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在堪培拉国际出版俱乐部的讲演

[捷克]哈维尔著，唐晓渡、崔卫平译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从一个简短的个人表白开始：除了80年代后期的一个短暂阶段，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上都被禁止离开自己的国家。随着数十年的时光流逝，我已习惯这种荒诞的处境，我确信我永远不会去往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更不必说访问像澳大利亚这样遥远的大陆了。在我的头脑中，澳大利亚是那些传说中的、无从抵达的世界之一，是一个不能进入的世界，如同一个人不能登上一个遥不可及的星球，或步入另一个世纪。??

几年前一切都变了。世界向我们所有的人打开，而我作为国家首脑开始环球旅行。我从这个彻底的改变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星球实际是多么小，而人们的聚居之地靠得是多么近，比我从前认为的要近得多。因而，生活在如此之小的星球上却不能和睦相处，还要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和数不清的冲突，所有这些就更令我感到震惊。有时飞越人们争夺了好几个世纪的版图只需花几分钟。尽管我在公务旅行中乘坐的是普通飞机而不是宇宙飞船，却仍然能够理解宇航员的经验：当他们从外层空间看我们这颗行星时，全部地球上的冲突无异于一些莫明其妙、微不足道、荒谬不堪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已经说过，我愿意――用我带捷克口音的英语，我担心它与一个澳大利亚人所说的大不相同――和你们共同分享我头脑中形成的某些想法。我奇怪人们怎么会把事情弄得这么糟，而到哪里寻找他们将来会做得好一些的希望???

人们曾以完全自发的共同体方式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生活、演进了数千年。曾经出现和业已消失的文化和整个文明，以及剩余的文化――这里的“文化”是出自现代的眼光――大都被局限它们自身的版图内，互相隔绝。如果它们毕竟彼此还有所知晓，其接触也是最低限度的。在那些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人类社会的事件能够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上产生实质性的和重大的影响。??

如今事情则完全不一样。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短得如同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断――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开始出现并传播到整个地球，它把各个不同的部分结为一体，同化着很长时间内作为自发共同体发展的文化或文明领域，并迫使它们作出调整。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上的众多冲突都可归因于这样一个新的现实。这些冲突可以被解释为不同文化特质的斗争――不是与全球文明的斗争，而是发生在其内部的斗争，目的在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求得生存和发展――为它们看上去正归于消逝而斗争。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地域都想独立的时代。有时看起来的确如此。这种独立的要求相对于我们的文明所致力的溶合和一体化目标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弹。几千年形成的历史文化统一体之所以抵制这一目标，是因为担心用不了多少年，它们就会被某种中性的全球文化所溶解。如果我们混合所有的颜色，我们将得到一种灰色。不同色彩的文化显然要对付这种在单一文明的坩锅里变成灰色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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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克服这种矛盾?为了希望我们将转向何方???

当然，答案无从盲目地建立在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当今技术文明的信念基础上。我们不能依靠这样一种想当然的假设，即认为这种文明比以往所有多元的文化和文明更进步，更有价值，或认为在此名义下压抑和消灭各种传统情有可原，因为据信它们落后于历史胜利的步伐。人类也是人类自己的过去，与过去搏斗意味着向人类自己宣战。另一方面，反对现在的文明，抛弃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试图回到早已过时的某种部落生活，同样不是办法。??

唯一明智的方针是最需要的方针：我们必须开始系统地把我们的文明转变成一种真正多元的文明，这种文明将允诺每一种文明作为自身存在，而又不拒绝它所提供的机会；它将竭力追求不同文化特质的宽容并存，将清晰地表达那些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并足以发展出一套共享的价值和准则，以使我们共赴创造性的生活成为可能。我很高兴在这里，澳大利亚――一个在可行的多元民主方面堪为列国典范，并正尝试据此为人类提供一条能走出自我迷失的危险境地的道路的国家――重申这一意义深远的信念。??

