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

1.我想说什么？

时间容易把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抽象成为某种概念，以至于当我们说到这个事件时候，只能领会到它的抽象意义，显得很干巴，没有了血肉，没有了可以用情感和心灵切实感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非历史的历史记述就变得非常重要。譬如我们说到“反右派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常指的仅仅是历史发展链条中一个冷冰冰的环节，已经不带有人的体温了，反倒是那些亲历者的叙述，让人更直接地触摸到疯狂年代究竟怎样疯狂，触摸到人在专制主义状态下的灵魂挣扎、精神痛苦乃至于心理煎熬。或许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即用文学方式表达对世界观感的人，尽管我对历史学极为敬重，但我从来不满足那些枯燥的历史记述，总想把目光投向人的精神宇宙，观察那里的运动规律和方式，感受和复制“灵魂挣扎、精神痛苦乃至于心理煎熬”，我认为这是没有间隙地进入历史的最好方式。

那么，我要说的道德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来，道德是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如何看世界和看自己，并进而决定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如果我们认可这种简单概括，那么，我们就可以对道德做进一步解说，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从外往里说，即把人置放在社会舞台上，对人的心灵和行为进行道德审视；另一种是从里往外说，即深入人的心灵，考察人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道德态度。当然也可以认为这两种说法区别不大，但是，就做文章应当尽可能严谨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们各自侧重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

我准备选择后者，即“考察人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道德态度”。

2.看似无关的往事

1966年我15岁，是一个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孩子，我看到的世界完全倾覆了：在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指引下，我所在的学校和全国所有学校一样突然沸腾起来，年幼无知的学生成为了造反者，把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教师押解到审判台上进行批斗，因为国家意识形态认为这些人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人民的敌人。有了这种解释和鼓动，剥夺这些人的人身自由、对他们施予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就有了国家意志支持的合法性，因此特别残暴。

当时，“血统论”还有很大市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飘拂在所有机关、厂矿和学校的大字报专栏上。我所在的学校用现在的话说是“贵族学校”，即以干部子弟为对象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在北京有好几所），我考初中的1965年，不知道为什么，国家突然决定也招收平民子弟入学，这样，我就十分幸运地成为了这所基础设施很好教育质量很好的学校的学生。贵族生活和平民生活即使在困难年代也有巨大差别，当小轿车每天清晨鱼贯而入，把贵族子弟（大部分是国家领导人的子女）送进校门的时候，因为穷困而买不起两块钱一张汽车月票要步行很远路程上学的平民子弟，只能胆怯地贴在墙上看着那些志得意满的家伙们蹦蹦跳跳先行进入教室。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平民子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城楼得到毛主席接见，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人群，成为最初的造反者；而出身不好的人则先天有罪，成为了这些人以革命名义欺辱的对象；出身一般的工农子弟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只能加入所谓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思想出自这个特殊的人群。

这是怎样一个“特殊的人群”呢？我亲眼看到他们把课桌堆放到学校操场上用火点燃，亲眼看到他们在批斗会上用桌子腿殴打老师，我还亲眼看到当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把用火碱勾兑成的浆糊兜头浇在一位据说解放前是资本家的工友脑袋上，工友惨叫一声跌倒在地，脑袋瞬间就肿胀成了冬瓜，这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又把紫药水浇在老人的头上，把老人弄成了令人恐怖的妖精；寒冬腊月，被关押的工友冷得不行，他们就用棍棒把工友杵到开水锅炉底下，捅开了水龙头，工友发出非人般的惨叫，痉挛着死去了。这件事在北京影响很大，后来还把墙壁上用红色油漆书写“红色恐怖万岁”标语的“看守所”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进行展览，但是我没有印象那位制造暴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受到了追究和制裁。

