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极权政治研究：从西方到东方的视界转换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西方的”极权主义研究。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将极权主义研究的视野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本文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结构形态的分析进行了重述，对他论述的东方专制主义转型的契机与复辟的危险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既以批评的眼光审视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冷战”思维，同时也肯定了他的研究所具有的揭橥东方古典社会政治特质的价值，并指出人类重视自由价值与警惕专制政治的高度相关性与现实针对性。

关键词极权政治专制主义西方东方

卡尔・A.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对峙性的赞扬与批评：赞扬者认为他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深入透彻、系统完整，批判者认为其研究完全受意识形态化的驱使，没有科学性的保障。抛开这本书作于冷战特殊时期的时限不说，它在极权主义的研究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既象征着极权主义研究从西方形态转向东方形态，又体现出极权主义研究转入对古典历史的追根溯源，还显现出极权主义研究对于当下政治形势的极端关注。因此，有必要重读这部著作，再次深探极权主义形成的机理，为人类抗拒极权主义政治提供历史警戒，为极权主义政治的民主转轨提供思想动力。

视界的转换

对极权政治的研究，兴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及其后。原因很简单，发动二战的轴心国，正是以极权主义为国家动员的精神支柱的，这注定了极权主义政治的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欧洲的极权主义国家与理论形态。

这一研究，二战时期以哈耶克、波普尔为代表，二战后则以塔尔蒙和阿伦特为代表。1943 年波普尔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它旨在清算西方敌视开放社会、倡导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作者集中批判了历史决定论思维引导之下的诸种“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理论。他从对赫拉克里特的清理开始、以对柏拉图理论的聚焦论述，将“极权主义的正义”观念置于与现代极权主义精神相同的位置上面。随着极权主义哲学的衍生，波普尔将批判的眼光集中在黑格尔身上，进而对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承受者马克思进行剖析。他指出了马克思理论上成功的地方是由制度分析提供的，而不是历史决定论观点的产物。类似于柏拉图完备地刻画理想社会面目的，马克思所说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都是失败的预言。在二战的特殊历史情景中，波普尔以战斗的姿态对极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思想史清理，可以说开创了极权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几乎就在同时，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同样以对西方脉络中的极权主义毫不留情的批判而著名。哈耶克对于建构理性主义基点上言说的各种社会主义进行了混一的批判。在他看来，当人们狂妄地以为自己能够借助理性全盘建构一个人人受益的计划体制的时候，恰恰就打通了奴役的大门。在集体主义的旗帜下，一切个人自由都处于丧失的危险之中。为此，哈耶克有意将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结构统一性呈现出来，使人们警醒一切试图全盘重构社会使之绝对理性有序的努力是非常可怕的政治状态。相对于极权主义的各种主张而言，哈耶克特别强调，“一项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

如果说二战中的极权主义研究，主要是针对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话，二战后兴起的极权主义研究逐渐拓展视野，开始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研究极权主义问题。阿伦特关注极权主义三种典型的欧洲形态――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她“整部著作的重点在于解释极权主义如何可能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形成”。在她的研究中，反犹主义的极权思维是导因于种族斗争的政治思维。她试图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与无国籍保护的犹太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来审视这个族群为何陷入被纳粹集体迫害的窘境，进而将现代处境下积极的政治生活态度与极权主义的防止问题凸显在人们的面前。论及帝国主义形态的极权主义，阿伦特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发挥出的私人产权再生产机制中必然存在的难以遏制的物化倾向，指出政治资产自身的不断扩张本性导致它的征服性，从而演变为一种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的孤独的、物化的群众社会里，人们对于公共事务冷漠已极，被各种意识形态所蛊惑，尤其受刺激人心的优越种族说教的煽动，使孤独的群众陷入一种自以为自己成为了合众的强大政治集群的一员而肆意泯灭人性、任由动物性发作的状态。这样，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都在其中找到了精神支持。她特别强调，脱离社会、法律与政治传统，践踏一切基本规则，随意以运动的方式处置公共问题，构成了极权主义的共性。因此，极权主义远远比历史上任何形态的暴政更为惨烈。

塔尔蒙关注的则主要是18 世纪以来救世主义的极权主义民主思想。他将民主划分为两种形态：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在政治事务上倾向于反复尝试方法的经验主义，把政治行政系统看作是实施人们自发的贤明行为的机构，对不同的个人与集体的努力表示尊重；后者在政治理论上主张唯一的真理性和排他性，以政治救世主义为精神品质，追求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的、十全十美的计划模式。虽然两者都认定自由的极端重要性，但前者以没有强制的不断尝试来实现，后者则以严格详细的精密规定来保证。极权主义民主作为极权主义的一种具体形态，是“西方传统在历史篇章中不可割裂的那一部分”。它既是欧洲民主主义传统秩序的一部分，又是18 世纪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卢梭的政治理论和雅各宾党人的政治实践、巴贝夫主义的拓展，使其成为一种现代极权主义民主的诱人形态。塔尔蒙后来在考察19 世纪与20 世纪的极权主义民主时，同样明确地指出了救世主义冲动的极大影响力。20 世纪，纳粹主义上台、政治仇恨流行，既是因为国家的性质，更是因为人们对理性主义、个人自由的诋毁，极权主义民主才占有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市场。

在魏特夫以前，关于极权主义的重要研究著作有一些共同点：其一，集中关注的是不同形态的、欧洲极权主义的思想脉络与实践状态，这是它们的空间范围特点。其二，共同关注的是二战前后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那样的极权主义政治形态，这是它们的时间限定范围。其三，主要是循着政治观念与政治实践的脉络追究极权主义的内在机理，对于极权主义的深远社会经济渊源关注的程度，显然弱于在思想上对社会政治经济根源的系统挖掘。这正是魏特夫能够转变极权主义研究视野的原因。

