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中共近年来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课题，并将此提高到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如何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其中一个方面当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意识形态目前的贫乏甚至衰落状态不能得到改变，执政能力的提高将会是非常困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软力量，就会出现执政成本高、效率低的情况。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意识形态治国，意识形态的使用走到了一个极端。当时，意识形态不仅指导国家政策制定，衡量党政官员的忠诚，而且也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经济主义是新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求人们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另一方面，有关方面也担心意识形态作用的减弱将导致思想乃至行为上的混乱。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对抗从未停止。

19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带来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思想解放运动并不是说各方面对改革的方向有了高度的共识和一致性。在此之前，有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为了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政策。因为改革是当务之急，有效的改革政策很难产生于永无休止的争论。“不争论”政策很快就终结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

但实际上，在“不争论”的背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快在中国崛起，那就是经济主义，就是以不惜一切手段对财富的追求。新意识形态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把社会各界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引领到经济领域。以经济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机和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不时地表达于主要政策话语上，如“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等等。

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基于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客观地说，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一旦经济主义和物质利益走过了头，很多问题就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社会乃至政治准则。没有了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社会整体道德急剧衰落。加上法制的不健全，各个社会政治角色之间（如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成员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几乎不复存在。政府官员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情况下，官员之间很难达成思想共识。对官员个体而言，经济主义很容易为其腐败提供合法的论证。对一些官员来说，以什么手段获取物质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再者，意识形态的缺失也导致了各级政府间难以达成政策共识。地方官员政策执行不力，甚至公然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这和意识形态的贫乏有很大的关联。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性。意识形态属于精神范畴，任何称得上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必须是超越具体物质利益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一系列政策上的大灾难。但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从此可以走入历史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很多政治实践都有复兴意识形态的作用。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讲政治”到后来的“三讲”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十六大以来，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关方面正努力构建一个以“和谐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复兴也符合全球化条件下的政治大趋势。因为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核心，各大国都在努力重建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曾经流行过“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但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中，这说法并非事实。美苏冷战不仅表现在军事上，更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后，西方又流行“历史的总结”的说法，相信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了，所有其他意识形态都走入了历史。但没多久，全球化、恐怖主义、文明的冲突又把意识形态争论推到政治的前沿。

从本质上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如何重建意识形态。如何重建意识形态是较如何发展经济更为困难的问题，也是更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有关部门作了很多努力，力图复兴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容易。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和革命哲学，而非发展和建设哲学。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改造成为一种发展和建设哲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应强调人类共享价值

也有很多人试图构造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其说是政府提倡所致，倒不如说是中国崛起的客观结果。因为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但从内外环境说，民族主义很难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时代，过度的民族主义就会催生大国沙文主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民族主义还是少数民族民族主义都要不得。

那么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呢？中国社会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是显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掏空了传统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很多方面，如对非制度化的人治的强调、愚忠、愚民、歧视妇女等等公共政策方面，人们看不到儒家文化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可以说，传统儒家可以复兴和提倡，可以作为一种生活和生命的修养，但远非一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最近中国有关方面正在讨论核心价值问题。可以把此看成重建意识形态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如何确定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由谁来确定？即使有了核心价值又如何提升到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悬而未决。

再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贫乏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要强调共享价值――人类共享的价值。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仅要针对内部国民，而且也要考量到其外在影响力。只有整合了内部人民核心价值和外部世界共享价值的因素，意识形态才能得以重建，也会展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