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彪 ：重读《共产党为什么不会变质腐化》

六十年前，1949年，就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人们提出了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党会不会变质腐化”的问题。（这里说的变质腐化，是指共产党会不会“由一个革命的、代表人民利益的集团，变为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违反人民利益的集团”。）

提出这个问题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仇视革命的人”，他们认为，“你们今天欢迎解放军，谁能保证明天共产党不变成国民党第二？谁能保证今天的革命者，明天不变成蒋、宋、孔、陈第二？”另一种人则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人，他们对党将来是否会重蹈国民党覆辙抱以远虑。无论是出于“对群众拥护共产党的热情泼冷水”的目的，还是出于对党的命运和前途抱以“善良的担心”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就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党会不会腐化变质？

六十年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很是乐观，那就是，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是绝不可能变质腐化的！在1949年7月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上，许立群发表了《共产党为什么不会变质腐化？》一文，对这一结论作了论述。

今天，重温许立群的这一篇文章，真是恍若隔世，叫人不胜唏嘘！六十年后的今天的现实居然和他所指斥的历史上的“革命集团”变质腐化的情形简直如出一辙。而与那些腐化的革命集团所不同的共产党所具有的崭新的政治理想、组织风貌、精神气质、道德风范却日渐黯淡，并沉寂在六十年历史的河床上。

腐化变质是革命的原因，而不是革命的结果，许先生在解释历史上“革命集团”为何会腐化变质似有“倒果为因”之嫌，革命集团的变质腐化破坏的不是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的是公平、正义和道德，维持了“特权”，却丧失了“民心”，进而断送了政权

历史上无数次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都给我们提供了“革命集团”变质腐化的丰富先例。“过去的革命集团在取得政权之前，总是代表着（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群众的要求，其作风也是艰苦朴素，斗志旺盛，而一旦上台之后，无例外地总是变成了群众头上新的压迫阶级，其作风也逐渐变为骄奢淫佚，贪污腐化，作威作福。”为什么革命者会变成反动者，被压迫者会变成压迫者？

许立群先生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与否来解释不同社会制度的兴衰更替，进而解释“革命集团”的变质腐化。

这个原理，我们耳熟能详，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由于生产力是动态的，不断向前线性发展的，因此，在一个社会里，如果生产关系不能动态地随着生产力的进展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就会引起两者的错位、断裂，“如已经有了工厂手工业时，分散的农村个体经济、地主的统治、便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有了在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时，资本家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引起要求改变这一生产关系的“革命”，就会导致社会制度的变迁。

统治阶级（过去的“革命集团”）一方面不愿改变为自己特权和利益提供保障的即有生产关系，一方面对自己的灭亡大势又无法抗拒，于是就丧心病狂了，于是就破罐子乱摔，挥霍无度，骄奢淫佚。

这时旧的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向前进了，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早已丧失了一切改革的朝气，但它还想苛延残喘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无法维持的时候，自然便不顾一切，拼命的掠夺，挥霍，作垂死的挣扎，于是，种种残暴昏庸骄奢淫佚的腐化行为都产生了。（许立群：《共产党为什么不会变质腐化？》，《中国青年》，1949年第10期，第14页。）

鲁迅也提及国家行将崩溃之际高等华人的奢侈淫靡，他们“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许先生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社会观立论来解释革命的发生，社会制度的变迁，进而以这革命的发生作为统治集团的腐化变质的原因。其实这有些“反果为因”。也就是说，腐化变质不是革命的结果，而是正是革命的原因。

就传统中国经验来说，朝代的更迭的主要因素并不在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更关乎“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之谓也。何为“民心”，民心就与公平、正义、道德有关。有了民心，即使生产力低下一点，整个社会还是会稳定的。我们常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这个道理，“均”不只是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一种“公正”和“道义”，有了这份“公正”和“道义”（“均”），即使生产力低下一点（“寡”），似乎革命很难发生。

