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探寻“第一推动力”

《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2期上，刊有陈蓉霞教授题为《当务之急：道德重建，还是制度完善？》的一篇文章，阐述了她迥异于此前秋风先生在2月8日《南方周末》撰文呼吁“眼下中国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的观点，认为制度较道德更为重要。但是陈蓉霞教授在文中谈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回避不了的问题却是”：“从源头上说，良好的制度从何而来？若现成制度对于在权者意味着巨大的既得利益，那么，改革制度的动力从何而来？这是否意味着不得不祈求道德的出场？因为对既得利益的摆脱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需要个体具有道德上的远见和勇气。”

接着陈蓉霞教授引述了陈季冰先生的一个观点，后者在承认制度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制度的改革或许需要某种“第一推动力”，那就是来自关键决策人物的推动。陈蓉霞补充说：“我们有理由期待：当人群中哪怕是个别道德感较强的人恰好出现在某个关键决策部门时，他也许会给我们的制度改革带来关键性的第一推动力，正如邓小平对于当初的改革开放所起到的关性推动作用一样。”

关于道德与体制谁更重要、以及孰先孰后这一类“鸡与蛋”关系的问题，不妨由学者们继续争辩。不过，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今日中国，“第一推动力”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具体化为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第一，“盛世变法”是否可能及必要；第二，“个别道德感较强的人”能否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版图中“恰好出现在某个关键决策”位置；第三，这个“道德感较强的人”能否真的有勇气并成功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一

第一个问题也可以更通俗地表述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可能及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绩。虽然这种发展带有种种的缺点和弊端，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大大提高了广大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了中国的世界影响。目前，中国经济的这一发展势头仍很强劲，而且可能保持较长的时间。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盛世”。

揆诸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变法”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都发生在“危世”。这些朝代，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和敌对势力巨大的挑战与压迫。此即为梁启超所谓面临着一个历史的“变局”：当此变局下，不变法不行了。虽然改革阻力强大，胜算不高，成功或可重生，失败反速其亡，但不改革则必亡无疑。

构成危世的关键因素，是整体经济的凋敝与破产。如果国民经济还有一定活力或能够勉强维持，国家财政虽然窘迫但还能够勉强平衡，那么，我们还不能说这个国家处于危世，因此变革的条件也不一定具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还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没有成为其桎梏时，变革的时代也不会到来。

回到现实的中国。我曾经在拙文《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如何做而是何时做》中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其中之一是在经济濒于崩溃边缘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起飞的巨大成就，已经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统治的合法性。只要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政治改革的过大压力。这时中国的弱势群体只要还有一碗饭吃，中国的中产阶级只要还在分享这种增长的好处，就不会有巨大的社会动荡，就不会危及现有的政治体制。而只有到了经济支持不下去了，人民要造反了，按照吴思先生的定律，这时社会力量的对比才会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强弱易势，暴力的局限性也显示出来了，既得利益集团才能被迫进行改革。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沉疴在身的国家，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这种盛世也不会持久下去，必然病入膏肓，转为危世。这是由这个制度本身内在的特点即矛盾所决定的。就是看中国目下的经济发展，也带有极其野蛮、扭曲和原始的特点，因而是不能持续的。问题不在于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在于这种科学发展观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的必然不能落实。这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等到矛盾引发危机，即转入危世时才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其代价和成本就太大了。

如果把经济状况作为判断盛世和危世的标准，那么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现代世界，会发现若干盛世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和地区，如土耳其、西班牙、台湾地区。他们的民主化改革，并不是因为经济上面临危机和崩溃，甚至如台湾、韩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后才转向这一改革的。正如亨廷顿所总结的，民主化改革的一般条件是诸如经济发展、城市化、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知识与教育的普及与提升、公民价值观和态度的发展等普遍的因素。由此看，民主化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而并非仅仅是社会危机的处理方法。

因此，只有“危世”才能进行“变法”，是一种并不完全正确的概念，它不符合当代世界的发展事实。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由于民主的理念和模式深入人心，那些先行者又提供了榜样，更由于民主化是内生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要求，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的民族，必然会选择在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社会代价最小的时候进行这一改革。这也是一个规律。马克思当年所断言的“变革规律”，实际上是一种“革命规律”，而不是“改革规律”。那种“穷则思变，就革命，就造反”只是适用于古代改朝换代式的王朝更替，和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取代老的社会形态的革命。即使我们把它应用于改革，也只有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所谓“更宽泛”，是说在历史的座标中，这种政治改革会更有效地促进经济的良性和持续地发展。当21世纪，人们更自觉地认识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时，对于这种规律的自觉实践，表明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性程度和道德觉悟，也就是成熟程度。

盛世变法，当然有更多的优点。最基本的，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不但使政治改革的任务和条件自然地形成，而且使得全社会对改革成本的整体承受力增强，各阶级、集团的矛盾程度不至于过度尖锐，彼此间的利益共同点较多，因此利益调和的空间也大，同时，改革主导者的决策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都大。如果到了山穷水尽的危世甚或乱世，再来改革，虽然全社会认知的一致性会增强，但经济上跋前踬后，社会冲突此伏彼起，改革措施回旋余地小，风险会更高，成本会更大。当然，在盛世变法，也有缺点，比如它可能造成强势利益集团对改革的过大影响，从而使改革变形，造成诸多后遗症。这一点，我们从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二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个别道德感较强的人能否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版图中恰好出现在某个关键决策位置”的问题，大概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没有这种状况，那“第一推动力”的前提就不存在。

