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

最近一段时间里，原本在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的自由主义趋于销声匿迹。中国自由主义的这个现状并不难理解。笔者曾经于去年6月6日在本栏论述自由主义衰落的几个主要根源。

其中包括中国本身就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改革开放后，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经济自由主义因为种种原因沦落为权贵资本代言人等等。

自由主义的失声只能表明其误入歧途，不再得到民众的支持。但这种现状并不表明中国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

恰恰相反，要回答目前中国改革所出现的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法还是要回到自由主义。但是，中国自由主义如果想要得到重生，就必须在中国的实践中重新建构自身。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光扮演一个反对角色，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不错，自由主义的确是制约权力的一种有效制度。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自由主义非常强调用制度来制约权力。

但是从历史上看，所有制度建设都涉及到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制度建设。并且，所有国家制度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

自由主义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但并不否认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多自由主义理论家都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精英统治。

经济自由主义也是这样。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抓住几个概念不放，如“私有产权”，“市场”和“效率”等。这些当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部分。但在现实经济生话中，并不存在着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描述的经济体。

现实不可改，理论应修正

市场经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历史发展的产物。如同政治自由主义没有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民主政体一样，经济自由主义也没有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市场经济体系。

各国的市场经济都是受制于本国的具体情况，例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很不相同，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在各国也不一样。

自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资本主义之后，所有资本主义市场国家都有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就是说，从经济实践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内在一部分。

欧洲各国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相当高，一些国家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甚至要比中国高。即使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尽管没有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社会主义，但在实践层面也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成分。

在中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处于一个对立状态。中国本来实行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左端。经济改革的定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以，在改革开放时代，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从一开始起就是和社会主义对立的。

在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去社会主义化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这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今天服务于权贵资本而失信于多数人民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没有能力来解释今天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会坚持说，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来运作，所以才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很自然，对他们来说，解决现存问题的药方当然就是自由主义。但是，当理论和现实不相吻合的时候，要修正的往往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任何一种主义如果不能解释现实，很难让人们接受其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过于脱离现实，把现存的制度和权力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经济自由主义又太过于现实，成为权威资本的工具。

要重新建构中国自由主义就必须把自由主义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或者从中国去过将近三十年的实践经验中去改造和发展中国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必须既能够解释中国的实践，又能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投入实践才能得到重生

人们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西方成熟的自由主义实践来衡量中国目前的状况。这样做并不公平，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实践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产物。

（应当再强调一下，这里所说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而非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理论上的或者教科书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和其历史性的理解并不很深刻。）

如果人们能够认真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践过程，就不难理解如何去重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了。

改革开放以来，从理论层面来说，没有任何中国领导人能够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但从实践层面，他们所实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

邓小平所说的“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和“摸着石头过河”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实践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的很好的一个表述。

尽管中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经济体，但很少有人会对中国的种种自由主义经济实践视而不见。

在政治上，中国也有很多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实践。应当指出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容远比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丰富。选举只是自由主义政治中的重要一环，但并非全部。

自由主义最强调的是法治建设和制度性参与，利益妥协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而妥协的基础是法治和制度性的参与。除了分权和自治，中国没有西方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传统。但社会经济的客观转型已经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实践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政治实践符合自由主义原则

各种政治参与实践如协商民主、基层选举和公民社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政治自由主义尽管强调个人自由，但它更是一种开放的政治实践和一种渐进的政治实践。

就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向任何有助于个人自由的方法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很多政治实践也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

强调应当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实践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并不否认中国的各种实践和制度建设还远离人们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的事实。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求中国自由主义者们或者那些要求中国发展出自由主义的人们，直面中国的实践。

中国自由主义只能产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自由主义是普世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放社会、渐进政治的过程中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由主义只有告别了过去，投入于中国本身的实践，才能得到重建和重生。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