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胡温改革：新的共识 新的走向

2007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发表文章，重申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在随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表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国政府的这一宣示，距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隔整整20年，在指导思想上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1987年，在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中共十三大确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一时期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从十三大到今年将要召开的十七大，中国在经历了20年的改革发展后，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一方面，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成就了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阶级分化的急剧加大，造成社会矛盾冲突日益尖锐。此时的“初级阶段”已完全不同于彼时，执政党高层审时度势，重新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在政策原则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从“拉开收入差距”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改革思路上的跨越性变化，经历了怎样的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这一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拐点，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胡温改革：新的共识 新的走向――专访政治学者王绍光

专访者：玛雅

访谈时间：2007年3月

访谈地点：香港

早期的改革共识破裂，新的改革共识形成

玛 雅：为什么在现在重新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跟20年前有何不同？

王绍光：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在新的改革共识的背景下加以理解。现在偶尔还会听到这种说法：处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就是要发展经济，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发展中带来的问题。但更多的说法是，不能以经济增长为惟一目标，还必须追求社会公平，追求生态平衡。前些年，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带来大家共同富裕，是一个改革共识。这个共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存在了将近10年。当时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出来，社会还没有太分化，大部分人都接受“发展是硬道理”，也可以期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整个九十年代是一个困惑期。九十年代初期暴富还不明显，也没有一个特别惹眼的先富群体，所以早期的改革共识还能维持。但是已经有人提出疑问：经济增长就一定能带来共同富裕吗？效率优先就一定能兼顾公平吗？我最近编自己的文集，我在1993－1994年写过一篇文章，说不能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当时还有其他人很多人，尤其是下岗工人，都提出了质疑。这个时候早期的改革共识受到了质疑，但是没有得到修正。“效率优先”的提法一直到十六大以后才真正得到修正。

直到最近几年胡温上任以后，才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改革共识：不能以效率优先为惟一目标，不能以GDP为指标，要兼顾公平，兼顾生态环境。现在上层领导、下层老百姓、左中右各派大都接受这种新的共识。甘阳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对新的改革共识有精辟的分析。他说：“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新的改革共识的背景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调整指导思想，推出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地区发展失衡、贫富悬殊过大、生态环境恶化、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矿难、房价、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这个新的改革共识在未来的三五年还会得到加强，应该可以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能也要从这种新的共识来理解。

玛 雅：学界有人认为，早期的改革共识破裂了，但新的共识并没有形成。

王绍光：学界有些人还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能太多兼顾公平，这个应该是长期的。但他不能再唱太多的反调，很可能引起网民群起而攻之。新的改革共识形成后就变成一种压力，这就是新共识存在的意义。有些学者则发生了变化，从对以前改革共识完全支持，到目睹社会出现的乱象，产生质疑，到现在拥护新的改革共识。前两天我碰到一个熟人，原先是个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跟我说，胡温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事情发生了变化，非常好。你很难想象他能说出这个话，他平常谈的就是西方哲学那些东西。

总的来说，新的改革共识已经基本形成。从“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论”、盲目追求GDP增长，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如果没有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反思，没有新兴与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没有社会要求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强烈呼声，政策导向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是难以想象的。

玛 雅：早期的改革共识带来了一些问题，受到质疑。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和新的政策的推出，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突破？

王绍光：邓小平早期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基本上是假设，没有说清为什么会共同富裕，但你可以想象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先富起来的人有带头作用，给后来的人做榜样，后来的人也勤劳致富。再一种可能是，先富起来的人把饼做大，然后给穷人分。这里又有一个假设，就是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觉得需要的时候就让富人分给穷人，没有想富人会不会反抗，保护自己既得利益。邓小平没有具体讲，留了“悬念”。他只讲的一个是现状、一个是目标、一个是不这样做的可能性，说如果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地区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我们不能期待邓小平能够预测一切事情。他跟毛泽东有些不一样。毛泽东对两极分化非常敏感，问题还在萌芽阶段，还没出现，他就用非常的霹雳手段来处理。比如文革时，他判断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党的手里，其实那时候的党政干部还是相当清廉的，跟人民群众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但他已经看到这种可能性，就发动文革，用非常激烈的手段来处理。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信心的，他对这个政权非常有信心。他觉得，我现在让你们先富，你们富了以后能不照顾其他人吗？他是有这种铁腕的，而且他也敢用铁腕，“八九”他就用了。但是到1997年，他认识到很多事情不是他所想象的，这个党本身可能会异化掉，党内很多人会站在共产党不应该代表的阶层一边。他逝世前跟他弟弟邓垦谈话，看到问题的严重性，需要解决，但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已经有点儿晚了。