前面说过，我所在的班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混杂，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干部子弟处于绝对优势，平民子弟处于绝对劣势，总是挨欺负。我们入学的时候，从上个年级留级溜下来一个溜肩膀、下巴上有很多青春痘的家伙（下面我以张延生作为代称）。张延生的父亲是一位赫赫有名、战功卓著的将军，但是他的这个儿子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张延生掌握用舌头弹出唾沫的绝招，自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天起，他就怀着极大快感把唾沫弹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就会招致追打，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对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家伙敬而远之。我们班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学（下面我以李忠厚作为代称），老实得实在太过分了，很不幸地被安排坐在张延生前面，上课的时候，张延生经常把痰吐在他后背上，把鼻涕抹在他脑袋上和肩膀上，奇怪的是这位李忠厚从来不做反抗，李忠厚直板板坐着，一动不动，这愈发刺激了张延生的兽性，所以李忠厚身上总是粘粘连连很多肮脏的东西。

李忠厚身上永远穿的是只有掏大粪工人才穿的那种暗蓝色再生布工装，头发往往要长到赤发鬼刘唐那样才让妈妈用剪子修剪几下，他的发式往往要被同学们嘲笑和奚落。1967年上半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大概认为折腾得差不多了，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我们又坐回了教室。那时候学校还在被军管（谓之曰“军训”），管理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很好，用自己的津贴给我们买了一把理发推剪，我们就都不到理发店去理发了，李忠厚更是如此。有一次，张延生突然来了兴致，要在李忠厚身上寻开心，给他理发。李忠厚信以为真，很高兴，乖乖坐在了凳子上。张延生像给走资派剃阴阳头那样把李忠厚脑袋左半边的头发全部剃光，然后说推剪坏了，无论如何不再给理另一边了，李忠厚苦苦哀求都没用，最后只得顶着阴阳头坐公共汽车回家。他家在鼓楼附近，距离我们学校有很远的路程，在那个剃阴阳头就意味着是“阶级敌人”的年代，我不知道李忠厚在公共汽车上遭受到了多大屈辱。

这位欺负人的张延生大概是我有记忆以来看到的最缺德的人了。“缺德”是一种道德状态，而一个人的道德状态又直接起因于社会文化的浸淫，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意义，但是，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看不到这种意义的，所以，张延生就作为一个单纯的有性格缺陷的顽劣孩童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没有成为我对社会形成见解的条件。这种条件是我到陕北插队经历过一系列个人或者说社会事件以后才进一步获得的，我已经在一些文章中述及，此不赘言。

1968年年底，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于是全国数千万中学毕业生就像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生物那样毫无选择地被驱赶到了农村，李忠厚的落脚地和我一样也是陕北，不过不在一个村子，距离大概有十几公里，我在公社机关所在地，而他则在一个偏远的山沟沟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将军的儿子张延生也到陕北插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将军受到了冲击，暂时无力为儿子安排比插队更好的前程。

张延生插队期间整日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据说吃光了村子里所有的鸡），无恶不作（我听到最缺德的一件事是把大便拉在老百姓的碾盘上，并且用碾轱辘碾压过去），成了远近驰名的人物，公社拿他也莫可奈何。

张延生插队的地方距离我所在的村子四五里地，所以每逢遇集总是能够看到他。这个人出现在集市上，就像《水浒》里的“大虫”牛二来了一样，卖萝卜、土豆、白菜和水果的老乡都落荒而逃，简直是鸡飞狗跳，张延生和尾随着他的几个更为缺德的知青如入无人之境，随便吃随便拿随便骂人随便打人，俨然这块皇天后土的主人，在这里繁衍了几代几十代几百代的人不过是一些供他们戏耍的动物。

半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延生的父亲被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公社突然接待了两个据说是“中央军委”派来的人，要把张延生调回北京。权力对于更大的权力总是充满了畏惧，想方设法逢迎，陪同“中央军委的人”来到公社的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或者县长）唯唯诺诺，平时威风八面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在张延生面前竟然就像是一个孙子。

