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帛：台湾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启示

对于台湾正在进行的反贪倒扁运动，北京一直保持理性的静默。迄今为止，只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公开表态。

一是温家宝总理在芬兰访问时首度开腔，只有淡淡的一句“这是应该由台湾人自己解决的问题”，但透露出北京对倒扁运动的政策基调；二是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在答问时指出，大陆“不愿见到不幸事件的发生”，希望台湾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民众安居乐业；三是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再度访美并警告，北京忧心陷入绝境的陈水扁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让两岸关系再起波澜，盼美勿坐视；四是北京智库学者表示，倒扁运动失控的可能性不大。

北京冷静面对最新局势

归纳而言，北京不干预，也不希望出现失控乱局，更不希望台湾的公权力完全丧失，最大的担心是陈水扁在宪改问题上铤而走险。其基本的思考倾向是，失控的可能性不大。只要不触及《反分裂国家法》的底线，北京不愿意主动或被动卷入只涉及台湾内部政局的事务。

对此，我们曾经做出了正面评价。但是，为什么北京会有如此冷静的研判和对应呢？

首先，大陆制定反分裂法之后，对台政策出现了重大战略调整。“胡四点”出台，连宋相继访问大陆，两岸除政治之外的交流持续热络，双方综合实力此消彼长，加上中共对台决策和执行系统转换思维观念，实事求是精神的回归，都使得北京此次可以自信、稳健、从容、冷静地面对台湾局势。

其次，对于华人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国大陆诸多研究机构、学者专家，还处于学习观摩的阶段。决策当局对港台社会转型中的诸多现象，在理论和经验上都还比较陌生，甚至还有观念上的抵触。

在高度发达的资讯传播条件下，北京涉台部门以及学者专家，对台湾资讯的获得远比以往直接和快捷。尽管电视和平面媒体的报道未必能全面反应政治动态，但至少可以触摸到反贪倒扁运动的实质。

再次，笔者曾经在不同场合主张，应构建中国软实力或者“中华软实力”的内涵。北京不能对港台社会的变迁以及民主化的经验教训采取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言不及义的解读。香港的法治以及相对公正的营商环境在回归近十年之后，并没有出现退步；台湾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民主化转型过程中，不仅促使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促使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能量获得了极大的释放。

社会中最温和的力量

我们可以尽情嘲弄和批评港人参与政治的稚嫩和笨拙，但却不能否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过程中的守法与透明；我们尽可以将台湾民主政治中的粗糙、民粹主义、暴民政治的倾向视为反面教材，但无法彻底否认的是，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台湾，中产阶层参政的基本元素在不断彰显，并且已经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本特色。这个特色早在2004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中就已充分表现，此次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也正在凸显。

台湾是中国人社会或者华人社会民主化实践的先行者，人们期待这次由中产阶层为核心的反贪倒扁运动，能够自始自终在和平、有序、自觉、自律、非暴力的氛围下进行。

在和平、守法方面，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也许是值得肯定的经验。但台湾这次倒扁运动，其实也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性格。与以往的政治抗争不一样的是，这次没有任何政党的组织动员，大多是自发参与，，不再是单一的、以政治冲突和对决为职志的中壮年，而是上班族、退休人士、家庭主妇、年轻辣妹、穿着制服的公职人员、中学生，甚至是带着小孩的母亲。

他们是社会上最温和的一群人，正在以自发、自觉、和平和守法的方式，呈现公民社会最积极的性格。从某个角度看，这也突出了台湾民主转型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凯达格兰大道上反贪倒扁运动，包括9月15日的围城之战，是台湾政治的重要界碑。

港台政治进程提供诸多参考

在台湾战后政治史上，在二二八事件之后，从1979年高雄事件，到80年代中后期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一直到90年代初期的“野百合”学运、2000年以来的几次大规模抗争，都没有出现大规模流血冲突，也未曾出现过类似韩国、菲律宾、印尼、尼泊尔、泰国等亚洲地区军人干政和暴民政治的现象。在台湾，这些现象似乎都缺乏随时发生的基本条件。

细心的观察家注意到，大陆媒体这次倒扁运动的报道尺度，出现了极为有趣且细微的区隔：突出的是倒扁，忽略的是反贪。其中的意涵，值得细嚼。

2004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冒着酷暑，和平地表达了对董建华施政的不满，促使董建华提前离职；2006年9月9日，台湾百万人走上街头反贪腐倒扁。虽然组织者或许有深层的考量和意图，但如果也能促使陈水扁提前交出权力，那就将再次证明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社会，是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参与政治的目标，并在有序守法基础上，维护公民正当权益、扼制无能贪渎等不法行为。

对于其他地区的主政者，台湾和香港中产阶层以、市民大众自觉参与政治的表现，可以参考和借鉴之处甚多。这是笔者在台北现场持续观察之后的感受。也许是一家之言，但可以抛砖引玉，以便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读者诸君继续深思。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