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

很多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基层正在迅速进入令人担忧的无政府状态。黑龙江省通河县魏玺村48户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恶势力所霸占。广东东莞数以百计的儿童失踪，而地方政府几乎是无动于衷。

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要知道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是政协委员等等。

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权的最基础，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基层社会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现在，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

中国到处都是政府衙门，到处都是政府官员，但是普通人民则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政府，他们所想看到的官员。就是说，对中国基层社会来说，并不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是谓“无政府”。

最怕政府成为非正义的制造者

说中国基层的无政府状态有几层含义。首先，无政府可以指基层权力真空的出现。权力真空的出现给各种恶势力如黑帮团体和邪教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很多地方，恶势力主导地方政治，政府纯粹是恶势力的工具。在农村，家族势力也属于这一类。

其次，无政府也可以指地方政府职能失效、失控，甚至失败，导致恶性社会后果。在这个方面，无政府早已经不新鲜。早年的河南等省流行爱滋病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各地不断产生的特殊病村（如癌症村、肺炎村等）也同样和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的恶性追求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类，就是上面所说的，政府本身所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政府本身成了恶势力。

无政府状态并不是说在这些地方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本身成了无政府最主要的根源。为什么需要政府？最基本的是因为人类需要安全的保障，而安全保障并不是其他各种私性机构所能提供的，体现公权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如果说在前两例中，政府无能提供保障，那么这后一例指的是政府本身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在任何社会，政府本来是社会正义的提供者，但在这里政府则成了非正义的制造者。

对中国来说，这第三类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为政府的内在部分（而非偶然），从而也对整个社会和政权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

恶势力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恶势力可怕，但可以整治。政府和恶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可怕的是代表公权力的政府演变成了恶势力，或者被恶势力所利用，或者利用恶势力。在这里，不仅人民而且整个政府都成为受害者。

在中国道德是政权的基石

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基层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皇帝统而不治，皇权深入不了社会。在基层，皇权只是一种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本身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自治共同体，有很多保护机制来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和安宁。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使得政权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在基层，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统治机制。尽管一般认为毛泽东依靠权力管治基层官员，但实际上除了权力管治，毛泽东还发展出了其他很多机制，迫使基层干部不会太过分欺负老百姓。

例如，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功能，多少给基层官员一种道德感。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式的民主，就是普通人民每隔几年可以对干部提意见，甚至批斗。尽管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但毕竟维持了社会对基层干部的压力。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基层政权就开始出现危机。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引入了民主方法。但现在看来，村民自治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

今天的村民自治既没有传统社会那样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自治，就是说，农村居民很难像在传统社会那样去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构成制约。

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农村实际上一直处于衰败状态。不管中央政府实行怎样的政府，农村的衰败似乎不可避免。

但对基层政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道德主义。基层政权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

上述所说的那些强暴幼女和强奸中学生的基层干部对这种兽行不仅毫无羞耻感，反而引以自豪，互相攀比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切都被货币化，不管他们干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事情，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

在民主国家，因为有媒体的监督和选举的压力，非道德的官员被有效排除在政府之外，同时也对官员的非道德行为构成有效的制约。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的一党执政，道德是政权的基石，道德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为重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百姓视官员为父母官。但是一旦执政的道德解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行为了。所以才出现了父母官欺压人民、强暴民女的事情。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

这并不是说，执政者忽视了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也一直在强调基层政权建设。执政党能够接受农村的民主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但问题是，上层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来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为什么基层越来越腐烂呢？

在传统社会，基层共同体能够抵御政权不合理的侵入。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还拥有应付基层官员的机制。但现在呢？人民在官员面前赤裸裸、一穷二白。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实际上，基层官员把老百姓视为是权和钱的奴隶，很多老百姓也事实上被迫沦为钱和权的奴隶。尽管有些民主机制，但微弱的民主机制在权和钱面前毫无价值。

例如上访。上访可以说基层人民发出声音的唯一办法。但是，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上访者被地方政府投进牢房了呢？实际上，上访是地方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上访越多表明基层越是无政府。原因很简单，人民在地方没有办法实现正义，只好往上处找。

因为缺乏有效的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和压力机制，对基层干部来说，“唯上”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责任。但是，“唯上”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基层干部的确可以对上负责。

如果真能对上负责，那也不错。毕竟上级政府和官员还是希望下级作些好事情的。可惜的是，“唯上”的现实是“欺上”，就是欺骗上级政府。

这同样是因为没有自由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当基层人民不能给基层干部施与任何有效的压力的时候，当上级政府被欺骗的时候，基层干部自然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没有比从基层开始打天下的共产党认识得更清楚的了。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量。

基层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旦失去基层，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起来，搞不好就会顷刻倒下。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尽管这些年来，类似本文所引述的政府丑闻从没有间断过，但各级政府官员照样年年莺歌燕舞，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沉醉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年年变化的GDP数据中。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腐败、毫无羞耻感、粉饰太平，这些才是政权的最有效和最强大的敌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敌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在基层政权腐败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再也不可以这样下去，欺骗老百姓，更欺骗自己了。对执政者来说，应当认识到，光靠自身体制内的换汤不换药、左手砍右手的改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了。

走出体制，走出既得利益，直接面向人民，是改革的唯一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到头来就会演变成为社会来改革政权了，就是历史上频繁发生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