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冬连：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起源

本文系肖冬连先生2009年11月14日在三味书屋的演讲文稿。

肖冬连，男，1950年10月生，湖南省衡东县人，解放军上校。1969年参军，1978-1886年间，先后在南开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主修中国近现代史和经济学。1986年参与中央有关机构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工作，1979年至2000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教学和研究。

主要著作：1981参加编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4年参加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1989《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合著）1991《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1993《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合著）1999《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2000《强国的方略――中国五十年社会主义战略的演变》（合著）2001《共和国年轮：1961》2009《六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

主要论文：《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中国改革初期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冷战与中国对外战略的演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起源》，实际上想回答一个问题：中国改革从哪里来？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分化，7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改革共识破裂了。

我赞成对改革进行反思，一听反思改革就说人家是反对改革，这不利于总结经验。最近我在做改革史研究，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就会有做得对的，有做得不对的，更多的情况是“熊掌与鱼”，“一个硬币的两面”，改革过程也是利益的博弈。我发现还有一种情况，主观意愿与客观逻辑之间有很大的距离。1994年，邓小平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可见，他也有无奈的时候。

但是，反思改革是为了使改革走得更好，不是退回过去。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甚至提出“重返毛泽东时代”的口号，这可能有些情绪化。但也说明，我们对于六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对于前三十年的历史还没有真正的清理。

关于前三十年，1981年有一个《历史决议》，这个决议在当时的条件下说到那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但历史又快过了30年，中国的政策和社会演变已经远远超越了《决议》。然而，我们的宣传口径还固守在《决议》，甚至从《决议》倒退了。在有些人看来，最好是把那段历史尘封起来，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重新成了忌讳、成了禁区。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历史盲点，许多人不知道中国改革从何而来。不知从何而来，也就难以确定向何而去。我想从三次危机的发生和应对来谈中国改革的起源。这三次危机是：第一次是1956年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动荡；第二次是60年代初的大灾荒；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外来的传导性的危机，后两次是中国自己酿成的危机。我想通过这三次危机和高层的对应，对前30年的发展轨迹作一个重新梳理，看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是如何走入困境的。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为什么转向？

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苏联斯大林模式，我把它概括为四方面：第一、国家包办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第二、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第四、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这几个东西写进了1936年苏联宪法。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战后斯大林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

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模仿苏联，搞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这说明，苏联模式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联模式之所以有很强吸引力，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模式看起来接近于公平社会的理想，二是苏联是落后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唯一国家，依靠迅速建立起来的军工体系打败了法西斯。这说明，这种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确有很强的动员能力，这对于急于追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精英有很大的诱惑。

在中国，开始并没有立即照搬苏联模式。1953年以前，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十年二十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设想，这类似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是1953年，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建立起来的体制基本上复制了苏联模式。

社会思潮的演变很有意思，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信奉市场经济，但20-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普遍迷信计划经济或叫“统制经济”。（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识人物发出“新年的梦想”的征文通知，到截止的12月5日，共收到160多份答案。初步统计，在100多篇的征文中，有20多篇征文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废除了私有制度、实现了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国家。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申报月刊》刊载“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共收到10篇短文和16篇专论，明确主张采取社会主义方式的9篇，主张非资本主义的3篇，主张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2篇，主张计划经济的1篇，主张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1篇，将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终极目标的1篇，而明确主张个人主义方式的仅1篇。）当时，民族危亡之际，知识界都有一个“强国梦”，盼望中国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于两项内容:科学与工业化。

而要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只有一条现成的路，就是苏联走的路：发展国营企业、实施计划经济。30年代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西方的大萧条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这种倾向。自由派领袖胡适也说：采用计划经济促进中国工业化成了当时“最风行的口号”。国民党也主张计划经济，蒋介石明确讲：“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当时的“资源委员会”类似于新中国的国家计委，工业化计划搞了十多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建国后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搞大工业，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有学者认为，当年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这是经济学的解释，不是历史的解释，历史是有时空局限的。这里不作讨论。只想说明一点，当年对看到终于大规模建设工厂了，大家是很兴奋的。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周有光老先生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解放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梁漱溟有“九天九地”的说法，但他也没有反对苏联的156项。当时的理想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这种情况到1956年发生了一个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把苏联的内幕，把斯大林的问题揭露出来，引起共产党世界的大地震，最为激烈的就是波匈事件。引发了苏联阵营的第一次危机，也是斯大林模式的第一次大危机。其实，在苏联国内，危机早就存在；战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更大。只是因为斯大林在世，压住了。只有南斯拉夫，因为被斯大林赶出共产党情报局，没有办法，只有另找出路，走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1953年斯大林一死，矛盾就开始暴露。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是苏联阵营危机的一个预兆。应当说，处理斯大林问题是苏联政治发展的迫切要求，赫鲁晓夫走出这一步，是要有胆量的，只是做得比较粗糙。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出两个结果，按毛泽东的话，“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所谓揭了盖子，就是破除了斯大林神话，苏联神话。引出了改革的话题；此后，东欧国家一直在进行改革探索，最早是南斯拉夫，随后是波兰、匈牙利，后来又有捷克，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也想改，只是始终没有突破。所谓捅了漏子，就是上面讲的，引起了共产党世界的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

