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立法企业家与制度变迁

冯兴元：现在请秋风研究员，原来是独立学者，因为现在有单位，所以是非独立学者，公司研究员的身份，还有经常打的是华中理工大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今天讲的题目也很有意思立法企业家，欢迎。

姚中秋：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立法企业家与制度变迁，这个研究跟我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里有两个理论，分属于不同的谱系，我要把两个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比较准确地解释中国过去发生的制度变迁，甚至可以解释历史上所有制度变迁，它是一个一般性的制度变迁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立法企业家”的概念。大家都是做新闻的，都知道李德涛，他就是一位立法企业家。还有吴君亮，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创始人。他们所在的团队就是一个立法企业家，或者一群立法企业家。

立法企业家这个词是我造出来的rule―making entrepreneur。立法企业家是一个最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我之所以用企业家这个词，是取它的冒险精神，有创新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面向未来，根据自己对未来的预期，愿意冒一定的风险采取一定的行动，追求未来的收益，这就是企业家。制定规则的规则，可以是所有类型的规则，各个领域的规则，当然也包括宪政规则。所以，立法企业家就是具有冒险精神、刻意或无意创造出新的行为模式，从而有可能促成某一规则、制度变迁的人。可能的含义是，最初创造出来的规则是非正式规则，只有在获得认可予以确认后，才可变成正式规则。

我的基本命题是：立法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驱动力量，过去三十年中国发生的一切变革都可以用立法企业家来解释。就像李德涛们，他们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宪法惯例：政府的预算必须公开，包括详细的部门预算公开，即使不是向全体的民众公开，也要向人大公开，最起码也要向人大常委会公开，这就一个规则，而且是一个很高层次的规则。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学很繁荣。刚才我们看另一个会议室在召开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会。政府受学术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但是发挥主要作用应该是新制度经济学，张维迎这些人搞的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给新闻媒体写时评的人，也都信奉新制度经济学。其影响非常广泛而普遍。制度是大家眼里解决问题的妙方。一旦发现问题，大家都说要有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想法比以前好。以前碰到问题，都说进行宣传教育，要让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过去二十年，大家碰到问题说是要看制度。包括《新闻周刊》，有人抱怨，快变成制度周刊了，每个问题最终都会落实到制度层面上。

我现在想请大家考虑一个问题：制度当然确实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个制度从哪来?我们都知道好的制度能够解决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好的制度没有出现?这个好的制度究竟怎么出现?谁能够把它创造出来?当然我有一个基本的假设，人世间所有的制度都是人创造出来的，都是人构造出来的。我就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人既受制度的约束，但又可以超越制度。归根到底，我们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或者从行为学上讲，所有的制度都是人构造出来的。这就是我思考制度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

接下来问，是什么人把这个制度构造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哲学唯心主义。你不可能相信这个世界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的。我近来越来越清晰地发现，自己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这个哲学的核心就是，人有精神和灵魂的层面。最近我在研究张君劢，我们知道有一场科学与玄学论战，在这场论战里，胡适、丁文江都说人的生命是受科学规律支配的。张君劢的主张是：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所以，科学不能支配人生，人具有创造性。我还想说，心理学其实是反心理的，它也属于科学，也是物质主义的，因为它要把人的思考还原到大脑每一个细胞，这个神经元负责处理这一块，那个神经元负责处理那个事情。这肯定是走不通的一条路，因为人的思考能力，人的灵魂是在肉体之上的。刚才刘军宁讲的很多内容也都是这个道理。人之所以会发财是因为人会思考，老鼠不会思考，所以见什么东西都往回搬。人会识别，会制定计划，会制定面向未来的计划，而且会提出一些创造性的方案，这个能力是老鼠不具备的，而是一个企业家可以具备的。

我的观点就是，立法企业家就是人的精神之呈现。像街头乞丐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想歧视他们，但是客观地说，他们缺乏一种对于生命本身反思的能力，缺乏一种面向自己灵魂的能力。可以这么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思考力是比较强的。刘军宁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想30分钟，这个训练跟古人讲的养心、存性、养气是一个路子。我怀疑，这个方法是不是从儒家抄来的修身养性之术。用意是什么?就是让你摒弃外在的物质的干扰，回到自己内心，关照自己内心，去直接面对灵魂。当然，这样一个修炼的方法可以提升精神的自觉程度，哪怕一投手，一举足都有精神的高贵性，而不仅仅是肉体的活动。这个东西才是一个企业家比我们普通人更有钱的关键，他的那种思考能力，思考的自觉，以及对于自己生命的体悟，可能比一般人深一点点。我说的企业家是指各个领域的，就是刚才刘军宁讲的成功者，各个领域的成功者。

精神可以分成好几个面向，就像亚里士多德讨论灵魂。一个是智力，理智一面，还有道德的一面。刚才讲到了理智的重要性，没有理智就没有办法面向未来制定规划。企业家的一大能力是面向未来制定规划，所以你必须有理智的思考的计算能力。还有一点我想特别重要，就是道德的能力，也是刚才我在插话的时候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这一点对于立法企业家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一个普通的企业家只是在给定的制度框架里活动，旨在追求物质收益最大化。这个时候他所面对的只是商业风险，我要计算清楚未来的商业风险是什么。立法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而这个制度背后其实是人。不合理的制度背后总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或者叫特权者。你要建立一种新制度，就会面临很大风险，甚至会危及你的自由和生命，财富就更不用说了。比如，我们听刚才刘宁军的发言，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身心风险，处境风险。这就是一个立法企业家面临的风险。

