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

《往事》编者的话：近现代中国之转型，既漫长又痛苦，如同一个人辗转于噩梦之中，每当他自以为醒来的时候，却正是另一场噩梦的开端。所有的希望和预设，统统转化到反面。正如朱厚泽先生所问：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

朱厚泽先生的文章，就是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文章指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在一起”。

对于中国的选择，更为复杂的是，任何一种普适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自然有着不能省略的脉络和过程，不可避免地沾有现实的缺陷与罪恶，比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与对外的条约体制。此种二重性无疑影响了中国对世界的判断与道路的选择，而资本主义因其内在与外在矛盾所导致的危机与条约体制的崩溃，更从负面加深了这一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的“错位”。其具体表现是：当中国面临选择的机会时，资本主义却暴露出它全部的缺陷与罪恶；而当资本主义克服了危机获得发展时，中国却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这一错位还表现在观念的选择上，用以预设中国未来的，却是源自西方的、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二手”理论，而中国无论从任何方面讲，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走笔至此，编者不禁感叹：对于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从未经历，却似乎什么都“见识”过了）。结果造成了心理错位：自以为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先进制度，等到回过神来，却发现已经严重滞后了。

大梦方觉，回过头来恶补资本主义，又造成了新的错位：经济开放和政治封闭。而此时的政治封闭并不是坚持什么“基本原则”，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特殊利益。其结果是，既没有资本主义所宣示的自由与宪政民主，也没有社会主所标识的公平与社会正义。因此，无论是姓“资”姓“社”，它都是最坏的那种。

但无论如何，走回头路已经行不通，不往前走也行不通。欲打破僵局，需要有超越性的思考和求真务实的勇气。本文以不长的篇幅梳理了中国的来路和走向，充满着深刻的洞见，其最后提出的“五个一般”，不但是历史的总结，也是中国未来的方向。所谓一般，就是作为衡量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标准，不论有何“特色”，概莫能外。

问题在于，中国似乎又到了选择的关头，它会不会再次错失机会？

朱厚泽：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

一 、宏观观察的框架

如何观察分析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来龙去脉、发展趋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潮流出现了大变动的背景下，我们形成了如下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大体的表述如下：

在三大潮流的冲击下，三种经济形态并存，两大社会文明转型，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在时空两个方面，被压缩、叠加到一起，从而形成当今中国极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景观，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潮流冲击、三种经济形态并存、两大文明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这里讲的 “三大潮流”，是对当代全球主流趋势的简要概括，即：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这三大潮流的冲击，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

全球化、知识化和民主化，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大潮流，它的动因、它得以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组织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多元化，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三种经济”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民族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大体上前后相继的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即：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两大文明转型”就是指：一、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趋于成熟。二、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我国选择了一条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限制和取消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私营民营经济，压制民间社会力量，去推进我国的初级工业化，即人们长期讲的“国家工业化”、“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农村公社化”。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和社会持续文明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国有制向民营为主的复合所有制，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二元结构……等等，这样一系列深刻的基础性、制度性转换的过程中。

这个转换既是经济社会制度的转变，又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改革开放使这种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规则的束缚，行程艰难而无序。这个向市场化、民营化、城市化转换的进程，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还远没有完成。

正是上述各种社会运动、历史潮流、深层变革、现实力量在世纪之交的汇聚与叠加，构筑成当代中国“社会舞台”的演出空间。

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和渗透，难解难分。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如果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展开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与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和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丛差距与对立。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讨论的中国近现代的路径选择，就是指在脱离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艰难曲折中，实际作出的这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组织制度和发展路向选择。

二、 形成中国路径选择的本土原因

中国路径的选择，是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这种具有长期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政权机构，重农抑商的传统的经济政策，盐铁专卖等传统的官家垄断，君臣父子、三从四德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本土条件，使得我们在接受人类进步和近代事物的变迁时非常困难。当然，鸦片战争打起来以后，你还闭着眼晴，那不可能。那么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船，看到了炮，于是就认为挨打是因为我没有船，没有炮，所以就走洋务运动这条道路。但是在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上还是死死地顶着，不接受，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了买船、买炮，特别是为了造船、造炮，当然要改教育，要学新知识。但是在办新学以后，是把西方的东西仅仅当作一种工艺知识、技术知识来接受，对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它的文化理念，长期搞不清楚，知道了也抵制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进一步改革和创新，要使新的文明在我们国家成长发展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

三、 中国路径选择的国际背景

整个二十世纪以二战为标志，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半期，到处充满着矛盾、冲突、危机、革命和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人类牺牲之惨烈，文明破坏之惨重，确是史无前例。后半期，经济起伏波澜不断，但全球性的持续经济危机没有发生；局部危机和局部战争断断续续，但全球冲突终于没有形成；冷战对峙长期存在，有时达到热战边缘，但终究没有发生大战。

到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冲突、革命和世界性战争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冷战的终结导致和平和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着产业革命的进程，促进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推动着人类文明从工商文明向新的智能文明转变。

面对二十世纪前期的那场大的灾难和危机，人类在应对上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思潮和制度的选择。这里讲的思潮，不是思想家、学者书斋里的学术思想，而是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这些思潮都有大量的人群跟随，席卷过大范围的国家和地区，形成过大规模的运动，建立有强大的政党，掌握各国家政权，形成过各个国家的一些制度。

第一个，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其后继的斯大林主义制度。这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仍以农民为主体，具有强烈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中，借助西欧十九世纪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料，在以俄罗斯革命知识份子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工党激进派的领导下产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空前的灾难，严重饥饿，人民普遍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紧急形势下，通过城市人民起义和军队倒戈来夺取政权，依靠直接暴力手段，建立严酷的革命专政，自上而下强行实施农业集体化和粗放工业化而建立起来的，具有强烈国家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路线和国家制度。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这种思潮扩展到东欧、东亚以及其他地区，它们取得政权的路径各有不同，但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大同小异。这些特点是：一、经济上全面的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行快速赶超的粗放工业化；二，政治上实行领袖个人独裁、一党绝对统治、直接凭借暴力的集权专制；三，在文化上是强烈的个人迷信和一元的、封闭的斗争哲学，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四，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虚构理论为前提，在对外关系上拉拢不发达国家集团，严格控制“大家庭”内部，冷战对峙并且号召、支持、输出和发动世界革命。

第二个，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及其制度。二十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渊源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这一思潮的继承和延续，它兴起于一战后，发展成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二战以后，它们在一大批国家掌握政权。

在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约二十几个国家是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它们的群众基础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它们的政治路向是争取工人和广大中间阶层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议会的多数以掌握政权，依法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工人和中间阶层的社会经济政策，促使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分配税收制度的改革，以限制资本的利润和剥削，提高人民福利，逐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使用革命和暴力。它的纲领是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四大民主。混合经济，福利社会，人民运动，是它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和平、民主、改良、渐进、福利、公正、稳定、文明是它社会的显著特点。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名目繁多，但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他们共同的东西，所以到了九十年代，欧盟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