期待邓小平在20年前就能看到今天出现的问题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就跟我们今天也不一定能预测20年后会是什么情况。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是早期的改革共识没有应应时局及时变化的结果。如果在1993－1995年就往新的改革共识方面转，那么代价就会小得多。但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原有的改革共识被推到了极致――减员增效、抓大放小，让将近6000万人下岗。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做不公平，但只有用这种方式把那些冗员减掉，整个经济才能有效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经济搞上去。结果，在应该往这边转的时候往那边转了，但转完以后的结果，我想是大大出乎当时领导人的意料的。五六千万人下岗带来的社会问题，各种各样的不稳定的迹象，到1990年代后期已经非常清晰。

中国还有一批共产党人，还有社会主义的理念

玛 雅：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超出邓小平的预期，出现了先富阶层和弱势群体，社会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先富阶层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弱势群体通过抗争事件表达强烈不满。中共高级官员中很多人的家人和亲友，通过政、商、学等不同途径，已经步入先富阶层，甚至暴富阶层，造成领导集团的一部分已经融入利益集团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强调邓小平“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没有维护执政党的合法地位的考量？

王绍光：如果那样分析就太简单了。为了保持社会安定，保持自己政权的稳固，推动惠民的社会政策，大概所有的统治者都会做，不管民主的不民主的、西式民主的非西式民主的。当年德国俾斯麦就是出于这个考量。他说得非常清楚：我推出社会政策就是为了抵御社会主义的挑战。俾斯麦是世界上最早推出社会政策的政治领袖。但我相信，中国并不全是这样。中国还是有一批共产党人的，还有社会主义理念。这个理念有些时候可能被忘掉了，但有时还会想起来，还有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遗产。

你看其他国家社会政策的历史，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中国社会政策在严重的贫富分化刚刚冒头不久就开始出现，其发展速度之快，而且制度化之快，是世界上少有的。这个纯粹用加强统治来解释，是解释不清的。比如，有人批评说，中央把好事一次做完了。这是纯粹从统治策略出发看问题。真正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应该是采取马基雅弗利的方式，细水长流，今年给一点好处，明年再给一点好处，或者隔两三年再给一点好处，这样还更容易一点。中国的社会政策出现这么快，且不同的政策接连出台，如果用马基雅弗利那种想法考虑问题，会觉得这很蠢，怎么能这样做？但中国快速推行社会政策，面越铺越开，钱越花越多，受惠的人群越来越大。这如果不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层里还有一部分人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话，是很难解释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社会主义遗产。我在OECE 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对不同国家的人认为自己国家不公平的比例做了个比较。美国的不公平水平其实跟中国差不多，但美国大约40％的人认为美国社会不公平，而中国有80％的人认为不公平。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基尼系数比中国还高，非常不公平，但在香港不平等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香港没有社会主义传统，老百姓不期待政府做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有相当强的社会主义遗产，这个遗产要表述出来。以前没有渠道，很难表述，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个阶层的老百姓突然找到了一个媒体，都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批评户籍政策，批评农民工的待遇，批评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巩献田说互联网有共产主义的因素，我也同意。中国用互联网的人1997年是63万，2002－2003年超过2000万，现在是1.4亿。我把2000万人看作一个台阶：2000万以下时，大部分人都属于精英阶层；2000万以上时，就开始普及到其他阶层了。2002年以来，互联网上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三农”问题等，陆续都变成了国家的政策。老百姓中的社会主义遗产找到一个新的表达的平台，国务院早已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每天编互联网摘要，老百姓的意见可以反映到中央决策者那里去。

把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对政府的做法就解释得比较清楚。还得再加一条，就是为什么政府有能力这样做。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国家能力”。以前政府没钱，现在有钱了，有钱就可以办事。现在财政收入差不多达到4万亿元，一年还可以增收几千个亿。虽然很多人反感税收，但是没有税收的话，不论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多么善良，也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只有当政府既有意愿又有能力的时候，社会政策才会推出。

玛 雅：谈到社会主义理念和遗产，胡锦涛主席最近出访俄罗斯，去了列宁当年就读的喀山大学，参观了他上过课的教室，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王绍光：我想是的。海外有些人说，胡温这一代可能是最后一批社会主义者，我相信不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