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货币制度与经济起伏

周其仁:最近这一两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以后，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它也逼迫我们思考很多问题。那我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自己的思考。现在各国救市很热闹，市场出问题政府来救市。这样做法跟我们改革三十年来的市场化经验，在理念上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原来认为苏联式的政府控制一切的经济，是没有出路的，所以邓小平领导中国，去掉了姓“社”姓“资”这种思维方式，然后把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引进中国的社会经济组织。那么这次危机好像又倒过来了，西方又开始国有化了。媒体评论说美国也要走社会主义，诸如此类，这些讨论我相信各位也都看到了一些。我利用这个机会讲讲我的看法。

美国这次出问题首先是华尔街这个比较高端的市场部分出了大问题，引起了连锁反应，说明这个市场里头是有问题的，这点要把它确定下来。如果进一步再看，我们知道没有无政府的市场，世界所有的市场里头都有政府。我最近的基本的思考是，不倾向于把市场和政府看成两个东西来对照。我们已经习惯于讲市场主导或政府主导，这样就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了，但我最基本的观察是市场里头不可能没有政府。比如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货币，就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货币。今天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也包括中国，市场中货物和服务互相交换的媒介物货币都不是市场自发产生的，都是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就是所谓的法定货币。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所以说政府跟市场是对立的，这个认识恐怕有问题。其实政府就在市场里头，货币发行就是政府在发，产权界定就是政府在界定。我们买房子一定要房产证，为什么开发商发的不管用，一定要政府发的房产证？这就是政府在行使产权界定的职能。产权怎样界定就会有怎样的交易，就会有怎样的市场。交易当中的媒介物，也就是结算的工具货币也是由政府在发，所以我倾向于把政府看做市场的组成部分。如果市场出了大问题，其中有一部分问题是跟政府有关的。所以我的思考是：现实并不象流行的经济学读物里所讲的市场失败、政府失败那么简单，更不能以为市场失败了的地方，可以用政府来替代，政府再失败了，又可以用市场来替代，这个认识可能有问题。这是我开头想讲的一点。

下面讲讲在这个市场当中涉及到我们所有人、所有企业、所有国家之间交易过程当中的媒介，也就是货币。货币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刚才说到了法定货币制度，其实二次大战之前还不是这样的体制。中国的银元到1930年代基本还是流行的，那么像银元、铜钱这些东西都是历史上的货币形态，就是所谓贵金属货币。这货币虽然也由政府铸造，但发多发少不是政府可以任意控制的。因为贵金属涉及到金矿的分布，涉及到开采，涉及到冶炼，所以在整个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技术力量还不能做到使贵金属想多就多、想少就少。倒过来讲，正因为这东西不能想多就多、想少就少，才被人类选择出来充当货币，而其他东西不能当货币。这就是所谓金本位时代的货币。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大宗交易基本靠银，银块，或银的铸币，小宗的就靠铜钱，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国民党当政时搞了币制改革，大概1936年才完成法币化。所谓法币化就是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纸币，实际上不是很久远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纸币代替贵金属这个转折？有很多观点，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在座的都能够理解，就是贵金属作为交易的媒介不是那么方便，很重，同时目标又大，容易被盗贼盯上。所以市场就有一种要求解脱的需要，历史上在民间也自发地完成了这种解脱。中国就出现了银票，你把银块等贵重金属存在钱庄里头，钱庄以它的信用给你开一张银票，你拿着银票可以到钱庄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兑换。钱庄在中国也有很长久的历史，做得比较好的是山西的票号，当时山西票号的信用是响当当的。但是钱庄发出的银票以贵金属储备做基础，这实际上还是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因为这银票无非就是个凭据，它后面有个本位，有个储备的金属作支撑，所以这个银票也不是任意开的，存100两白银开银票也只能开100两。