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建国：政治改革：心一诚，理自明

多少年来，政治改革的呼声总是不绝于耳，然而，政治现实仍然故我，没有什么令人欣喜的变化。而让人日益担心的是，各地的治理似乎有恶化的趋势，力的成份逐渐上升，理的成份逐渐下降。

一栋房子旧了，不好使了，就要维修，也就是改革。长久不修，或修而不好，那只有换个房子住，也就是革命。因此，不想改革，或改而不成，那结果很可能就是革命（或动乱），这是政治变化的一般规律。

因此，政治改革之首在于认识到改革之必要，从而产生推进改革的真实意愿，也就是“心诚”。如果能够推进改革的人没有这种意愿，那么讲再多的道理也是白搭。在国家需要政治改革时，老百姓很容易地认为主政者也会有这种意愿。历史常常证明，老百姓过于想当然，主政者的那种意愿是很难产生的。因为“国家需要”不等于“我需要”，这两种需要通常是冲突的。最近一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加大了呼吁政治改革的力度，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阻碍改革的力量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形成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政治要改革，必然要触动他们的利益，很难想像他们会有意愿推动一场损害自己利益的改革。

既然如此，那不是没有希望了吗？改革的意愿何从产生呢？

希望还是有的，改革意愿有可能从三个方面产生：（一）中下层群体的表达与抗争，其力度越大，上层不改革的成本越高；（二）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其中得益偏少的人会倾向于改革，并比一般的平民有更多的办法增强主政者的改革意愿；（三）主政者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主政者的权力不是完全依赖于既得利益集团，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权力与后者产生很大的冲突时，改革的意愿就会增强，如果主政者想成就更大的功业，那么这种意愿就会更加强烈。

根据这三项标准，我们可以大体判断主政者的改革之心诚不诚。互联网的发展为普通老百姓提供了有关这三项标准的各种信息，判断起来至少比以前容易多了。

如果主政者有了真实的改革意愿，接下来需要讲清楚改革的道理，也就是“理明”。

这些年，所谓这派那派吵得不可开交，让老百姓感到政治改革的道理永远也讲不清楚。改革的道理讲不清，又如何去改革呢？以前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意思是讲不清道理的事，先做了再说。其实，当时改革的推动者自己是明白一些道理的，并非真的是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只是不愿争论，因为那样会激起更大的反对力量。当时的经济改革可以那样做，因为很多人处于未觉醒的状态，而且经济改革可以分散地进行，出了事情可以收回来。现在的政治改革则难以那样做，老百姓越来越觉醒了，政治改革尽管也可以分散进行，但与经济改革相比，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因此，先把道理讲清楚是有必要的。政治的道理不需要像自然科学的道理那样，需要严格的证明，只需要有更强的说服力就行了，它是在某种共识的基础上，添加适当的逻辑和证据。

“共识”也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相信，而是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譬如说“民主”，它是当前中国人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个共识，尽管有少数人反对它，但绝大多数人支持它。因此，将它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合适的，这是我们可以讲清楚的第一个道理。

什么是民主呢？似乎有很多种说法，比前一个道理难得讲清楚。但我们能不能达成一个较大程度的共识呢？无论左派，右派，都不反对民主，不反对人们能够就涉及自己的事务做出决断。只是前者主张全面的民主，要将民主贯彻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后者大概只主张政治的民主。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全面的民主也不能全面开花，只能一步一步地来。左派能不能学学革命时代的国共合作，暂时同意右派的立场，将政治的民主先做起来呢？这样应该是可能的，因为政治民主是全面民主的关键部分，这个部分做好的话，可以有利于其他民主的推进。这是我们可以讲清楚的第二个道理。