在拙文《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如何做而是何时做》中，我也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排除“经济濒于崩溃边缘时”进行的另一种可能：即“出现了蒋经国式的人物时”。我曾撰文《从刘亚洲想到蒋经国》，就蒋经国先生在台湾当年政治改革中的作用做了稍微详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蒋经国，就不会有台湾的政改。但在将目光从台湾收回大陆时，我以为我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况且，陈奎德先生说得对，中国大陆与台湾有相当大的不可比性。不但台湾，那些在盛世进行变法的国家如土耳其、韩国、西班牙，等等，它们都具有中国完全没有或基本不具备的一些有利条件，如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宗教的力量，改革主导者的权威，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组织的一定的干预。但最根本的不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保持了一定的完整性，其中既有本土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传承，也有西方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部分的吸收，因而适宜于造就伟大领袖人物。这种伟大的领袖人物，既具有极强的道德感，也具有先进的文明观。而且，在这种道德的整体社会环境下，这种伟大的人物可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习俗的官场生态中，得以“恰好”出现在“某个关键决策位置上”。这样，“第一推动力”才能有现实的主体凭籍与依托，才不是一个虚幻的、给了世界第一推动的“上帝”。

这时再来看中国大陆，我们痛苦地看到，这个条件大概是最为欠缺的。近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挞伐和对作为这一文化传承的人格象征的知识分子的围剿，使得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道德担当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且薪火不传。又由于以下两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破灭，以及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最野蛮、最原始的部分的席卷，使得国人心性中的动物性基因疯狂张扬，全社会出现了普遍的道德沦丧，使我们基本上在官场上难以发现具有优秀人格的人物还可以上升至政治的最高层，甚至就如我多次说过，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下，清官都难以在官场生存。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胡温的出现，带给我们的惊喜是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的。在胡锦涛和温家宝身上表现出的崇高信仰和道德水准，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这是一个奇迹。胡温新政表明了胡温的崇高的道德情怀，使得那些认为已然“礼失求诸野”的悲观者如我，突然看到了在庙堂之上，其实也有一种伟大的人格在引导中国的走向。也许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胡温成长的年代还未断绝，也因为胡温独特的成长经历，因而塑造了他们这种伟大的人格。但他们“恰好”出现在“最关键的决策位置上”，这并不是一种普遍和必然的现象，实在含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因此我往往以手加额，感谢上苍。

我过去和许多人一样，曾经以为胡温只不过是过渡性人物，我把不大的希望寄托在“太子党”中的少数优秀者身上，而后者大概会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但是胡温新政的缕缕清风让我们眼前突然一亮，原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看来，胡温其实已经具备了“第一推动力”的道德水平和执政智慧。因此，我认为胡温完全可以成为那个施加“第一推动力”的人物。

三

现在来说第三个问题，即“这个道德感较强的人能否真的有勇气并成功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问题中其实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他能否决心做，二是他能否成功。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勇气，并不仅仅关乎道德。作为一个政治家，道德感固然是重要的，但这只是一个基础和前提，他也要恰当地判断形势，精确地分析这个任务的可行性，以及实行变法时的策略。换言之，政治家考虑的不仅是道德上的公平正义，他还要考虑成败利钝。因此，当条件不具备时，他不会鲁莽操切行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其复杂性、艰巨性而言，恐怕在世界历史上无出其右。除了中国疆域广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和差异巨大这种基本的国情特点之外，从民族整体的思想观念看，中国既没有对西方文化主体思想的充分学习而形成的现代文明的认知基础，也没有宗教的辅助资源，同时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官僚集团还是资产阶级集团）一方面由于体制的滋养十分强大凶悍，另一方面它们总体上都因缺少教养而更加无耻和贪婪，也就有着更大的盲目性和愚昧性。虽然改革的领袖人物出于崇高的愿望愿意割舍自己的既得利益，但他的同志们却不愿意这样做。而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和阶层，其实正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而中国极左的残余力量，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重大失误，使其忽然有了社会公正“斗士”的角色优势，似乎找到了重振的希望，也往往形成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干扰。以上四个方面，使得中国没有形成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虽然自由、平等、民主的愿望朴素地存在于哪怕是最贫弱的公民的个体心里，但是，由于多年威权统治和政治国家的无微不至的渗透与干预，也使得中国人民的民主素养和民主技能比较低下。

中国政改的艰巨性还在于，它是一个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改革。改革必须自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并且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改革不能影响中国的稳定，不能造成经济的滑坡，更不能造成国家的分裂。

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是道德感之强烈如胡温，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上也不免要踌躇再三。甚至他们连民怨沸腾的官员也就是政府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滥用）也未能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这里并不完全是一个道德勇气的问题，也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不过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之后，时机应当是基本成熟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在现有格局下走到了尽头，如果想有根本性的突破，只有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要步入科学发展的理性轨道，也只有依靠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的道理可参看笔者《政治体制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