当我们眼巴巴看着军用吉普车载着张延生绝尘而去的时候，我们这些不断被教导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人才突然醒悟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我们所认同的那种常理在运转，它有不同的机理，不同的动力，不同的形态……留在我记忆中的孩童事件开始被充塞进社会学内容，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我的“我”作为主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步从无形走向有形，再加之个人遇到的事件，我才下决心当一个作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是在类似情况下形成的。

社会现实像严厉的教师那样继续教育懵懂无知的我们：张延生回北京以后马上参军，很快就被提干了，据说后来升至团长。恰巧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开始改革开放，不知道必然还是偶然，张延生适时转业，到一家中型国有企业当了党委副书记。改革开放意味着社会体制剧烈变动，意味着利益群体的大规模调整，这样，张延生当领导的那家工厂就改制了，改制的结果是，张延生成了这家企业的法人。尝到甜头的人认为改制很好，于是再次改制，这次，这家国有企业由国家所有变为了张延生私人所有，张延生名正言顺地成了老板。成为老板的张延生自有老板的气度和眼光，他适时决定在电信和房地产业扩张，据说目前在海内外已经拥有数百亿资产……一句话，这个曾经很“缺德”的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凭借着父亲的政治遗产获得了资本，资本又使他进一步获得操纵地方政府乃至于国家权力的力量，赢者通吃，无所不能，最终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精英，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就像所有伟大人物那样，我们前面从张延生身上感受到的那种道德状态被刺目的光芒完全遮掩了。

当那位给儿子带来巨大政治遗产的将军逝世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哀乐低回，播音员语音沉痛，试图让全国人民一起悲痛起来，我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也很想让自己悲痛，最好眼睛里再浸润出一些泪水，以显示忠诚，但是无用――人的感情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直接听命于我们的心灵，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我的眼睛干涩着，心里想的事情也和电视画面没有任何关系：此时此刻，我的那些作为普通民众的同学活得怎样呢？结果我看到，他们像大多数“享受改革成果”的人那样挣扎在生活的煎熬之中：为了从陕北调回北京，举全家之力（这里指的是知青在北京的家，即他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凑钱给大大小小权力者行贿，有的女孩子为此失去了贞操；回北京以后没有住房，就在父母亲房屋前的“地震棚”里栖身；他们有的在街道工厂工作，收入微薄，仅能糊口，工厂解散，这些人就成为了没有职业没有收入的人，靠趸卖针头线脑维持生计；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突然由于改制而下岗，也落到相同境地……我想他们面对将军逝世也不会有什么心思落泪，因为将军是死是活对于他们不是什么很要紧的事情，或者换一句话从反面说：如果把将军的儿子拉到事情中来，他们就更没有理由落泪了。人民不傻，他们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深刻作用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全都知道，他们只是不说罢了。

前几天我还曾经遇到退休了仍旧和老父亲住在一间潮湿低矮住房里的一位同学，一个月拿几百块所谓的“退休金”，不懂事的儿子愤怒于父亲没本事，中学没毕业就离家出走，到广西南宁自己谋生去了，据说已经结了婚，但是他就是不肯跟没本事的父亲联系，“我知道这孩子，他恨我哩！家里穷，他从小就挨人欺负，他恨我……”父亲流泪了。

听了同学的倾诉，我很难过，不是难过同学的处境，而是难过同学的孩子完全错怪了他那个伟大的父亲。试问，有哪一代人像他父亲那样为这个国家做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他们在自己行将结束的一生中，用枯瘦的肩膀几乎承担了国家错误和权力罪恶酿成的一切社会后果，他们比所有人都努力奋斗过，却最终没有挣脱命运的安排――具体说来是张延生这样的人对于他们人生命运的安排――你能责怪他们无能吗？你能责怪他们没有驾驭时代、活得太窝囊太老实吗？如果我能够见到这个孩子，我一定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别怪你父亲，孩子，无论你遭遇过什么，你都别怪他。”我不知道孩子能否听懂我的话？

我前面说到的那个总是被张延生欺负的李忠厚现在怎样了呢？没有人知道，我听到很多零星的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