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沛璋：何时能开一代民主新风」正文
“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长文的题目。当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北京丰泽园饭庄的厨师陈爱武，向中国青年报社反映，商业部部长搞特权：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请两位记者去调查，发现确有其事。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本报记者马北北、李鹏图采写的通讯，标题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记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报道中说：“（丰泽园）饭庄时常有一些‘特殊宾客’来光顾。这些人到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几十元钱，而他自己只付一二元，名之曰‘吃客饭’。在这些‘特殊宾客’中，有一位就是商业部部长王磊。他仅自1977年以来，到这里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达16次。以今年该部长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他自己只付给19.52元。”
这一天的报纸，还在第一版配发了题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的社论。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了通讯和社论。
报道和社论刊发以后，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天，王磊就向中纪委作了书面检查。他还分别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写信，表示感谢批评，并愿意补足少付的钱款。同时，王磊请商业部党组把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
一个在旧社会被看作“店小二”的厨师，现在能够公开批评、揭发中央人民政府一位部长的错误行为，这让大家感到很振奋。《人民日报》和一些地方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报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发出通报，批评王磊的错误行为，表扬了陈爱武“敢于揭露问题，向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精神”。
在这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陆续刊发读者来信和各界反应数十篇。在“腐败”这个词还不流行的年代，陈爱武被认为是“敢于同特权斗争的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2年3月，王磊被免去商业部部长职务。
经过十年动乱，心灵受到很大创伤的青年，当时存在一种“看破红尘”的消极思想；而在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眼中，青年又被看成是“刀枪不入”的僵化者。一位家住浙江绍兴的青年来信说，他曾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准则：“多阅读，少思考，不暴露。”但是，一个会思考、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才会有不断前进的动力。如果青年一代都不敢思考，思想僵化，我们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还能前进吗？
这位绍兴青年看到陈爱武事迹的报道，开始认为这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还替陈爱武担忧：触犯了高级领导干部，还不知道会遭什么罪呢！他万万没想到，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来得这么快，中纪委的通报和部长的自我检查打破了他的“准则”。他平生第一次投书报社，表示：“我现在确信，只有敢于向歪风邪气挑战，依靠党和人民，才能真正改变青年看破‘红尘’的思想状况。希望许许多多参加人生观讨论（指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围绕‘潘晓来信’展开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编者注）的青年，向那些投身现实、改造现实的有志之士学习，少叹息多奋斗！”
可见，公开的舆论监督，让人民说出心里想说的活，思考民族国家的前途，监督国家干部、官员必须走正路，这是多么好、多么重要的事情。正如一名青年所说：“这比发表一百个纠正歪风的文件更有力量。”当时受到鼓舞的，当然远不止是像第一次给报社写信的那样的青年，而是看到报纸的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读者。报社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有外地的读者甚至打电报表示庆贺，庆贺中国开创了民主新风。
但是，对这样的好事情，有人却看不惯。我就受到这样的责问：“报纸公开批评部长，这是谁批准的？”于是，我就在11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了题为“开一代民主新风”的文章。文中提到：“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正面申述了公开舆论监督的好处和重要性。
上面说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件事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人们看到，这30年来，我国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上已经取得到长足的进步和了不起的成就。那么，开民主新风的状况如何呢？前不久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法制日报》主办的《法人》杂志登载了记者朱文娜的报道“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说，当地一位女商人因不满县委书记张志国不准她的加油站开业，要用强力把她的nobr oncontextmenu="return false;" =kwM(9); id=clickeyekey9 ="kwE(event,9, this);" ="return kwC(event,9)" ="kwL(event, this);" target="_1">企业“从西丰地图上抹去”，愤怒地写了批评张志国的信。结果被抓，以偷税罪、诽谤罪两罪并罚，被判三年六月的徒刑和17万元罚金。张志国看到《法人》杂志上朱文娜写的报道，又立即派多名警察赶到北京，要把记者捉拿归案，罪名也是“诽谤罪”。
这相隔20多年的两次“轰动”，反差竟如此之大。前者是厨师批评一位中央高官吃客饭不交钱，被批评者立即检讨，其他官员也纷纷补交饭费改正错误；后者是批评一位县官胡作非为，被批评者不但拒不改正，还动用专政工具以“诽谤罪”来逮捕维护法律尊严的记者。这两者的巨大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当年盼望的开一代民主新风只是刮了一阵小风，事情过后，专制特权的歪风越刮越烈。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今天腐败盛行的社会恶果。
当年有人责问：“报纸批评部长是谁批准的？”到今天，一个县官竟到北京来捉拿维护法律的记者，说明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历次宪法早已宣布的新闻自由。我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时，曾与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积极推动制定能具体保障我国新闻自由的新闻法。几经努力，结果还是付诸流水。由于长期缺乏监督官员行为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官员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肆无忌惮。据前几年统计，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9000亿元，甚至出现“吃喝嫖赌都报销”的千古奇闻。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侵占农民土地取得巨额资金，盖起了一个比一个豪华的办公楼。这样发展下去，我们30年改革开放成果盖起来大厦，不知哪一天会倒塌。当政者常说要有忧患意识，最大的忧患莫过于人民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官员缺乏公开的舆论监督。
党的十七大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中提到“民主”，有几十处之多；现在，“民主”已是上上下下各级官员们讲得最多的一个词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联合国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签署这一国际公约也已整整十年。但是，全国人大至今还未批准实施。现代国家的官员们都受新闻舆论监督，尊重舆论监督的官员，才有道德的力量。没有道德力量，与民心、党心相背，任何官员的手中的权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期待着能保障我国新闻自由的新闻法早日制定、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