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从十七大看中国政治道路的探索

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一出来，人们争相提问，“有没有新的提法？”“新提法”往往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过去提什么，现在改为了什么。二是过去没有提出来过，现在提出来了。

或者过去是其他文献上提过，但现在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正式提了出来。

从这个角度，人们自然可以在十七大报告中找到很多新提法，如从前提“建设”现在变成了“发展”；从前用“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现在改成了“人均”；从前提“增长”现在变成了“发展”；基层自治首次纳入总体政治制度；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和“统筹兼顾”，等等，不一一而足。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每当一党取代另一党执政时，往往推出很多全新的政策概念。政党间的分野往往通过这些概念的不同来显示。

与此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党执政，每次党代表大会报告和前一次相比，往往是连续性多于创新。并且经常为了强调政策的稳定和延续性，创新的概念也往往夹杂在人们已经熟知的政治话语中。

解放思想，大胆前探

很显然，尽管很多评论家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透视十七大报告，但这样的方法很难看到十七大报告所要透视的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

长达数万字的报告，其中心思想表现在如下几句话中，不妨全部引用：“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在这段短短的话语中，“社会主义”、“党”本身和党所推行的“发展”道路，一切都没有了定论，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在历史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是预先设想好自己所要追求的“主义”，界定好自身的政治定位和发展模式，然后再来动员社会力量来追求既定的“主义”和发展模式。

但从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抛弃了这种完全自上而下的做法。尽管中共还在提马克思主义，但自邓小平以来，“实事求是”早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代名词。

应该强调的是，这段话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党”和“发展”（道路），这些都是中国政治中最为敏感的词汇。即使社会层面或者党内有争论，一旦体现到党的文献中时，就是“既定”的了。

现在，这些关键政治概念和“什么”、“怎样”等疑问词联系在一起了。就是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党”还是“发展”模式，都不是既定的、固定的，而是具有开放性的，向未来的开放。

从探索未来的角度，更容易理解胡锦涛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的意义。

经济转型带来严重后果

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巡”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急剧转型。这个转型就是从从前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具有双重的不确定性。一是这个过程的不确定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其二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人们知道西方理想类型的市场经济如何，但并不知道市场经济生长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后会演变成怎样。

但不管有怎样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就是“彼岸”。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探索，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市场制度及其这个制度下运作的市场经济。

然而，不可否认，正如十七大报告所坦言的，这种转型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环境急剧退化、党政官员腐败等等。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就中国的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一旦主导中国改革，财富创造加速，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更快。很少一部分富裕了，但穷人也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早年所倡导的“一部分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后半句就变得飘渺起来。

左派对此的激烈回应也因此很容易理解。作为社会正义化身的毛泽东主义开始回流，并且在一些社会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些老革命家、退休老干部面临的社会现实与他们想象中的理想背道而驰，也因此纷纷以各种方式上书请愿，要求中共中央反思邓小平，反思“三个代表”。

利益和思想的分化和政治化，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具有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个挑战是中共领导层必须面对的。在今年三月“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前夕，总理温家宝以个人名义发表五千字长文，来阐述发展、效率与社会正义公平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为“两会”的政策讨论定一个基本调子。

确立了转型的“彼岸目标”

这次十七大报告也同样回应存在于社会中的争议，并且对中国发展模式作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正式成为中共的官方论述。

从这方面来看，十七大报告是一个人本社会主义文件，与前比较，十七大报告是对人本社会主义最为哲学化和系统的论述。

在很大程度上说，人本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人本社会主义最为简约的表述就是“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老左派怀旧，新左派强调分配。但很显然，无论新左派还是老左派，其道路很难行得通。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中的社会，很多问题因为转型而产生，也必须通过转型而得以解决。

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一旦发展中断，不但现有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无穷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同样，片面强调效率和利益的自由主义也行不通。

光有效率和利益，牺牲了社会正义和环境，社会稳定必然成为大问题，发展的可持续性也会成为大问题。

人本社会主义则是超然于左右派之上的第三条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由财富的高度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是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前提条件，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保障社会正义和公平。有发展，有社会公平，才会有社会的和谐。

那么，如何协调发展和社会正义与公平呢？这是十七大报告要回答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也不难看出答案：那就是通过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而达致社会正义和公平。

报告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十七大报告中使用“民主”这一概念，达数十次。尽管中共官方文件历来都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但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联系起来，十七大报告还是第一次。

十七大报告也因此开始了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探索。尽管报告也涉及到了一些政治改革的内容，如党内民主、法治、基层民主等等，但重要的并不是十七大报告提了些什么具体的推进民主化的举措，而是为中国政治确立了转型的“彼岸目标”。

邓小平把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彼岸目标。市场的引入导致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的“此岸”过渡到市场的“彼岸”。

现在十七大确立了中国政治的彼岸目标，尽管这个过程也会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展开，但只要有彼岸目标，无论国家、社会和政党，发展道路就变得明朗起来。旗帜是一个转型政治所最需要的。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