西方的货币制度也差不多，贵金属或者以金为本位的银票制度曾经是很多地方自发形成的交易体系。那么随着经济交易范围的扩大，民间信用能不能撑起大规模的交易？银票能在多大的范围内起作用？这当然是一个问题。后来的结果是国家介入到这个过程，国家介入这个过程首先是国家有本身的意图，国家因为发这个票子，本身有巨大的好处。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你多发一点少发一点，市场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势力要争夺国家政权，从经济角度看首先就是争夺铸币权，因为铸币本身会有一些油水，其中大家最熟知的就是所谓劣币与良币。所谓劣币就是说，政府发出的货币的面值跟它的金属含量之间可能有差别，但在开始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因为只要面值是一元，交易的对方也接受它是一元，那么用它就能买到价值一元的商品，一元里头到底含金量是多少？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政府就可以加一点水分。法国历史上每当国王开始有了财政困难的时候，他往往在这个环节下手，就是铸币的名义值与实际的含金量之间开始有了差额，他就把铸币里的银的含量减少，这就是劣币的由来。最差的劣币里头含金量就非常少。明白这点后，国家权利就会介入到货币领域。所以现在很多经济学家看到国家发行铸币以后出现很多问题，就有点复古倾向。有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应该回到金本位时代去，回到发散的、民间信用的基础上去。当然这种理想能不能实现？现在看来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人类社会在货币问题上陷入了困境，由发散的、自发的民间机构发行铸币很可靠，但是交流的范围可能不广泛，因为不同族群之间彼此可能不信任，那么交易规模、市场规模就不能扩大。借助国家信用在某个程度上可以扩大信用范围，但是麻烦的是，如果国家机器要在货币问题上搞鬼，在货币里掺水，那就会带来另一方面的代价，这是我们理解货币问题的一个中心线索。人类社会又不能不要大范围交易，因为大范围交易会有好处，会增加分工，增加经济的活跃度。可是在大范围交易中人们彼此之间如何取得相互的信任呢？而国家机器它是有某种信用的功能的，这样就可以借助于国家机器。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家机器是“两面刀”。国家拥有了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以后，它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那么从经济史来看，很多国家在很多时候都经不起手里的印钞机的诱惑，因为这印钞机实在是太诱人的一个东西。如果政府有任何财政的需要，就可以把手里的印钞机开的快一点，就可以解决缺钱的问题。所以金本位脱离以后，全球经济波动就不是金本位时代可以比拟的。很多经济史学家，特别是西方的经济史学家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把物价指数编成年编给大家看。可以看到，在金本位的那个时代，经济没有这么大起大落的。它当然没有大起，经济没有像现在这样快速增长；但它也没有大落。它唯一出现问题的就是突然某个地方发现金矿，这时这个地方的经济会受影响。还有像突然由于某个原因，把一个地方的金、银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也会对两个地方的经济同时发生影响。比如说西班牙发现新大陆后，也就是拉丁美洲、南美，发现这些地方有很多银。西班牙人把拉美、南美的银成船成船地拉回欧洲，结果导致欧洲物价指数涨得非常快，这也是早年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当时西班牙人以为银本身就是财富，其实银如果作为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工具来说，本身不是财富，是帮助创造财富的，只是交易的中介物。如果这个中介物多了以后，整个物价就会上涨。所以刚发现新大陆时，欧洲的殖民者很高兴，把一船船的黄金白银拉回欧洲，后来就发现欧洲的物价指数、西班牙的物价指数突然涨上去了。还有个相反的例子：美国当年通过了白银法案后，美国国家收购白银的价格提高，导致全球白银流往美国，其中包括中国的白银。中国白银流出后，就会导致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低于经济需要的水平，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萧条。但一般说来，金本位时代，全球经济没有像纸币时代这么大起大落的，纸币时代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是因为国家（政府）介入货币领域。国家（政府）介入货币领域后，又很难能经得起前面所说的诱惑，因为当政府有财政需要的时候，或者靠税收体系征税，但很多前现代化的国家它的税收基础是很薄弱的。我们知道税收是跟社会的整个改革连在一起的。一个国家没有相应的现代制度，包括产权制度、交易制度、民主制度，只依靠横征暴敛，不会提高税收。恰恰相反，横征暴敛实际导致税收减少。所以政府要多收税，就需要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造，但很多国家没有完成这个改造，它也不愿意通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发放国债来筹钱。