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底层政治》自序

长期以来，政治被视为精英们的事情，困为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著名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粗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被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要供应给第一个阶级物质生活资料和维持政治组织必需的资金。”这个由精英构成的统治阶级被看成是政治的主体，因此是“政治阶级”，而被统治的底层大众只是政治的承受者，底层无政治--这种精英主义政治观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分析和判断，也主宰着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事实上，在精英政治之外，社会底层的政治主张和行为不仅存在，而且对社会政治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精英政治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并通过有组织力量的国家政治而经常表现为制度或秩序，表现为强制性的手段，以及精英们无论是否掌握了国家权力，都试图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并使之意识形态化，那么，底层政治则更多的是底层民众的自发行为，其行为方式也许是隐性的、自发而零散的。“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和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底层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反应性或应对性，它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满寻找解释的方式和解决的路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可以成为底层民众进行抗争的诱因。因为，“如果遭受压迫就足够引发民众抗争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到处都是民众的抗争。就东南亚的经验而言，下列情形之一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是，当农民被压迫到饿死的边缘，被迫背井离乡。比方每年都从农民的口粮里多拿走一杯大米，年复一年。也许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都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最终会达到一个临界点，那就是他们无法再养家糊口。这个临界点就是他们爆发的门槛。假如村里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达到这个门槛，爆发就是非常可能了。另一种可能是，农民爆发的时候，农民的境况没有那么严重，而是感觉到精英阶层存在分歧，有些精英支持农民，他们可能从城里下乡来帮助他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民所受的剥削程度较低一些，也可能起而抗争”。当然，在目前的中国，情况也许更为复杂，以社会公平和其他社群为参照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法律规定和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产生的利益受损感，往往是社会底层进行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精英和大众都在追求政治权力，但他们在争取权力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政治精英常常视主导国家政治为其政治权力，知识精英则视社会权利为其主要的政治诉求，而社会底层群体最为现实的诉求目标则是具体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决定了底层政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场域，它一方面受国家政治和公民社会政治的掣肘，另一方面它又具备自身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底层政治的直接目标既不是为了夺取统治精英所把持的国家政权，也不是试图主导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社会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主导下，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试图谋求某些具体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关注真实的民生是底层政治真正的意义。但我并不是说以民生为首意的底层政治不会上升到公民政治、甚或国家政治的层面。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是很可能发生的，正如我调查发现的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抗争那样。

有些政治学家认为，“对于政治过程而言，统治精英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履行所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主要是制定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决策，并实施某些关键性的决策；第二，引导国家的政治生活，控制意识形态，协调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且充当象征性的行为者”。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样的表述是正确的。但我要指出的是，精英政治对政治过程的这些影响，也要受到底层群体行动的制约，正如底层政治受到精英政治的制约一样。底层政治所产生的制约可能是多方面的：一种可能是在国家政治动荡的时候，精英通过动员和组织社会底层群体的力量来达到夺取权力和掌握权力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动员和组织底层政治群体就成为精英的主要活动。对此，20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说明。这有如詹姆斯・C. 斯科特所说，虽然“底层政治和抗争对一个社会并不总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当局势非常不稳，并且精英内部分裂时，底层抗争通常会发生作用。当精英团结的时候，民众运动所造成的政治变化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时局动荡不稳和精英分裂的时候，底层政治和民众的抗争才会出现重大的突破，进而对社会变迁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另一种可能则是，在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时候，底层民众的反抗可能会制约到精英政治的选择空间。“农民发起的形式多样、数量众多的小规模反抗，最终会使自诩高明的大人物们在首都构想的政策陷入全然混乱之中。国家会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应对，它可能调整政策以符合更现实的期待，也可能通过积极鼓励自愿顺从为维持或强化既有政策，当然，国家还可以直接采取更为强制性的方式。无论国家如何应对，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事实上，就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政策的改变，包括一些大的农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出台，与底层人民的反抗是相联系的。比如，农业税的取消，就与农民的抗税相关；土地政策的调整，就与农民的土地维权相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政治实际上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现代社会应该容许有底层政治的存在空间，因为任何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有效解决大众参与的问题。事实上，“精英与大众之间政治参与的差异是民主的一个主要悖论。从理论、法律上说，政治是对民主政体中所有人开放的。但在实践中，一些人参与得比另一些人更多。由于有着良好教育和经济境况的人更多地参与政治，他们即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在许多理论家看来，这种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甚至一些标榜客观公正的学者还指出：“低阶层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在比较穷的低教育水平国家，使这个阶层往往倾向于把政治看作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结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这个阶层比其他阶层更喜欢极端主义运动，因为极端主义容易迅速地对社会问题提出答案，并具有一贯不变的观点。”应该说，这样的评价也许有一定的根据。但如上所述，我要指出的是，底层政治所具有的这些极端主义倾向，它的意义在于扩大了精英政治选择的范围，但它如果不被政治精英们利用，其自身产生的社会危害应是十分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底层群体都感到有利益表达的渠道时，并且这种表达是有效的，那么这个社会才是健康而和谐的。

