海耶克当时发表的《通向奴役之路》很形象地展示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国家权力尤其是过度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人类通向奴役的道路。如何应对强大的政治权力成为新自由主义得核心课题。

正如另外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所强调的，人们的政治自由必须由经济自由加以保证，或者说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

创造了奇迹也演变成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表现在实际政策上就是私有化和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监管。

尽管英美两国的经济改革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两国之内并没有多少影响，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尤其在英国。因为有民主制度的存在，撒切尔很难收回和取消人们已经得到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真正有效的第一个实验场并不在西方本身，而是在拉丁美洲，即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皮诺切特用专制权利压制人民各方面的权利，为资本创造了民主社会不可能存在的有利条件。

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因为赋予资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既为智利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分化和动荡播下了种子。

里根和撒切尔之后，新自由主义哲学仍然有很大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经济自由，没有资本的推动，任何国家的经济很难得到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资本是其背后最为强大的物质经济支持力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巨大，新自由主义也很快在金融经济中找到了最有利于施展自身力量的场所。

很多年来，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权势人物如美国联署局的格林斯潘有效地减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对金融部门的政府规制。没有任何有效规制的资本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在很短时期里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少时间，终究演变成为今天的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中国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内部有不少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

中国的学者和一些决策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反动。当经济发展取代了阶级斗争哲学的时候，如何驱动经济发展成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关切。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也就显现出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没有资本，经济发展没有动力。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予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

从理论上说，中国向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当然，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信徒。

新自由主义也表现在政策的很多方面。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强调市场和资本的政策都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如上所说，要发展，就需要市场和资本。

中国的一些政策之所以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是因为这些政策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特征之一为：效率就是一切。达到效率具有很多途径，但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资本至高无上，资本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手段。

特征之二就是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各方面的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就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影响政府政策。最先表现为一些意在进行激进改革的企图，例如价格闯关。价格闯关立刻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社会难以消化的后果，例如物价上涨。加上官员腐败等因素，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那场政治危机。

但是整个90年代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占了主导地位。邓小平南巡之后进行了激进分权，在内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外部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别开来。

把财富送入少数人之手

然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原来设计得好好的“抓大放小”战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就演变成为恶性私有化，主要表现在地方各级官员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是企业工人的权力的被任意剥夺。

在外部关系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国作了过分重大的让步。要意识到的是，负面的结果是让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而非政府本身。

不管怎么说，在所有那些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政策中，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力量则被排挤出决策过程之外。

对新自由主义必须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早期，中国的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去过份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精神。如果没有资本的冲击，很难想象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会如何才能被转型。

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了具大的经济财富的同时也把这些财富送入了少数人之手。新自由主义使得人们在得到一些权利的时候，也加速了其他方面的权利的损失。不计一切代价的经济发展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时代，但环境、安全、道德等等人来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被破坏甚至被摧毁。

资本很重要，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市场经济更是人类追求财富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毫无节制，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那么就会产生极端的腐败。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被普遍视为是反民主的。资本（尤其是全球性资本）影响所有人，但资本的所有决策不受制约，既不受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的制约，更不受人民的直接制约。

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再度抬头

人们也观察到，在非民主国家，新自由主义是阻碍民主发生和发展的，因为资本需要的是政治权威所提供的秩序和稳定。

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领域的大危机。在西方，资本的权力正在得到节制，各国政府正想方设法通过规制资本而抢救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得到体现和发展。这并不使人惊奇，因为社会主义的产生本来就是回应极端资本所带来的弊端的。

同样，在中国，如果变相的新自由主义得不到纠正，那么就会演变成一场无颜色的革命。因为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往往结合在一起，社会力量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参与和影响重大决策，这使得纠正资本的弊端更加困难。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领导人力图纠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至上的局面，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无疑是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决策。但是，要把这个政策理念体现在各种政策中去，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来规制资本和政治权力，达到社会、政治和资本的均衡和谐状态，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