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伟：站在21世纪看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重要问题。已被人们认可的主流观点是：改革是促进发展的动力，发展是目的（标），而稳定是推进改革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观点从一定时段、一定着眼点来看，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任何有道理的观点同时也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

站在21世纪的高度且用辩证的方法看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时，就发现三者完全可以相互转化。在一定的时段是“稳定压倒一切”，在另一时段就可能是“改革压倒一切”了。当着我们说“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那是因为不稳定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不稳定的社会局面使改革和发展难以进行下去；当着我们说“改革压倒一切”的时候，那是因为改革旧体制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改革不但无法发展，而且难以稳定。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稳定是改革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也可以说“改革是稳定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着我们说“稳定是改革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时，那是因为没有一定的稳定环境，改革和发展就无法进行；当着我们说“改革是稳定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时，那是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制约稳定和发展的因素，才能促进发展和求得长远的稳定。一般来说，发展是目的（标），这是对的；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稳定也是目的（标），哪一个人愿意在动荡的社会局面下渡过自己的一生呢？哪一个人不愿意生活过得安定呢？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比较而言，稳定是相对的，发展是绝对的。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原始部落到现代社会，就是一部不断打破稳定、不断追求发展的历史。人们在自然本能和社会性需要两种力量的推动下，总是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总是希望有更好一些的生活和活动条件，总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因而总是奋斗，在不断超越已有的条件，从而构成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人们固然追求稳定的生存条件，但人们又总是不自觉地打破已有的生存条件，因而稳定状态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且看似暂时稳定的状态实际上也并不稳定，因为表面的稳定中孕育和发生着变化。就人情而言，人们总是希望在稳定的环境下求得发展，一般来说，稳定的环境也确实有利于人们的发展，但人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要打破已有的稳定环境，也就会发现，原来稳定的环境早已不存在了，人们又面临着建设新的稳定环境。从另一方面看，稳定的环境固然有利于人们的发展，但在一定情况下，也就是当着人们非打破已有的稳定环境才能求得发展时，不稳定和暂时的失序不但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更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从特定社会时段看，人们完全有理由说“稳定压倒一切”，但从社会演变的总体进程看，则绝对是“发展压倒一切”。

在现实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拥有的利益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这一些人和那一些人、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看待改革、发展、稳定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就会有很大不同。假如是一些在传统体制下不但无法发展甚至无法果腹的人，那么这些人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时，肯定会将改革传统体制放在首位，往往自发地走上改革道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传统体制下的稳定对他们来说不但一钱不值，而且是桎梏；假如是一些深受传统体制保护和福荫的人，那末这些人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时，肯定会把在传统体制下的稳定放在首位，因为只有稳定才能保住他们已享有的福荫，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则很可能打破这种福荫，丧失既得利益和已有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会主动地走上改革之路，只能在大势所趋下被动地承受改革；假如是一些拥有丰厚的既得利益、权力和地位的人们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时，那末一般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要将稳定放在首位，他们推动或者接受改革的限度是不影响他们那既得利益、权力和地位，当改革的深入和他们的既得利益、权力和地位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以种种借口而且首先是以稳定为借口来阻滞或拖延改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充当改革的促进派，但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将改革进行到底，他们最担心改革引发社会动荡，因为动荡可能使他们的既得利益、权力和地位完全打破；假如是一些靠自己的能力和经营挣饭吃、没有什么权力和地位的人们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时，那末一般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希望将改革放在首位，因为改革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发挥能力、发展经营的机会，而只有在发挥能力和发展经营的过程中，他们才会拥有更多的利益，社会地位才能得到相应提高，他们中的多数人倾向于做改革的彻底派，他们不怎么担心改革引发社会动荡，当然社会动荡对他们的经营可能造成伤害，但更可能带来很多的机会；假如是一些有既得利益但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的人们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时，那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倾向于在改革和稳定之间找平衡，这部分人一方面希望推进改革，因为改革可能给他们带来改变处境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担心改革伤及他们那一点既得利益，他们最希望既能保全他们已经拥有的那一份又能得到新的发展机会，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则倾向于将改革放在第一位，这部分人也同样希望保全他们那份既得利益，但他们更看重改革可能带来的新机会，他们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已拥有的那份利益不相称，旧体制亏了他们，而只有通过改革创造新环境，才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大的发展，如果为此必须牺牲那份既得利益时，他们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当然，这只是相当抽象的概括。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成员构成的复杂性，人们在面对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选择时，心态和取向十分复杂，理解也很不相同。不但这类人和那类人、这个群体和那个群体、这个阶层和那个阶层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同类、同群体、同阶层的人也会有许多不同。当然相同之处也有，就是大家都愿意发展，都愿意过得更好。

