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如何根治“官场病”

一则消息说，我国加快打造“责任政府”医治“官场病”，并且中央和地方各级已经有了不少举措。

深圳市政府不久前通过了《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 根据这一制度，“严重失职的，应当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及法律责任”。 “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

国务院前两年４月５日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利于提高政府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国务院于2004年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毫无疑问，这都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是对行政责任体系的完善。而所有这些努力在实践中无不遭遇一个“官场病”的阻碍。可以说，“官场病”一日不能根除，责任政府建设难有突破。

何谓中国的“官场病”，若要列出表现可以是洋洋大观的若干种，但根本的特点只有一条：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上司是衣食父母，必须恭敬顺从，下属及百姓人等殊不足道。几乎所有一切封建官场弊端，从形式主义官样文章的不作为，到政绩至上大哄大嗡的乱作为，直至贪赃枉法相互勾连保护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胡作非为，最后的根源都在于此。这种官场病，不只存在于某些官员的思想中，更存在于现行的某些体制和制度之中。这里说的“某些”官员并不是少数，而是有相当大的数量级，甚至成为长期流行的普遍观念，因为在我们现行的制度之中，下级官员的用废升黜，决定性的因素在其上级，乃至于只是某一主要领导。而所谓“群众公认”原则，虽然早已提出，却没有程序运作的可靠的制度设计，所以“群众公认”不敌“领导私认”，“对下负责”不敌“对上负责”。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效能低下， “决策前拍脑袋，决策中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老百姓曾将这些行为揶揄为“三拍”决策，但“三拍”之后挪个位置照常当官，证明了“官场病”之所产生漫延以及屡治不愈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今日之中国，不论是碌碌无为的庸官，还是贪赃枉法的贪官，都为人们深恶痛绝，改革相关制度，根治“官场病”，成为全中国人的共同心愿。

本届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医治“官场病”力度，近年来，中央政府和某些地方政府在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推行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保障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执行力建设等方面已经有一系列的举措，可以说建设责任政府的相关改革正在向深水区推进。套一句用得很多已略觉陈旧的新语言来说，改革渐近攻坚阶段。说到底，人事制度没有一个彻底的变革，老百姓对乌纱帽没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官场病”终究克服不了，建设“责任政府”的良好愿望难免落空。

现在我们总算体会到“制度”的威力。想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在建党之初就确立了为人民谋福祉的根本宗旨，以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为代价，终于建立了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亦即“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政府，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些思想和理念对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所有大小官员都是熟极而流，然而，思想也好，理念也好，一碰到具体操作的制度就败下阵来，思想理念上要求“对人民负责”，或者是“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制度设计所引导的却不是如此，而是对上司负责，对某领导负责，人们最终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所以还是要靠制度的革新。“官场病”的革除唯有靠人事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这一根本性改革又必将使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当前，这一革新已经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必能获得老百姓的强力支持，但另一方面，这种革新由于对既得利益集团和相关群体构成冲击，必有极大的阻力。没有坚定的排除一切艰难的决心和得力的举措，要根除“官场病”，真正对症下药，攻这样的坚关谈何容易。基于此，我对打造“责任政府”，医治“官场病”的前景，抱“谨慎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