本书收集了我近年来与师友的对话和在各地的演讲，主题是有关中国底层社会和政治的。在这些对话和演讲中，我一直在关注底层群体的社会抗争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变迁发挥作用等等这些问题。多年来，底层群体的冲突性事件是我的关注点和研究重心。对这些“事件”和“底层小人物”的凝视并非出于我的好奇，也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正是在这些充满悖论与矛盾的冲突性事件中，我们才可能清晰地看到隐藏在背后的种种微妙因素，它们就构成了我们所正在面对的“社会隐秘”。虽然科塞提出的冲突能导致重新制度化、规则化可能过于乐观，但至少从冲突性事件中我们能够透视现有的结构及其运作逻辑。那些出现在本文集中的小人物，他们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本应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只因偶然的因素与权力的纠葛而留下他们的身影。在当下，就是那些对边缘弱势群体问题的呼吁，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精英思维的反应。显而易见，基于“危险”反应的对于底层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者说是上层利益阶层的立场。底层所获得的关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而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是微乎其微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事实上，中国社会底层群体维权抗争的基本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抗争，另一方面它开始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就农民而言，后一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无论是土地问题还是环境问题或村民自治问题，均是公共议题。其二，由于上述问题一般都是公共权力机关施政行为造成的，因此抗争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及村级组织。在我看来，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以求达到农民的维权目标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尽管这一观点被某些学者所质疑，但我仍然认为从底层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当前工人和农民的集体行动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农民的集体行动同样也是政治性的，只是他们以一种与精英之为政治性方式不同的方式是政治性的。”

作为一位以政治学研究为职业的人，我认为，政治只是一种社会现象，政治学则是一门科学。对我而言，研究底层政治不仅仅是兴趣所在，也应有职业的要求，还应与政治信仰和政治关怀有关。事实上，无论身处何境，我均以“只议政，不参政，绝不从政”为立身原则。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学家，只有具有独立的批评精神，而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才能真正洞察到政治的真谛。然而，我却无法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感到快乐。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如日本著名政治学家加藤节所说的那样：“应该从政治本身所具有的灰暗的特性中去寻找。说政治灰暗，是因为人作为人．总是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然而政治现象中却始终潜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对人的这种意志强加扭曲并且把它引向人们自己也始料来及的方向。”更为严重的是，自己曾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一经历虽然使我有勇气将中国的底层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但童年所经受的苦难和亲人们现在还在困苦中挣扎，却一直在影响着我的判断和研究。也许，这将决定我不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

我要感谢与我进行过对话的师友们，他们中有些是世界级的大学问家，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还要感谢邀请我作演讲的学术机构和个人及所有听众，没有他们提供的讲台和互动，我也许不会意识到我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2008年12月8日于京郊东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