政治民主又是什么呢？左派的理想是大民主，也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民主，右派的理想大概只是代议民主，也就是人民选举代表替自己做决策的民主。其实，如果大民主真如理想中那样实现的话，似乎没什么不好。最好找到一种方式，让所有人都能充分地发表意见，并且能够有一种过滤程序，将那些劣质的意见淘汰下去，然后“善钧从众”，对剩下来的好意见进行表决，按多数原则确定最后的方案。倘若如此，右派没有多少理由可以反对左派的大民主。问题的关键不是理想目标，而是技术条件。目前的人类还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在有一定规模的人口中实现大民主的目标。毛泽东试图实现它，但失败了。但我们不能放弃这方面的探索，尤其在小规模人口中，譬如说在一个小村庄或者一个小社区里面，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尝试，而且，电子技术的发展让这种探索可以扩展到更大规模的人口中去。不过，就目前来说，民主的主要内容还是选举代表替我们做决策。即使是巴黎公社也是需要代表来做决策的，只是人民对那些代表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而已。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那些代表能否做出实质性的决策，能否按照选民的利益或意志做出决策？要保证代表能够按照选民的利益或意志做出实质性的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左派与右派有什么区别呢？可能差别不大。因此，这是我们可以讲得清楚的第三个道理。

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办法是不多的：一是要让人民选出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有权，能够做出实质性的决策；二是要让不能够按照人民利益或意志行事的代表受到惩罚。人民选出的代表有两块，一块做立法，一块做行政。二者的权力应该如何分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它们都应该有实质性的权力。左派可能希望立法权力居于行政权力之上，右派可能希望二者之间有个平衡。就当前中国的情况来说，可能左派的希望离现实更远一点。但对左派的这种希望，右派大可不必严加批评，因为现实是做立法的机关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力。人民对选出的代表如何监督呢？左派希望像巴黎公社那样，人民随时可以将不称职的代表撤换下来，让代表处于自己的充分控制之下。右派只希望通过定期的选举来控制代表，并通过分权的方式让不同的机构之间相互监督。无论如何，人民至少能够通过选举来控制代表，这种选举必须是公平竞争的，至少让人民能够通过选票在有限的选项中进行决定性的选择。结合中国的现实，那就是让人大代表在竞争性选举中产生，并且让人大至少具有向行政部门叫板的权力。这是我们可以讲得清楚的第四个道理。

如果人大有权了，那么中国执政党往哪儿摆呢？这大概才是当今中国政治改革最难讲得清楚的道理。右派喜欢用西方的政党理论来比照中国的执政党，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自愿组成的政治团体，必须在宪法确定的民主制度内活动，其地位显然不能跟人大比。左派则喜欢用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理论来理解中国的执政党，说它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宪法只是确认一下这种地位而已。我们可以按照左派的理论来推导，承认执政党有一种历史使命，因为这种使命而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享有核心的地位，而且是法定的地位。问题是，这种使命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文件，它的政治使命就是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帮助人民过上民主的生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的民主生活主要是通过代表来做决策的生活，由于人民还不大会运作这种生活，需要执政党来指导，这样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而选代表做决策的最大平台就是人民代表大会，执政党应该帮助人民如何选举代表，如何竞选代表，如何代表人民做决策。人民一旦学会了，执政党的角色就要发生某种变化，大概要从高高的指导者位置上降下来。我想这应该是左派的想法，右派大概也不会反对这种想法。这是我们可以讲得清楚的第五个道理。

如果要指导人民通过人大过民主生活，那么从哪儿着手呢？这不仅会让执政党的地位慢慢地发生变化，而且会让各群体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如果全面开花，成本会很高，而且很容易在巨大的阻碍面前中止或倒退。因此，选择合适的突破点是重要的。从人大着手，就已经限定了突破方向，但从国家人大到乡镇人大，面还是很广的。突破点的选择既要让它有带动全局的作用，又要让它的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比来比去，县级人大是比较合适的。县域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聚集点，根据一位领导人“矛盾发展到哪，民主就发展到哪”的说法，县级人大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民主的突破点。这些年的教育和经济发展，让县一级集中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才，他们如果能够在县级治理中得到磨练，就会成为支撑中国未来政治生活的关键力量。但如果没有那种竞争性选举的机会，这些人才就难以得到治理的锻炼，很多只能成为发发牢骚的失意分子，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即使县级人大改革出现了一些乱子，也可以适当地收一收，总结总结，再往前推进。这是我们想讲清楚的第六个道理，但不一定讲得清楚。

定了改革之心，明了改革之理，接下来需要争论的是如何操作的问题。知识分子如果要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深入实践，跟百姓和官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互动。在此之后，你会发现，以前的争论会显得有点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