那么，你说腐化变质是革命的原因，那么，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就错了吗？马克思的解释不能说错，但至少不完全对，这种解释似乎过于依赖于物质、技术对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再进一步讲，腐化变质就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吗？的确有这种可能，拿当今的现实来说，这种“官商构型”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不光没有阻止生产力发展，相反还能促使生产力的发展，有学者鼓吹“腐败有益论”正是这个道理。这样的说法叫善良的人总有些沮丧和不甘，因为这似乎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无关乎道德，事实上，的确如是，比如，我们常说“无商不奸”，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也有不奸的商人，但总体上来说，你不奸滑鬼诈，坑蒙拐骗，你不假冒伪劣，行贿官吏，你就似乎就赚不了钱。“老实人吃亏”也是这个道理，你越本份，越端正，越遵规守纪，你越吃亏。因此，以“丧德”，甚至“做恶”来赚钱（发展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就是明摆着的现实，那我们为什么不承认生产力发展是可以建立在法律虚设、道德败坏的基础上呢？

问题是，这样一个贪腐丛生，失却公平、正义、道德的支持的社会中，整个社会发展就形同“倒Ｊ字”型，这样生产力发展得越快，社会稳定性就越差，整个社会就越危险。可见，一个腐败的政治、经济关系他可能不会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却不能保障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因此，革命集团的变质腐化（如，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鱼肉百姓、鲜耻寡廉等）破坏的不是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的是公平、正义和道德，维持了“特权”，却丧失了“民心”，进而断送了政权。

可见，腐化变质是革命的原因，而不是革命的结果。许先生在解释历史上革命集团为何会腐化变质似有“倒果为因”之嫌。

固然如此许立群犯了“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但是，他所描绘的那些腐化群体“饮鸩止渴”般的集体放纵、“开明之士”的个别焦虑以及“统治地位”的最终崩溃的过程却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

即令有个别的这一没落阶级的所谓“聪明有为”的代表者，看到腐化的危险，或者这种腐化贪污现象弄得天怒人怨已威胁到统治地位的时候，他们也想加以制止，但其效果往往极为有限，因为他们的阶级，他们的集团已经发展到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动员群众运用民主力量来反对贪污腐化，如果那样，便会危及他们统治阶级本身。所以最多也只是利用权力来压制，结果成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蒋介石不也曾屡次下令整饬官常、惩治贪污，厉行节约么？一来己身不正――自己即是最大的贪污腐化代表者，二来官官相护――特权者结成联盟互相保护。其结果是挽回不了他们的腐化堕落的命运。（第14页）

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腐败对党和国家生存的危害，也一直在开展着较大力度的反腐运动，然而，却很难走出“越反越腐，久反无功”的反腐怪圈。什么原因呢？许立群先生所说的有借鉴意义，即：一、己身不正，大腐反小腐（官员的财产申报无法实行的原因就在于此），你凭什么反呢？二、官官相护，大家都是一丘之貉（常见报道的什么“官场震荡，腐败窝案”就是例子），怎么反呢？总之，“全盘皆腐”，“自己反自己”造成了当下的“反腐怪圈”。

我们常常会将共产党官员的清正廉洁和奉献牺牲归功于过去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个人道德修养等因素。其实，即使在那个看重个人自觉、自律的时代里，共产党同样强调权力的运作必须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许立群先生没完全说清历史上革命集团腐化变质的原因（这原因也是一时半会说不清的），但他却道明了共产党为何不会变质腐化的道理。

那是因为，共产党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历史上一切阶级剥削和剥削阶级的统治”，“连它自己最后都要消灭”，既然目的不在于剥削百姓，而在于为人民服务，不在于鱼肉百姓，而在于为人民谋福利，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与组织状况”，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不会变质腐化。

