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探索安邦之道》序

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创造和摧毁同时出现、并存、冲突以及此消彼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特别是高速增长本身既是一个创造性过程，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产业、投资新的人力资本、促进新的社会成分成长；它也是一个摧毁过程，摧毁旧的产业、旧的人力资本、旧的社会成分。不论是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采用哪种政治体制的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初始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会享受到要素投入、知识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相应提高，另一方面也会碰到结构调整、利益分配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迅速增加。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持续高增长，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转型。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7%，并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记录。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两个方向的显著变化：从它的正面来看，人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6年的11759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了5.7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6年的3587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也增长了5.7倍。从它的负面来看，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不断增多的城镇失业人口，大规模的环境污染，高指数的能源消耗以及不断出现的政治腐败案件、群体抗争事件，成为“另一个中国”的景象。

因此，对中国而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基础、社会模式、文化形态，如何在竞争与保障之间、风险与机会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速度与稳定之间实现合适的平衡，又如何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这始终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对中国领导人而言，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学者而言，就是探讨中国如何在巨大社会转型和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安邦之道。

《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目标与途径》一书记录了王绍光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考和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安邦之道的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和基本对策。我称之为一部十分难得的活生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精品之作。尽管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曾经我之手，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上先后编辑发表，但是现在重新读来仍有新鲜感，体现了他本人独特的研究风格，展现了深刻的理论逻辑和理论含义。特别是作者把对民主、公平和公民社会的研究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更为清晰完整的制度框架，是对中国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深刻理解，对未来走向的深刻思索。因此，这不仅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本能够启发读者思考的启迪之作。无论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还是关注中国发展的普通公民，它都是必读之书，以体会作者的学术之思，探索中国的安邦之道。这里我也谈谈自己的读书体会，并介绍一下相关背景，以便读者了解王绍光著作的基本思路和学术贡献。

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作为一位严肃严谨的训练有素的政治学者，王绍光对民主的思考和研究是一以贯之的。作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讨论了民主的若干重要议题：民主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民主化？中国的民主化处于什么阶段？中国在政治领域有哪些重要的实践？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前景是什么？

作者在开篇之文《警惕对民主的修饰》就对民主的含义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这是一个更加接近于民主的本来含义的解释。熊彼特关于民主的程序性定义①显然是非常狭隘的。而各种各样对民主的修饰词，诸如“代议”“自由”“多元”和“宪政”等，实际上阉割了民主的真髓，目的是为了把民主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温顺的绵羊，变成少数精英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民主是一种政治安排，最重要的是解决如何进行资源分配的问题，即谁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获得等。对于民主而言，人民的决定权显然要比代表的选择更为重要，因此民主的基本要素是发言权问题，即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能够在决策过程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正如Przeworski所言，民主是一种“制度性妥协”。民主不需要修饰，真正的民主需要回归民主的本意，即人民当家作主，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要当家作主。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民主可能不是最完美的制度安排，却是一种比较不坏的政治制度。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化在世界各国不断扩散，成为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民主制度都能够存活并不断地得到强化，而实现可持续的民主。那么，民主制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坚持下来并发挥作用呢？西方学界一直把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充满活力的国民社会以及强烈雄厚的国民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成功地迈向稳定的民主道路的三个关键参数。王绍光在《有效的政府与民主》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紧凑而有效的政府。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民主化的发端往往是把基本的注意力集中在打碎政府的控制结构和降低政府干预经济与社会的程度。但是，从非洲、拉丁美洲等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来看，脆弱的政府结构不仅不能促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反而使社会陷入腐败、犯罪以及基础公共设施匮乏的泥沼。相反，民主化进展较为顺利的国家反倒是东亚、南欧、中欧那些所谓的“大政府”国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逐渐削弱的是政府的专制权力，但却不能破坏政府的基本权力。简单地说，民主化的过程要继续维持一个有效的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和国家建设应该先于民主化进程，一个充满活力的统一民族国家是现代民主的前提条件。实际上，与其他类型的体制相比，民主体制可能需要一个更有效的政府作为其基础，因为这样的体制往往允许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竞争。

在对民主的研究过程中，王绍光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早在1990年，王绍光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一文中，首次给出了国家能力的概念及其公式。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分为四种能力：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作者在文章中还强调国家的政权形式（regime type）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应该把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外延范围（how extensive）与力度或有效程度（how effect ive）区别开来。

实际上，这篇文章也为后来我们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奠定了理论基础。1991年，我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研究，认识了当时在耶鲁任教的王绍光博士。我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十分接近，于是开始合作，并于1993年5月下旬完成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②。撰写该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容，集中研究国家能力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③，并分析影响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各类因素。二是促进决策者早下决心，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重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长治久安。我们看到，后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阶段。1993年11月，中国决策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想④，并不断演进，比人们预想的要好。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西方学者才逐渐认识到，必要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是民主化乃至社会发展的基础。2004年，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th Century》⑤，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软弱无能或失败的国家是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呼吁重新纳入国家构建的概念，并强调要把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强度区别开来。福山认为，国家构建分为两个层面，国家体制的运作范围以及国家体制的能力强弱，前者是指政府施政范围与功能，后者则是政策执行的效能与力量，这两个层面的交集代表着国家政府的强弱程度。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被称为“强国论”的经典之作。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称，福山是一位顶尖的当代事务分析家，他独具洞见与特色的论述，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今日世界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层面。

实际上，王绍光对国家能力和国家制度建设的研究比福山提出的观点要早了十几年，也比福山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国家基本制度的见解深刻得多。这源于王绍光对中国问题的深刻理解，对政治学理论的深厚基础，而福山是在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出现大量“国家失败”经验之后，才提出“国家构建”的基本命题的。

王绍光对中国改革的知识贡献还在于最早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提高国家能力，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生态平衡三大目标；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观是：集中中央财力，扩大决策民主。这些理论观点和基本思路是具有前瞻性、务实性的特点的。

到底未来中国应当选取何种模式？在王绍光文中提出了四种体制：权威主义的强政权；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权威主义弱政权；弱民主主义政权。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并且中国转型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强化国家能力，改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第二步是向民主国家转变。同时他也前瞻性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威权主义国家）在向民主国家转变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国家能力提高并顺利向民主国家转变；另一种可能是国家能力被弱化致使公平权力不复存在，爆发内战和革命，革命也许给民主制度带来更大混乱。当时他说这段话的时候，还刚刚出现前苏联解体的迹象，更没有出现南斯拉夫的解体。历史已经表明，中国的领导者十分智慧地使中国在经济转轨和民主化进程避免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与分裂，也避免了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中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的局面，几乎出人意料地走上了一条良性的独特的民主化道路。这反映出作者对中国发展前途的难得的前瞻性和少有的预见性。

为什么中国会避免第二种可能、走上了第一种可能性的转型道路呢？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对此王绍光做了探讨和理论总结。他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一文中实际讨论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实践问题。他通过案例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回归到民主的本来含义，人民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去，因此决策模式的变化既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关键变量。虽然“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程度未必都尽如人意，但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决策的机制和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等各方面的收益。可以预见，决策模式的变化将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产生持久的影响。在这里，西方泊来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许多西方学者贴在中国政治体制上的“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标签，与其说是学术分析的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既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会成功，也不能解释他们对中国的预见为什么总是会失败。

二、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是一个普遍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特殊性的中国社会实践问题。我们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渐进过程。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⑥。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效率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