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重识“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华侨汉学的视角初探

主席先生、各位同仁，汉学这个名称已经扩大为泛指所有在中国之外用外国语言研究中国学科。十年前，我到欧洲发现汉学是一个很狭窄的学科领域，没有什么生气。十年来，汉学已经变得非常朝气蓬勃。这是因为汉学不仅仅是指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且也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

我们都知道，在欧洲要分汉学系和中文系，实际上在这里，我们这两种学科已经和而为一。本来主要指西方学者汉学界相当一部分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定居的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这些中国学者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随后在美国大学任教，用英语发表学术成果，学术研究完全融入美国的文教体制，问题意识也受美国学界意识形态的迁制，但他自己本身是中国人，他愿意也与与西方学者有所不同。我把这些中国人的汉学称为华侨汉学。

学术和文教体制都受国家的利益支配，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后，并进而获得教职，接下来的生涯就得为所在国的教学体制效力。倘若所在国的国家利益理由与中国的理由并不一致，那么华侨汉学家的学术位置就面临某种尴尬，这种情形尤其体现在社会科学。我们前面几位前辈讲的都是人文学的领域，好像这个问题不突出，实际上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本期的主题是汉学与跨文化，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能否跨越政治。我们都知道，文化是以国家为载体，或者以实实在在的政治制度为载体，中国的古学存在古学的国家不仅仅是中国，韩国、越南都有中国古学的研究，但是在那些国家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反观西方的国家，凡是对西方的古学研究有积极姿态的国家，都是有抱负的。比如19世纪的英德法意，现在的美国。由此可以看出，跨文化的研究和国家的政治关系是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知道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两次大的事件，就是1000多年前的佛教进来，和100多年前西方进入中国。在历史上，向我们表明中国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有两个层面，第一，背后都有一个政治制度，他把佛教看作一种政治制度进来，因此和中国的文教制度发生一种冲撞，西方的文教制度进来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面对这样一种文教制度进来以后，中国学生的态度迄今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拒绝，就是所谓的排除，第二类就是融合，第三类就是完全变成了佛学家，现在中国佛学家制度里面，绝大部分是研究西方的，所以中国已经成了西方各种行当的学者。由此可以说，跨文化研究面临着一个文化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因此我这里简要地提出一个具体的个案，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想提出具体的个案，就是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邹谠先生的成名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这个书名引出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在中国失败。邹谠先生用了550页的篇幅对这个问题做了透彻的解答。邹谠是中国人，生在1918年，这本书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在替美国政府总结教训，因此对我们来讲，感兴趣的问题就来的，作者会有国家理由冲突的尴尬吗，中国人的历史感觉会不会影响到作者的学术判断。因此这本书刚好可以成为我们了解和看待汉学研究立足点一个很好的范本。

这本书出版于1963年，当时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于敌对状态，外加冷战，因此这本书对美国做出学术贡献，当时其中有之意。作者采取当时美国政治学界另行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并不避讳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时的判断失误和错误抉择。美国的失败当然包括对国民党的判断失败。这本书从19世纪最后一年美国政府宣布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下，一直写到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让美军在朝鲜半岛遭遇惨败。

让人感兴趣的是，没有作为大国的崛起，与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历程是纠结在一起的。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向德、俄、英、日、意、法等国发出昭会，提出美国政府关于对华开放门户政策，这一外交声明对上述过程提出两项要求：第一保障在中国所有的外商享有均等待遇，第二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这一声明被美国的有些政治家看作美国的国家理念尊重别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体现。有些政治家甚至将这一声明与美国的独立宣言联系起来，以证明美国的国家精神具有道义上的优势。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这本书正是以这一政策为基点。由此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框架。这本书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上述说法在美国图书界看来是顺理成章，翻译成中文后，中国读者就会感觉到这一论述框架的立论并不符合社会科学的中立化原则。以至于中国的读者会质疑社会科学是否会真正做到中立化。包括我们的文化研究是不是能够做到中立化，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中国的读者可能很难认同美国政府这种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反而能看到美国的大国意识发育比较迟，当美国觉得自己可以更多占有中国资源时，欧洲和亚洲的列强已经在极力扩大夺取到的中国资源。因此对华开放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各国对华贸易要有几乎均等原则，其实无异于是作为后来者的美国，在占有中国的地位方面，应该与起来先来的国家平起平坐。有人也有可能会说，所谓保持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主张，听起来的确觉得美国是一个道义的国家，对中国领土没有图谋，事实上这一主张保持的恰恰是美国能够与其他先到中国的列强能够利益均摊，如果列强瓜分了中国，美国在中国可能获得的利益便成了泡影。