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在何处寻找一种共享的最低资源，这种资源可以为单一文明内部不同文化宽容并存提供一个框架。采取产生于欧美社会的一套规则、原则和法则，机械地宣称它对所有人的约束力是不够的。如果有谁接受这些原则，与它们保持一致并遵从它们，那必定是因为这些原则之于他或她看上去是从前一直存在的某种东西，是他或她的某种内在资质。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只会共享那些在它们看来是真正共有的话题，而不会是那些直接提供，甚至是强加于人的东西。在地球上共存的人类法则能够起作用仅仅是因为它们出自每一个人，而不只是某些人的至深经验。它们必须如其所是地以与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而不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所一直在学习、经验、承担的东西相一致的方式被制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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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是心怀偏见，每个人都知道该到哪里去寻找。审视一下那些最古老的道德准则，那些规定人类行为的戒律和人类共存的法则，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基本相似的地方。看到这些产生于大多是彼此独立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道德准则，实质上却如此一致，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不同的文明或文化所赖以建立的道德基础总是有着超越的或形而上的根源。几乎没有一种文化不是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在我们不可及之处，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神秘的世界秩序，一种万事万物源出其中的更高的意图，一种记录着所有事件的更高的记忆，一个我们大家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负有责任的更高的权威。这种秩序拥有千百副面孔。人类历史熟知诸神和神性、宗教和信仰、礼拜和圣餐仪式的庞大阵容。然而，自古以来有关种族、自然、宇宙存在的阐释总是以超人类的、高居人类之上的信念为依据的，关于人类需要负什么责任的阐释也是如此。如果想世界幸存下去，人类就必须尊重这一信念。直到今天，尽管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价值明显疏远了这些价值，这一出发点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原型概念和我们失传已久的知识之中。而恰恰在我们对世界神秘性的尊重日趋减少时，我们会一次次亲眼看到这种尊重的缺少导致毁灭。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在一种超越的意识中寻找把我们联合起来的因素。?

至于如何恢复这种曾经为全人类共有的意识，如何将其从失落的深处拯救出来，或者如何找到一种既适合这一时代，同时又能为所有时代普遍接纳的方法，我并无什么具体的思考方向。然而，一旦虑及于此，不论是在何处或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中，我总是――并没有事先打算――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应当开始研究在这个星球上共存的意义，探讨从文明导致的种种生存危机中救助人类的方法，这是至为明白的所在。我们应当寻找一些新的途径，以恢复人类的超越情感，既赋予周围的世界，也赋予人类生活自身以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将是被允许的。在我看来，这句话可以直接理解为：由于丧失了世界拥有一颗灵魂的意识，我们现在的文明相信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我们唯一认可的灵魂是我们自己的灵魂。??

尽管不同的文明带来不同的道路，我们还是能在贯穿历史的大多数宗教和文化中发现相同的基本信息：人们应当把上帝当作一种超越他们的现象来加以敬畏；他们应当彼此敬畏；他们不应当伤害他们的同胞。??

对我来说，思考这一信息是走出当今世界寻找自身的危机的唯一道路。当然，这种思考必须摆脱偏见，它必须是批判性的，而不管是谁出来充当这种批判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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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就这个一般的想法作一番具体的阐明。?

现代欧美社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坚实的有关人类共存的价值系统，这一系统现在也被用来作为国际共存的基础。这些价值包括由尊重人类个体存在及他或她的尊严所生长出来的人权和自由概念，包括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权分离，以及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基础上的民主，还包括尊重私人财产所有和市场经济规律。我无保留地认同这一价值系统，并在捷克共和国予以实施。??

然而，我们也听到了来自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包括太平洋地区――认为这些价值有问题的声音。这些声音争论说它们是某个单一文化的创造，不能被简单地移用于其他文化。自然，为了强调他们的观点，即这些价值是有缺陷的或不完备的，这些声音指出了在西方发现的所有毛病。一个典型的争议是：西方式的民主标志着一种深刻的权威危机；而如果没有对意味着法律和秩序担保的权威的尊重，社会将会分崩离析。??