从历史上看，大凡在变革时期，统治者关心的首先是政权的稳定，而被统治者关心的首先是如何改变现有秩序。革命性的变革是这样，改革性的变革也是这样；由被统治者发动或主导的变革是这样，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推动的变革也是这样，甚至单由统治者发动的变革还是这样。因为对统治者而言，政权是第一位的，丢掉政权的变革对统治者来说只能是悲剧，即使这种变革对整个社会是喜剧；对被统治者而言，改变自身的命运是第一位的，如果稳定的变革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不稳定的变革就不失为另一种选择。如果不改变政权就能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那被统治者何乐而不为？如果只有改变政权才能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那被统治者理所当然要作出这种选择。对统治者所说的稳定，对被统治者来说不见得是好事，甚至完全相反。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而言，除非他们之间能达成某种妥协，能兼顾双方的利益而被双方接受，不然是选择稳定还是选择变革，是选择稳定中变革还是选择变革后稳定，并不是由他们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双方的力量以及其他力量通过反复斗争才能决定，最终由历史的潮流来决定。另外，对统治者来说，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不仅会主动搞改革，还会主动挑起事端来破坏社会稳定。清朝末年，清政府先是支持康有为全面推行变法，当它意识到康有为的变法可能伤害“大清统治”时，便毫不犹豫地首先主动制造动乱，运用武力镇压了这场本来是稳定的变法，而保住了政权的稳定。后来面对革命党人的活动，清政府一边用武力镇压，一边搞“预备立宪”。换句话说，也就是一方面用武力来对付革命的动乱，以保持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又祭起改革的法宝来缓解矛盾以求得社会稳定。结果这两手都没有取得效果，大清王朝最终还是没有稳定住。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建国成为民心所向，国民党蒋介石也摆出一副和平的姿态，而且通过谈判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和建国纲领，但由于这些协议和纲领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映了民主宪政的要求，为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所不容，于是他不惜撕毁协议，主动挑起内战来维护一党一已的统治，结果却加速了政权的垮台。临近末日之时，蒋介石又祭起“和平”、“稳定”的法宝来麻痹人们，但没人再愿上他的当，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便把他赶到了台湾。

从政治意义上来说，稳定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指政权的稳定，另一种是指社会的稳定。政权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等于社会的稳定。有的政权不稳定但社会却基本稳定，例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一个时期内政局更迭的很厉害，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但日本的社会却很稳定。有的政权稳定但社会却并不见得稳定，例如大跃进时期的政权稳定，但很难说当时的社会稳定，文革时期的政权其实也是稳定的，但却出现了社会性的大动乱。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中国的社会可以说始终不稳定，但政权却不能说不稳定。政权的稳定是指某种统治形式或统治集团的稳定，而社会的稳定是指社会流程和社会环境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比政权的稳定具有广泛的多的意义。政权的稳定肯定有利于统治者，但却不一定有利于广大民众，社会的稳定不一定就是统治集团的稳定，但一般来说有利于广大民众。所以，当一些人强调稳定时，那么就首先有必要弄清楚这个稳定的含义，他（们）所指的稳定是什么样的稳定，是指政权的稳定还是指社会的稳定抑或是兼而有之的稳定？是有利于一些人的稳定还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稳定抑或是都有利于的稳定？是有利于发展的稳定还是有利于落后的稳定？是有利于改革的稳定还是有利于保守的稳定，是有利于民主的稳定还是有利于专制的稳定？

所以，单说稳定不行，单说某种稳定更不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从秩序的角度看，农村社会是少有的稳定，但这样的稳定对农民而言就是桎梏。其实，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果从秩序的角度看不但经济稳定，社会更稳定，甚至超稳定。整个国家不但人员不流动，思想也不流动，人们的思维和行动都是统一的，都被规定好了，这还不叫超稳定？但这样的超稳定带来的却是人们普遍的贫困和压抑，这样超稳定的社会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显然不是好事。

从广义上来说，单对社会稳定与不稳定就可以有多种判断。如前所说，如果从一个接一个的左的运动、轮番折腾看，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国社会就很不稳定；但如果从秩序约束的角度看，那末除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间外，中国社会就不但稳定，而且是超稳定。从中国人的心态看，上街游行、示威、罢工就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但是从西方人的心态看，一般性的游行、示威、罢工是公民的权利，是民主社会的体现，甚至是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中国一些官员的心态看百姓，老百姓到政府门前上访聚集就是闹事，就是破坏社会稳定；但如果从公众的角度看官员，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更是社会稳定的败坏者。传统社会的看法是，杀人放火才是危害社会稳定，而执法犯法是执法部门内部的事；而法治社会的看法却是，执法犯法比杀人放火更危害社会稳定。传统社会的看法是，个体户抗税危害社会稳定，但部门乱收费只是违纪行为；而法治社会的看法是，部门乱收费比个体户抗税更可怕，更危害社会稳定。如此等等。

所以，不但这样的稳定和那样的稳定不同，不但稳定与不稳定的利弊相当复杂，而且对稳定与不稳定的判断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处于变革时代，这些问题就更为复杂。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如果我们老是把稳定放在第一位，如果老是围绕是否影响稳定考虑问题，那就无异于作茧自缚，人为延缓改革，延缓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特别是需要警惕一些人以稳定为借口来拖延改革，甚至阻挠改革。

走在新世纪，要实现体制创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更为紧迫和重要的是“改革和发展压倒一切”。进行史无前例的伟大革新，绝对稳定不可能，有点震动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要把握住度，掌握好改革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