1899年，美国对华政策，持续表明美国的大国意识刚刚在萌生，邹谠的这本书论述主线，实际上支撑了我们这样一种论断，当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的实际损害时，美国并没有担当道义的角色，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捍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美国的国际战略学家当时就清楚地说过，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的无法自救的境地。因此反倒会成为美国必须履行的二战负担，因此美国没有实际履行自己的义务。

如邹谠所说其实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没有阻止日本侵占中国，我们知道抗战前期，西方各国都是袖手旁观，著名的淞沪战役，是蒋介石打的是面子仗，是一个糟糕的战役设计，为了打给外国的使团和商务团体看，打了一场得不偿失的仗。第二次是对战后的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对这一次为何美国没有履行义务是这本书的重心所在。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根本性支撑性的论点，实际是相互矛盾的。据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一个长远目标，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族中国，这本书以第一部分标题的形式突出出来，就是使中国成为大国。我们的问题就是，美国真的觉得自己有义务使中国成为大国吗，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自己当时尚未想要成为一个大国，二战才把美国拖入非当大国不可的境地。我们必须注意书中蜻蜓点水提到的情形，美国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主张，当时正处于美国被迫两线作战的阶段。鉴于扭转欧洲战事对美国来说更为迫切，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理由，提出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主张，其战略目的是为了拖住日本。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提法在今天听起来可能会让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兴奋和感激，在1943年，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斯大林建议，由苏联、美国、中国、英国组成四警察机构，充当国际警察，防止和遏制侵略行为。实际上有虚荣心的中国人才会为这样的建议感到兴奋，比如蒋委员长，他就因为与西方首长一起开会而兴奋不已，而这个时候日军正发起新一轮的攻势，企图夺取东南，蒋委员长再次让中国军人在湖南打面子仗，甚至让整整一个整编师活活送死。

虽然说明使中国成为大国这一提法的真正意图是让一年多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压制日本军队的关东军，美国和苏联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秘密协定，连邹谠教授在书中忍不住说雅尔塔协定是对中国的背叛，和不道德的秘密外交。其实早在30年代，美国与日本就做过类似的不道德的秘密外交。

美国还有更为精彩的想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表现，打扫欧洲战场时，美、英、法、俄取得对德国的共同分治权，打扫亚洲战场时，美国并未组成美国、俄国、英国、中国四机构分治日本，而是独吞胜利成果。中国在8年抗战流的血远远多过美国、英国、俄国对付日本时所付出的鲜血总合，中国受到日本损害的领土国主权完整并没有得到恢复，中国的领土转手就成了美军基地至今美国国务院仍然宣称钓鱼岛主权未定，我们很难说美国在中国失败了。跨文化研究与政治的关系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我想简单提到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美国希望在1945年的时候，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这样一个构想，和我们现在的跨文化研究具有非常内在的联系。因为我们所谓的跨文化，基于一个基本的政治立场，这就是民主。这里出现的三个关键词都非常有人，强大、统一、民主，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就是三者兼得，美国愿意帮助中国成为这样的国家，让不少中国人心存感激。不过有些中国人会说，美国政府的这一意愿，表明中国当时既不强大、也不统一，也不民主，倘若如此，我们就会问，中国何以如此。中国在18世纪以前，既强大也统一，到了晚清中国不强大，但是还保持统一，尽管领土一点一点被蚕食，主权被削弱。惟有民主是古代中国未曾有过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跨文化交流的基础恰恰在民主政治和启蒙的基础之上。

但是中国并不需要为自己古代没有民主政治而感到自愧不如，因为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起民主政治的国家，辛亥革命之后，美国总统很快写了贺信，随后就发生了由于民主导致的内乱。有人曾经说过，中国的20世纪的分裂局面，恰恰是由1911年的民主建国而导致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跨文化的研究面临怎样的一些实际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