魏特夫的研究将欧洲学术界关注极权主义的视野转变到非西方的极权主义政治形态上面。不同于波普尔与哈耶克、区别于塔尔蒙和阿伦特的是，他将西方极权主义的思想形态悬置起来，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极端的极权主义形态出现在东方而不是西方，西方从古至今的极权主义政治完全无法与东方的极权主义政治相提并论。“东方的专制主义肯定比西方的专制主义更为全面，更为暴虐。‘东方的’专制主义表现了极权力量最残酷的形式。”这使得即使是本应清醒对待魏特夫的评论者，像汤因比那样的著名学者，也未能在欧洲极权主义之外发现东方专制主义对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特殊危害。他们仍然只是以纳粹残暴的惨烈程度来衡量一切极权主义的相对败坏，而不能在一以贯之的极权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形态角度通观持续的、残酷的、不动声色的东方极权主义。

这是当时西方学者研究极权主义的共同短视。魏特夫将极权政治的研究引入到一个不同的境地：研究不能仅仅是对观念形态的政治哲学进行归纳，不能仅是对于精神形态的社会生活的封闭审视，而应当是对于一个社会基本文明形态的内在梳理，对于一个社会有没有对抗极权的绝对极权主义与相对极权主义类型的分疏。而这种极权主义的典型形式，不是西方的极权主义，恰恰是东方的极权主义。魏特夫跳出了范围狭隘的极权主义研究天地，使人们得以在更为纵深的社会历史视角观察极权主义这种现代性政治现象。

东方专制主义的结构形态

魏特夫的研究，由于是从西方与东方两种极权主义的差异性上立论的，因而对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类型刻画，就必然成为描述分析这一极权主义形态的基本进路：一是极权主义的治水经济、二是国家- 社会之间的关系、三是专制权力的结构、四是全面的恐怖- 屈从- 孤独的社会情景。从这四个维度的观察与分析，人们可以发现东方专制主义确实具有其特殊的历史结构。

魏特夫首先对治水经济(治水社会) 的地理环境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当水源问题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时候，水就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因素。“如果灌溉耕作取决于有效地管理大量的水源供应，那么水的明显的特性――大量聚集――就在制度上变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了。”这种决定性意义体现在灌溉推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治水社会政治形态。治水社会的形成是，因为处于缺水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必须努力寻求一种社会的方式控制治水的方式。恰如魏特夫指出的“， 水源过少或者过多并不一定导致政府对水利的控制，同时政府控制水利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实行专制的治国手段。只有在以耗取大量自然资源为生的经济水平之上，只有在远离雨水农业的强大中心之外，只有在没有达到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水平之下，对水源不足的环境有特殊反应的人类才会朝着特殊的治水生活秩序前进。”在这里， 他的“如果..那么..”的预设，还是一个需要验证的假设性命题；他关于治水社会的理论，也还是一个需要设置诸前提条件才能够进入历史与理论检验过程的假定。这正是他断然否定自己建立在治水社会基础上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根据。

取决于上述设定，魏特夫将治水经济界定为“一种管理者的和纯属政治性质的经济”。这是一个凸显治水经济特质的界定，因为在现代视野中，经济活动中的成本- 效益关联纯粹属于经济范畴内的事情，而与政治的区分度是显而易见的。只是特殊的治水经济，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形态，而是被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乃至于被国家政权的控制者直接掌控的“经济”形式。循此思路，他总结归纳出治水经济的三大特点：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强化的耕作、大规模的合作。后两者不是魏氏独专的论点，但分工的特点则是他专门加以强调的特征。他指出治水社会的分工特点，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事情，因为治水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对治水国家的管理者的作用具有决定性影响。”治水工作的复杂性要求较为明确的分工协作，有效的分工协作必然进一步要求一体化的计划，而一体化的计划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 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是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在这种权力的引导下，由政府管理的大型水利工程和其他大型事业(如饮水工程、航运运河、防御建筑、庞大道路、都城宫殿、陵寝寺庙等等) 成为国家统治的必须，与治水相关的数学、天文学(魔术和占星术) 成为改进水利生产和保障治水领袖们最高权力的工具。政治领袖就此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劳动力和物资，使他们足以取得不朽的成就。正是治水经济的管理特性和政治化状态，使治水专制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自由放任社会有了明显不同的特征。“治水国家不同于现代极权管理国家之处，在于它建立在农业基础上面，只管理着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它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的自由放任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就其核心形式而论，它是以命令式的(强迫的)劳动手段来实现重要的经济职能的。”

由地理环境制约形成的治水经济，必然促成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国家结构，那就是国家比社会强大，它是一个真正管理意义上的国家。一切试图夺取社会和政府领导权的非政府力量，诸如亲属团体、宗教团体、军事领袖或财产巨头，都败下阵来。“在治水文明中，执政者阻止一切非政府性质的团体在组织上的结合。他们的国家变得‘比社会强大’。使其代表者具有控制臣民的无限制权力的任何组织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和多中心社会的被控制的国家不同，单一中心的治水社会国家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工具’国家。”治水社会的统治者是伟大的建设者、伟大的组织者、伟大的档案保管者。他们的管理能力与其对臣民的官僚式控制紧密相关，治水的工作既精致微妙，又领导有力。治水领导具有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最高权威，能够借助于国家驿站制度将统治意志快速地传达到全国各地，并通过各地次要的控制中心将全国有效地控制起来。作为国家暴力的军队，也成为统治者独断决定和统一指挥的对象，而士兵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由于军队在国家极权统治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