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大国之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时间：2005年5月21日下午

地点：三味书屋

主讲人：高全喜（《大国》主编）

主持人：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大国》主编高全喜先生，他演讲的主题是“大国之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基本的内容是介绍他自己以及《大国》丛刊的有关思想观点。下面我们欢迎。

高全喜：

非常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做一个思想上的汇报。最近一二年，我从原先纯粹的学术研究开始转向在我看来十分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探讨，并和一些学术界的同仁做了一些事情，例如主持了《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大国》丛刊和即将出版的《国是文丛》的策划与出版。上述事情实际上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今天能就此与朋友们展开思想的讨论和对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现在这个题目――大国之道：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确实是非常地严肃，也是非常地吓人，对此我岂敢放言，也没有资格妄加论说，只能谈个人的一己私见，一点体会，不敢有大的担当。恰巧前天晚上，我刚写就了《国是文丛》的前言，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老大的国家来说，所谓“国是”历来是掌权者把持的“千准万确”之最高国策，容不得“异论”相侵扰。《说文解字》中关于“是”的“直也从日正”之解释，并没有给出“日正”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来源。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在当今社会，“国是”再也不能是统治者们关起门来的一己之私事，而是公共之事，是全民参与的民主议事。公共问题变成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权利和责任参与讨论和意见。不过，公共议论是一回事，政治决策是另外一回事。民主政治并不等于公共讨论或意见就必然能够或者必须转化为一种行政的或者统治者的直接的政治行为，对此我一直主张是要分开看待的。政制治理是一种专门的审慎的技艺，需要特定的程序和专门的知识。公共意见、公共意识并不诉求所谓完全的政治正确，它是意见的搏弈，是交换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通过恰当的途径和程序引导或者说影响国家政治事务、政策以及一些具体的措施的制定。我觉得在这方面，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我并不赞同非常激扬的公共活动，仿佛个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观点，对时事问题有什么看法，有什么主张，就非要政府部门据此付诸于直接的政策行为，这一点是不懂政治。政治是一种审慎的技艺，政治不是某个人或一小撮统治者的私事，但也不是街头广场的大众民主政治。真正的政制必须倾听百姓的声音，开辟正常的途径和程序，接纳不同个人和利益集团的观点，既需要宽容和良知，也需要审慎和智慧。

作为学者参与这个问题，谈论大国之道也罢，谈论民族主义、国家问题、爱国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也罢，都是一种意见，都是一种知识，我并不敢倡言就是绝对正确。公共事务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它不是追求真理，它是一种利益诉求的搏弈，而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况下，这种利益平衡的方式和形态是不一样的，我不主张在公共问题上追求所谓绝对的真理，像过去说的，为真理而奋斗，这个事情不存在真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而且利益随着社会阶层、个人偏好等原因，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方面，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理。另外也要淡化所谓的无私激情，我有一腔的热血，我有非常美好的愿望，就能保证参与政治事务、国家事务、公共事务正确？就能做到在政策的实施上取得好结果吗？很多事情往往恰恰是相反的。所以，追求真理，崇尚激情，或者说无私的情感，这些都不是谈论公共事务应有的态度，如果你抱有这样的想法，可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写小说、诗歌，但不便于或者不适合讨论公共事务问题，特别是所谓国是问题。这是我的初步的看法。

就大国之道或者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下面我就谈一下我主持《大国》丛刊的基本理念，其中一些观点是我个人的观点，可能有些代表一些同行的观点，有的地方可能也不一定完全一致。我下面准备谈四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我觉得围绕着主持人的问题，需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概念。例如，关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等几个概念，虽然从学理上来说很复杂也很难说得清楚，但至少我认为对此有必要做一些简单的解释，谈一些基本的看法，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网上或者书店有我这方面专门的论述，关于民族主义就有一篇很长的将近四、五万字的文章，当然其他相关的文章也很多，关于自由主义李强教授就有很好的论述，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也有很多的论述，如吉登斯的。下面我分别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关于民族主义，大体说来有几个层面，有种族层面的，有文化层面的，有政治层面的。对我们现在来说，种族层面的民族主义不用多说了，它的结果最终会走向种族主义。文化层面，前一段时间大家谈论的也比较多，如儒家的文化认同问题，乃至所谓文明的冲突等；现在民族主义之所以成为重要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政治层面，是政治认同问题，这是政治层面的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近百年来对中国文明或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认同的挑战，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文化层面的民族主义大家从来没有异议，任何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域，难免文化的认同，语言、生活方式、道德情感，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反对也罢，认同也罢，所能达到的共识很多。文化民族主义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它的问题也很多。前一段时间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基点上是放在文化甚至是宗教上的，文化的核心在宗教上。像亨廷顿谈这个问题，有一个历史的基点值得特别注意，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他们的国家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建构之后，文化认同问题才变成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但是对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核心问题与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大不一样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文化认同，而是政治认同，中国这个国家还没有成熟完整地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认同的迫切意义是相对有限的，而政治认同的基点在于建立民族国家，特别是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政治认同是要承担大的责任的，而且也是迫切攸关的。满清解体以来，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是政治认同问题，当今两岸三地连战访问，也是政治认同问题。文化上有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大家的焦点不在这个地方，这是政治认同，是国家制度，是政治共同体、政体方面的认同。理解所谓的民族主义从这个层面上看就会更加清楚一些，讨论政治层面，从文化、种族层面来谈，很多问题就复杂了或者说乱了，在不同的层面谈不同的问题。谈民族主义，现在关键是政治制度层面的理解，目前它对我们来说更加关切。