奇怪的是，那些这样说的人既是正确的，同时又是错误的。??

在指出西方社会正受困于某种权威危机方面他们当然是正确的。作为是一个相当晚才置身高层政治界的人，一个突然从内部对其进行观察的人，我有时间经历并一再经历了被这样一种奇怪的事实：公众、其他政治家，还有大众媒介，他们对一个政治家的权威投以怀疑的兴趣，要远甚于他们对这个政治家(他或她)是否应当首先称心如意地行使权威的兴趣。这不是我在个人意义上想到的事情――举例来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对自己有那么多的疑问。我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现实而关注这一现象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根本没有权威，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组成部分也不会有任何权威。顺理成章地，这会对社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但这种权威的危机是一种民主的产物吗?如果是这样，随之而来的是不是一种独裁统治呢?难道一种专政或极权的制度相对于民主终究是更可取的吗???

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当前的权威危机只不过是当今世界普遍的精神危机造成的千百种后果之一。由于业已失去对更高的、超越的权威的尊重，人类势必也失去对世俗权威的尊重。随之，人们同样失去了对同胞，甚至对自己的尊重。这种超越视角――它维系着地球上的所有事物――的丧失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世俗价值系统的坍塌。人类已经失去了我曾私下描述为绝对尺度的东西；作为一种结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变成相对的了。所有的责任感，包括对人类共同体和权威的责任感都一溃到底。这是一个哲学而非政治的问题。然而，即便是一个正在衰退和削弱的民主权威，也比通过暴力和洗脑而强加的、彻头彻尾由人工制造出来的独裁者权威好一千倍。??

民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而是一种改进的能力。在其他因素中，自由规定了责任的空间。如果这一空间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其过失与民主毫无干系，而恰恰是对民主的挑战。专制不提供责任的空间，因而也不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权威。相反，在所有有效的空间内都充斥着某一独裁者假冒的权威。??

潜在的独裁者们十分清楚民主的权威危机。当今的无神论者越是无视民主向他提出的挑战，他在占据民主经由履行真正的、无可争议的责任而提供的空间方面就越少胜算，一个装扮成整体责任承担者的独裁者就越会加速占领、直至最终完全占领这一空间。希特勒是这方面的一些典型的例子。由于用完全虚假的权威占据了所有的有效空间，他们就窒息、扼杀了这一空间，并最终扼杀了民主本身。其结局我们全都明白：大屠杀、严刑拷打或蒙羞受辱。总而言之，当民主为创造真正的权威铺平道路时，一个独裁政权也作为一道可怕的栅栏，一种权威的滑稽模仿，成了这条路上的拦路虎。??

如同我在隐喻性地描述一种更深刻的人类责任意识时所说过的，就一场成功的生存革命而言，在自由和民主条件下进行要比在专制条件下进行好得多，后者为一个希望履行责任的人所提供唯一空间是一个牢笼。??

西方世界不必为民主的非难承担过失。尽管民主的确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然而今天，它是向我们所有人敞开的唯一道路。西方为此所能承担的过失是正当地理解并捍卫这一巨大成就方面存在的缺陷。由于某种普遍的道德危机导致的瘫痪无力，它一直未能利用民主这一伟大发明提供的所有机遇，并赋予业已为其打开的空间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内涵。正是由于这些缺陷，发疯的人们一直在反复设法破坏民主，并释放某种全球性的恐惧。?

从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民主，或将其视为一种消灭权威和遇事乱扯一气的制度。那些希望避免这种毁灭的人还有另一种有效的选择：他们可以把民主当成一个挑战，以证实和引进责任，或宁可回复到民主最初出现时所曾具有的精神实质。这是一个超人类的要求；然而，在民主这种开放的体系中，这一要求可以臻于达成。?

在民主扎根尚浅，或还远远谈不上已经扎根，或自由的个性除了意味着领袖万能外，实际上一无所谓的那些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