因此，道德自觉的高低，将决定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立法企业家。关于普通企业家，一般经济学理论里面给定一个假设，说这些人都是一些理性经济人，会计算每一个行为的成本收益。面对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一个人如果采取改变这个制度的行为，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假定我现在是一个理性经济人，我的计算结果就是：得不偿失。我付出很大，却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未来的自由很美好，但我可能享受不到了。一句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对人的假设，制度就不可能变化，因为每个人都会采取搭便车的做法。

因此，如果要出现一个制度变迁，前提就是社会中有一部分人能够克服搭便车心理。指望所有人克服搭便车心理当然不可能。而要一个人克服搭便车心理，他的头脑中计算这个价值的尺度需要发生变化。普通企业家觉得赚钱在价值中排在比较高的位置。一个人要变成立法企业家，他的价值排序就得发生变化，变得有利于他采取一些不计眼前物质得失，甚至不怕失去自由的风险。如果有了这样一个价值结构的变化，随之就会出现一种有利于制度变迁的社会集体精神现象。

接下来要分析的是一个道德觉醒的后果。有一部分人的价值结构发生了变化。结果，第一，他们的是非感变得敏锐起来。在那些把金钱作为最高价值目标的人眼里，对于对和错的认知已经发生颠倒。比如他会觉得吃喝嫖赌才是荣耀的象征，他也不会觉得行贿受贿是不对的。我们这个社会最大问题在于是非颠倒。如果一个人有一个道德标准，他的正义感会提升，那怕我不去帮助别人，我也知道这个事是错的。第二，人的情感结构发生了变化，对于不合理的制度的受害者的同情心增强了。看见一个人被城管打得满地乱滚，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种强烈的同情心，愿意帮他一把。而今天，他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冷漠。很多人看到周围人遭受不合理制度的伤害，却无动于衷，麻木，没有任何反应。这样一个心态，当然不可能激发起要采取正义行动的愿望。

第三，就是个体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他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间尺度发生了变化。一般人的计算尺度只是一年，但对制度变迁所需要时间较长，我在一年内得不到收益。那我就不行动。假如我的时间尺度拉到10年，那么，即使这一两年我得不到收益，我也愿意采取行动。时间因素在经济学里面是最核心的概念，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要解决一个时间的问题。其实这种不计眼前成本去行动，用一个正面的词讲就是道德勇气，就是勇敢。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人也可能是流氓或者黑社会。勇敢在有些人眼里是冒失、为鲁莽，这就是因为人们计算成本收益的时间尺度不一样。

第四点，道德觉醒会让人的心灵向他人开放。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心灵向他人是封闭的，它只计算当下自己的成本和收益，不管别人。如果有一个价值结构的变化，有一个道德觉醒，人就会愿意看一下周围的人，向别人开放自己的心灵。这会产生一个社会后果：人和人之间愿意互相沟通，人际之间的沟通成本就会降低。其政治后果就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比如，我们对比乡村的维权和城市社区的维权，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村在巨大差异。在城市社区，人们相互之间的心灵更不容易开放。网络帖子写得欢，出面一碰见人就冷若冰霜。所以城市社区的自治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意向太低，成本太高。最近争论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幸福。韩寒说，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我同意韩寒这种说法，城市导致人际关系越来越疏远，中国社会就没有办法实现良性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需要人组织起来行动，一个一个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可能推动制度变迁的。原子式的个人是专制者最喜欢的社会形态。

总之，通过道德觉醒，有些人会成为立法企业家，创造出新规则、新制度。接下来就涉及到非正式规则的确认问题。一个非正式的规则变成一个正式规则，需要经过一个立法的环节，或者叫政策制定的环节。确认非正式规则的官员，我将其称为次级立法企业家。面对一个初级立法企业家所创造的规则，官员们有两个选择，就像这次李德涛事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选择。广州选择了公开预算，上海却说，这是国家秘密，拒绝公开。

但是，制度变迁的终极动力是初级立法企业家。在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制度变迁时，似乎总有人把它说成，一个开明专制者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把自由和权利还给我们这些被剥夺者。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误导性解释。我自己的理论解释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始于我们制度受伤害者和同胞们采取的自发的变革努力，我们的努力等于把一个个法案搁到这些领导人桌子上。其中有些人比较明智，就像80年代很多官员，承认了我们创造的规则。有些人比较反动，不承认我们产生的规则，比如现在的小产权政策。这些官员就是比较反动的官员，他们不愿意进行改革。中国的改革从90年代以来就停止了，不光是没有改革了，反而在退步。所以，救世主靠不住。

立法企业家的理论的核心就是，对我们中国社会变革来说，最重要的是立法企业家这个群体的成长。一个一个沉默的或者说冷漠的人，变成真正具有公民精神，变成一个个立法企业家，在无人预料到的地方，采取人们预料不到的行，从不同方向推动制度变化。由此，就可以形成新秩序。新的市场、法治、宪政秩序将在旧的制度框架内成长。《经济观察报》有一个口号，理性、建设性。这就是一个理性建设性的制度变迁过程。我看到，很多人写评论都喜欢抱怨或者说批判，觉得政府什么政策不对。在我看来，新闻媒体最重要的工作是发现立法企业家，看看新制度的构造者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如何构造这些新制度。新制度的构造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你把这个东西报道出来，等于开了一次经验交流会，让其他地方的人民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比如，李德涛这个事情经过很多媒体报道，就会很多人效访他，向政府提出要求。现在大家总说政府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本来就不对，他也知道他做的事情不对，但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会坚持这样的做法。一个健康的舆论会给人以希望，从一个腐败的旧制度里看到很多新的制度在生长。我们要反抗不合理的制度，但自己的心态要比这个旧制度更健全，因为我们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我就讲这么多，大家有什么问题再提出来。

冯兴元：感谢秋风老师非常精彩的讲话，把奥地利学派和海耶克联系起来提出立法企业家概念，很可能每个人都成为立法企业家，大家有什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