在政府机器运转又需要大量钱财时，它就直接印钞。从历史上看，这样做后来都酿成了大祸。最有名的就是上个世纪1921、22年时的德国，钞票印得很离谱，月度CPI，就是物价指数有过每月上涨500%的记录。这样连续涨上去的结果是天文数字。我看过一些记载，1921年大概一份报纸如果两个马克，那么一年半以后大概会变成两千万马克。当时有一些照片，工厂发工资都是拿成捆的钱，从卡车上往下面扔。这个局面就是所谓恶性的通货膨胀。恶性的通货膨胀是对全国老百姓的剥夺，因为你挣到同样多的钱，突然就买不到同样多的东西了。其实道理很简单，票子印多了，但商品还是那么多，所以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中国老百姓说票子毛了就是钞票不值钱了，就是因为钞票发多了。德国那场危机最后酝酿了希特勒的崛起。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例子，蒋委员长也是这方面的一把好手。抗战胜利后，他要打共产党，又没有税收基础，那么怎么办呢？直接印钱。印了钱就可以去造军火，就可以去征兵了。所以国民党四十年代末，在大陆的失败，军事上的失败，只是一小半原因，货币政策失败，占一大半原因。因为军事的胜利跟民心向背是有关系的，而民心跟货币有关系。那个时候的记录每月通货膨胀率大概是50%以上。这累积起来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为了让老百姓接受这种越来越毛（贬值）的票子，规定民间不得持有美元、英镑、黄金、白银，强力推行这种政策，把民间的贵金属全部收掉，你只能用它发行的金圆券，而金圆券越印越多，使国统区民不聊生。老蒋1945年抗战胜利时还是民族英雄，雅尔塔会议上世界五强中有中国，他是代表中国参加的，那时他的威信是蛮高的。老蒋后来垮台一个原因就是滥印票子，另一个原因是各地官员贪污腐败，导致了一个王朝的结束。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前几年他就住在我们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边，我们过年去看他，聊起老蒋的事很有意思。他当学生的时候，一个月七块大洋就过得很好了，这些钱足够他交学费、吃饭了，他有时出去时还可以坐坐黄包车，等到他当了教授，月收入提高了很多，那时候有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大洋，但到40年代中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季老领到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要讲普通老百姓了。还有个是费孝通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读过费老的东西没有？我觉得他写最好的就是《乡土中国》，那是本小册子。《乡土中国》是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四十年代后期写的，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就问费老说，那么好的学术著作你怎么写得那么短？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因为你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所以如果写一部大著作，等写出来早就不值钱了。这就是通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那么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在货币问题上接受了老蒋的教训，共产党接管上海后的第一仗就是打通胀的仗。当时物资很少，但货币发的很多。当时外国人，国民党都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看你怎么收拾这个局面。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增加生产，减少货币供应。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当时怎么保障增加供应？现实情况是战争已经毁了整个生产系统。所以共产党刚刚进城时候的那些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资本家认为共产党来了要共产，都不敢开工生产了。资本家不开工不生产东西，但货币还是这么多，最后货币可不就是毛了吗？因为刘少奇的亲戚是资本家，所以中央派他去做天津资本家的工作。他就跟那些资本家说，我们是共产党，是共产主义，但那是长远的纲领。现在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还要靠大家一起来恢复国家经济；将来要消灭剥削，但现在还不能消灭。现在剥削是有功的，剥削越多对现在国家经济恢复贡献越大。这些话在当时是不得不这样说，但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就因为这些话把他批得死去活来。这是当时的一招。第二招是陈云在上海与上海资本家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