对于中国来说，1956年并不存在危机。相反，中国正处在所谓“凯歌行进”的时期，充满着大胜利的气氛。因此，相对于许多共产党的惊慌失措，中国领导人显得从容得多，自信得多。对于毛泽东来说，与其说是一个危机，不如说是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摆脱斯大林的精神束缚，大干一场，可以比苏联做得更好，走得更快。从另一方面看，这场危机虽然是外在的，但是中国也是学苏联的，而且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毛泽东本人对照搬苏联并不满意，认为它条条框框太多，压抑了下面的积极性，不符合他的全民动员的思路。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动因，促使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话题。不只是毛泽东、陈云、邓子恢、李富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做了很多思考。主要在两方面：一个是扩大民主；一个是经济改革。

关于扩大民主。从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两个万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到八大提出防止个人崇拜问题，再到号召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些举动当时在国外引起误解，认为毛泽东在搞“自由化”，赫鲁晓夫很不满，匈牙利的反对派甚至把毛泽东引为知己。其实，他们都没有理解毛泽东。我分析，毛泽东扩大民主，主要有三层考虑：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出力；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显得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甚至对美国制度表露出某种兴趣。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意图让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来分享政治权力，他提出“双百方针”基于一种政治判断：相信“争鸣”不会僭越雷池，触动政治禁区。

当然，有人坚持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骗局，是一个“钓鱼”的阴谋。从资料和逻辑看，并不是这样。1956年毛泽东充满着自信，没有必要来这么一次大迂回的行动。所谓“引蛇出洞”是1957年夏天他政治转向以后采取的策略，同时也是回应党内质疑，维护明察秋毫的形象。因为当时多数共产党的干部对“双百方针”特别是接受民主党派监督很抵触，阻力很大。

关于经济改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讲了五个关系，中心思想是下放权力，调动积极性，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作出微调，以适当照顾民生改善。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设想：国营和集体为主、个体为补充；按计划生产为主、为市场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也就是后来他一直坚持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从文献看，体制问题成为八大讨论的一个热点，计委主任李富春、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商业部长曾山，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如湖南的周小舟等都涉及到经济体制问题。毛泽东八大后甚至说过让地下工厂合法化，“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样的话，虽然这只是灵光一闪的说法，但也说明当时的开放心态。

然而，我们要了解，所有这些思考都没有跳出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毛泽东都没有把斯大林问题看成是斯大林模式酿出的苦果。赫鲁晓夫归结为斯大林暴虐性格和恶劣品质，而毛泽东则归结为斯大林的骄傲和缺乏经验。只有铁托的普拉讲话指出，斯大林的问题是斯大林主义造成的。今天看，铁托的认识高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但在当时铁托是个异端。

两个原因妨碍人们作深刻反省：一个原因：当时社会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各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认为完全可以战胜资本主义。中国与苏联还不一样，苏联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而中国社会主义刚刚建立起来，有几十年的时间差。建国以来一路胜利，更不可能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有根本的怀疑。1957年苏联第一个把卫星送上天，更加强化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自信，毛泽东说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赶超美国，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大家都着劲。当然毛泽东的目标不只是英国，还跟苏联劲。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吸引力，60年代初和70年代中期非洲形成了两次社会主义试验的高潮。

另一个原因，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形势下，社会主义阵营不能自揭其短，自矮于西方。匈牙利事件出现后，毛泽东就转了向，从批评斯大林转向维持斯大林，从探索改革转向维持苏联原则。毛泽东警告有些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丢提也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两方面的探索都中断了，而且转了向。

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