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

香港文汇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本书主要以论战双方的观点构成，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可以了解那些论战的历史真相的宝贵资料。我虽然对那几次论战略有所知，但读了书中记载的那些论战的篇章之后，仍然不由得感到震惊。掩卷太息之余，思索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三次论战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哲学反映

这三次哲学论战的主题虽然都是哲学问题，但确实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变息息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三次大论战是中国社会面临大转折在哲学上的反映。第一次论战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后，杨献珍在1953年和1955年，先后写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两篇长文。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所以被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以被称为“单一经济基础论”。这场当时还只是在马列学院的少数教员中进行的争论，正好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前后，当然不是偶然的。争论在扩展到社会上后，有人批判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主张”提供理论基础的，现在看来不无道理。不论杨献珍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在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遭到批判以后，他仍然坚持“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是在理论上继续主张新民主主义秩序，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唱对台戏。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次论战是从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提法的不同看法引起来的。杨献珍认为，黑格尔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把思维与存在等同起来，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恩格斯肯定了的唯物主义的命题。在马列学院的教员中，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初就有着不同意见，但只有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才在社会上引起争论。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狂热气氛里，杨献珍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公社化中的许多严重问题，便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角度，对“共产风”、“浮夸风”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些反对杨献珍的人则成了大跃进的吹鼓手，他们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人甚至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实际上是望不到边的。”这些严重对立的看法，反映了对当时出现的大转折的不同态度。大跃进把中国社会引到灾难的边缘，1959年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为扭转灾难的局面而召开的。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万言书和杨献珍在会前两三个月的多次讲话，应该是及时的警钟。当时如果接受他们的批评，对大跃进进行认真的检查，改弦易辙，中国的局势就可以扭转过来。但听不得批评的毛泽东却报之以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中国社会丧失了一次良好的转折机会，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人民死于非命。

第三次论战反映的大转变开始于1962年。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大跃进作了总结，加上一年多来认真贯彻了1960年9月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社会逐渐恢复了元气。无奈毛泽东虽然在会上勉强地承认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但实际上却心怀不满，在9月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全国上下制造了紧张的社会气氛，扭转了渐趋缓和稳定的社会发展方向。以此为开端，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变，反映在哲学问题上，就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

杨献珍在反右倾运动后受了处分，从校长降为副校长，不再过问校政，却继续承担讲课任务。他在1963年和1964年给学生讲课时，曾根据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有关论述和他自己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长期思考，提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高级党校的两位教师循着他的思路，写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刊登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对杨献珍的动向窥测已久的康生很快便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在6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7月10日，他又在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杨献珍。。。。。。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于是，“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反对毛主席”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合二而一”的高潮。从1964年6月到1965年5月的一年内，全国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达380多篇。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本来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却由于分和合的考察角度不同，使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折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一分为二强调的是分，是对立面的斗争，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哲学根据。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就是为了在党内清除异己，制造理论的舆论的准备。杨献珍恰好在1962年读到明朝人方以智的《东西均》，从中接受了“合二而一”的提法，于是便用它来作为讲授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合二而一”有个“合”字，被认为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主张阶级调和的，这就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一分为二”发生冲突了。毛泽东说杨献珍“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也不无道理，只是杨献珍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二）学术讨论是怎样政治化的？

三大哲学问题都是可以从容地、自由地进行探讨和争论的学术问题，为什么却都演化成为互不相容的政治问题，并且使论战一方遭受到残酷的镇压呢？这里既有三大论题本身包含着被导向政治化的内在因素，也有当政者所掌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论战的无权一方发表了有权者无法容忍的观点，触动了当权者的最敏感的神经，使他们感受到对方对专制权力的挑战与威胁。这才不惜动用全部党机器来围剿对方。下面就这三个方面，对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因果关系略加分析。

（1）在三个哲学论题中，“综合经济基础论”包含着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否定因素，因而被政治化的可能性最大。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综合经济基础论”却坚持以五种经济成分为基础，当然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权力所不容。但这个问题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就逐渐淡化了，也不再有表面化的争论。只是随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的论战的激化，才被重新提起。因为这两个争论问题虽然完全是哲学问题，但正好与当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稍加引申便可以转化为政治问题。把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歪曲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再过渡到反对大跃进；由“合二而一”过渡到对立面的统一，再过渡到阶级调和，都是顺理成章的延伸。但这种延伸只有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之下，才能成为事实。

（2）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即使是在马列学院内部，“综合经济基础论”也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却不同。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的“万言书”，毛泽东恼羞成怒，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把庐山会议从反左扭向反右。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三次讲话中对大跃进、公社化的批判，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更尖锐，更深刻，自然避免不了会后挨整的命运。他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见解，被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哲学工具。这完全是为了适应毛泽东的政治需要而加之于他的。毛泽东从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便开始了党内阶级斗争的新部署，他让刘少奇去主导“四清”，文革开始后又听任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都是欲擒故纵的权术。为了把党内斗争引向高潮，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处心积虑，一步一步地点起了文化界的批判火炬，为文化大革命做好理论的舆论的准备。1966年6月初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是这样概括这两次哲学论战的：“在哲学界，杨献珍大肆宣传否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谬论，来打击工农兵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反对大跃进。接着，杨献珍又抛出‘合二而一论’，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极端反动路线，提供哲学‘根据’。”“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篇社论既是为文化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的总结，也是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这两个哲学问题的论战，完全是为了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而导引到政治领域的。

(3)三大论战政治化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讲话触怒了毛泽东。惯于揣摸圣意的康生甚至危言耸听地煽动：“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相互配合，向党进攻。”

杨献珍是怎样“向党进攻”的呢？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共产风’实际上就是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在欧洲一度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绝对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用原始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原始共产主义不过是挂着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形式。”这就不仅批判了大跃进、共产风，而且连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也从根本上被他否定掉了。

“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对于想赶在苏联前面实行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这是多么强烈的嘲讽。

杨献珍还揭露了大跃进中的一些唯意志论的典型例子，如：1、有一个被称为“哲学之乡”的村子，大办钢铁时竟提出“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的口号。2、有的地方居然提出：“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3、有个地方提出“三天扫除文盲”；还有一个地方设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据说要“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杨献珍说：“搞形而上学到了这般地步，不出大乱子，势无天理。”“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些警告，无疑会激怒大跃进的发动者。

最致命的，是杨献珍的所谓“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的俏皮话。他说，有一个内部刊物登载了一则消息，“说某省制定当年的钢铁生产计划，原定钢的生产额为五百万吨，钢材为二百万吨，不知道制定计划的人怎么忽然一下子聪明起来，感到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于是又从事削减。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削减，最后定为钢五万吨，钢材二万吨。”过了不久，杨献珍听高级党校下放该省的干部反映，他们向省委辞行时，省委第一书记要下放干部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并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献珍听了后，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地笑着说：“他太谦虚了，不是只多了一点儿，他们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这话被康生知道后，他如获至宝，赶紧去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当然很反感，他对周扬说：“杨献珍说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是反对我的。”被毛泽东一再地认为杨献珍在反对他，这就是杨献珍不得不被打倒的主要原因。

（三）权力意志决定论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矛盾

本书全文引录了一篇发表于1980年9月陕西省《人文》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再论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概念：权力意志决定论。文章认为，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权力意志决定论”。我很欣赏这个说法。这比唯意志论更能表现出那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的哲学特征。但作者把它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哲学的主要特征，却是不准确的。是谁凭藉自己所掌握的无限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扭转了中国社会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