第二，关于自由主义，不用多说了，所谓法治主义，个人主义，个人权利，宪政，对政府，特别是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和限制，等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基本的常识和观念。现在的问题在于，在西方或者说在中国，理解自由主义有两种面相或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作为普世的、基本的自由主义的理念，自由主义讲究普遍性，它主张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规则，它不管是哪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哪种人群，什么样的经济形态，都需要一种普遍的规则来协调人们之间，特别是我的与你的，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公共关系，财产关系等，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发生重大的变化。自由主义一般来说是普遍性的东西，但又不是终极关怀性的东西，不具有宗教性，而是世俗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公共交往，经济交换，乃至制度组织的原则，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面相。大家读到的很多的著述对于这个自由主义的原理一定多有论述。这是一个层面，但是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一个面相，我在此更愿意强调这个方面。我们发现，自由主义无论它的理论著作还是现实的制度形态，又都是具体的，原理是抽象出来的，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脱离某个国家，脱离某个正常成熟的社会制度之外的抽象的自由主义，我们总是说美国的自由主义、英国的自由主义或者其他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理论是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各自的制度建设过程中抽取出来的基本原则，它们离不开各个不同的社会载体。法国的自由主义，英国的自由主义，美国的自由主义，甚至东亚的自由主义，它们的原则说起来是很一致的，但落到实处似乎又很不一样。十七、十八世纪古典时期的英国自由主义，与现在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就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也一样，立宪时代的自由主义与福利国家时代的自由主义也是不一样的。日本或者东亚，从这个角度看也都各有自己的特性。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总是和一定的时代、政体、民族政治结构、文化传统，乃至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组合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地球上从来就没有所谓的一种纯正不变的自由主义政治。所以，如果单纯地一味地抽象地谈论自由主义的原则，而不考虑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不同时代的特殊情况，这种自由主义有人给了一个很恰当的词汇：幼稚的自由主义，或不理解现实的，对现实根本没有判断力的教条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很好，但是往往到处碰壁。我的意思是，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首先看到它确实是普世的东西，法治、权利、规则、宪政，这些确实是普遍的。但这些东西落实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共同体，我们只能说美国立宪时期是什么样的自由主义，现在是什么样的自由主义。现在，美国的自由主义面临很多的问题，英国也一样。

第三，我们看到了，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梳理下来，实际上会集中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新事物――民族国家是各种思想理论的载体。刚才谈论的两个问题，都是以西方社会为典型的背景展开的，这个背景就是，自由主义也罢，民族主义也罢，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它们都是十五世纪以来也是中世纪封建社会解体以后，随着与新的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相伴随产生出来的。在此之前，古典古代的希腊、罗马时期，甚至中世纪的封建制时期，社会环境是大不一样的，那时候没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没有现代的相当多的主义乃至政治实践。例如，民族、种族在任何时代都有，但是民族主义这样一个东西，集中诉求一种民族的政治认同，那是十五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出现的。自由主义也是如此，其实诸如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等，尽管在古代早已有之，但我们知道，它们实质上是城邦制下的特殊形态，与现代民主政治，与现代流行的共产主义相去甚远。我感觉谈论这些问题，如果过多地依据古典古代的或者前民族国家之前的理论资源和制度实践，有时候与我们的问题在实质上有很大的隔膜。

前面我们大致澄清了三个概念：民族主义的政治认同，自由主义的两个面相，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基点。在上述情况下，我来谈论第二个部分的问题，即中国问题。我们是要处理中国目前的问题，我认为在此需要一个背景，也就是要在十五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世界格局的情况下，才能谈论中国的问题，才能论述中国的由此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问题，或者中国现在的民族国家问题，我们的宪政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保障和个体幸福，这些东西，都是在这样的框架之内，在民族国家的这个世界体系之内，才能寻找到创造性转换的答案。当然，西方现代社会像有些人所佯言的的，似乎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所谓后主权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西方思想家调用传统古典古代的理论资源，他们要回到古希腊的德行传统之中，这是西方背景下产生的事情，与中国目前时代的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要盲从西方某些思想家的言论，从而历史性的错位，步入歧途。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与他们大不一样。我们的核心问题是建设宪政国家。

第二部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中国现时代的独特性问题。现时代中国问题的独特性是什么？前一阵子很多人说起中国古代的孔孟之道和治理经验，这些都是过去的东西，我也认为很好，假如中西方各自相安无事，各自管一块地方，我更喜欢这种生活，当一个读书人，进退兼达，很好的。1840年之后，国家形态变了，东西方交流，特别是西方民族国家强势进入，破坏了我们原有的生活秩序和政治制度结构，这样情况下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还是保持原先的形态，注定的结果是被肢解，变成人家的殖民地。1840年前后朝臣官僚甚至布衣百姓的心理都是很矛盾的，读一读那个时期的各种文献，冷暖备知。立场角度不一样，忧怀感叹也不同。虽然非常复杂，但总的来说，从那儿之后中国就变了，变了之后要寻找一种新的道路，那就是现代化道路，或变法图强的道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