这话其实也不是他在吹牛皮，在建国之际，共产党人总体上表现出政治上的亲民，道德上的高洁，纪律上的严明，作风上的正派，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因此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政权。在那种清新的氛围中，他说共产党不会变质的断言应当说是理直气壮，信心十足的。

就拿民主与特权来说，在共产党领导下，人们有着“真正的民主”，“任何共产党员在经济上既然没有剥削的特权，在人人劳动的基础上，享受社会给予他应得的劳动成果。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政治上，民主权利也便空前广泛地归诸人民群众。党内也是真正实行民主，除了分工不同，因而各人具有其职务所必须的权力以外，没有其它任何特权，因之也不可能利用特权实行腐化。……领袖是群众中的一员，任何人在劳动上怠工或有腐化现象，都要受到处分。”（第15页）“领袖是群众中的一员”，其实就是党的领袖、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政治地位一样，并不享有特权，这在延安时期表现的最为明显，1942年，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有一次遇到一位骑毛驴的老人，从驴上上来同大家握手，一经介绍原来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他给代表们谈边区的情况，并讲到大家都是人民勤务员，不是当官做老爷。”（李蓉：《中共七大轶事2》，《新民晚报》，2009-7-2，B8版）可见，共产党高级领导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还是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的。

然而，并不是每个共产党人、每个官员都能意识这一点，相反，因为那种官老爷的装腔作势，作威作福的权威意识在中国实在是根深柢固。当领袖们自觉到自己只是群众的一员时，1949年，张垣铁路分局局长，后来的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蔺子安便是共产党人大摆官僚臭架子的代表。且看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

（1949年）二月一日张垣铁路分局局长蔺子安，接到华北交通部到丰台开会的通知后，他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为他准备专车：一节头等车，坐着他本人、执法队、警卫员及科员等十余人，另一节车皮载着他的小卧车；并且在事先即电令沿路各站职工人员听候在蔺局长到站时训话与“汇报工作”。“汇报工作”是饰词，主要是想摆摆威风，要让沿路员工迎接他。南口职工接到命令后，立即忙碌起来，打扫月台车站，整理内务，专车到来时，全体职工在月台上列队欢迎，等候训话。当时适逢蔺局长有些感冒，由随从的某干部代训了几句。本来就十分不满的职工、经此情景更为反感、纷纷说：“毛主席也没这大架子”。“国民党局长出来坐专车，解放军也闹这一套”，该铁路分局的官僚主义已达到惊人程度，不久以前，中共察哈尔省委，对此事提出检举，给蔺子安同志以批评，但直到现在，蔺子安仍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认为事实倒是事实，但不能做坏的解释，如果做成官僚主义的解释，就是打击他。（《张垣铁路分局严重右倾，压抑工人留用坏分子，局长蔺子安应予撤职》，《人民日报》，1949-04-09，1版。）

局长出动，专列伺候，沿途训话，架子十足。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铁路职工也并不全是见官眉低、膝软的蚁民，在今天，可有那个铁路职工能像他们那样气愤、检举、抗议呢？不过，话说回来，“毛主席也没这大架子”，这其实也反映了，在民众的潜意识里还是根除不了权力者的高人一头的思想，也就是说，毛主席摆摆架子则是完全可以的，只不过蔺子安以区区局长之职，就摆这么臭的大架子，实在叫人看不过眼罢了。其实，应当说，即便是毛主席也是不能摆架子的。

所幸的是，共产党人的官僚作风引起了党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在同日的《人民日报》名为《向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社论中，除过清算蔺子安在工作上“用坏人不用好人”错误之外，便是清算他“在工人阶级面前抖威风，摆臭架子”的官僚习气。文章说，“这种坐上专车，拉上汽车，随从累累，让沿路员工列队欢迎的恶习惯，只有已经濒于腐朽的国民党官老爷们才有此可耻的令人恶心的一套，善良的职工们，对此一套早就讨厌透了。……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把人民当成上司，而自己甘心情愿为人民作勤务员的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蔺子安的职务予以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