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骞：马克思的政治概念

政治作为人之存在基本的存在论维度，不是生活中与经济、文化、观念等等机械并置、且可切割分离的板块，而是与如此诸多方面相互内在构成的核心要素。①因此，政治地理解经济、文化、观念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对存在和文本的政治性理解之必要可以使政治成为一个基本的阐释视域。②讨论马克思的政治概念，无疑是政治地理解马克思与阐释马克思之政治理解的双向过程，实无抽象地追问其可能性与必要性之必要。值得关注的倒是：当人们一度从经济视角来解读马克思政治概念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来一次根本的视角倒转：探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切入路径，以政治哲学的视角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性质和意义；当人们一度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审视马克思政治概念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来一次根本的视角倒转：探索马克思的政治概念对政治哲学传统的超越及其为新的政治理解奠定基础的可能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人们一度从当今中国由经济体制改革而入政治体制改革之实践需要，呼应国外政治哲学之复兴，审查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来一次根本的视角倒转：从马克思的政治理解考察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性质及其限度，并且在这种考察中重写马克思的政治概念？从如今中国思想界的实情来看，马克思被祭上神坛与被当成“死狗”俨然成为相互对立的“极端”③，而且此种极端对立几近“内爆”。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此处所谓的三重视角倒转，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不过是指明理论致思的大致方向罢了。当然，对马克思政治概念的充分重视只能是一个发掘、重构和续写的过程，本文可以看成是在这一方向上所做的初步努力。

一

如今，经济学与政治学之学科切分?④已经使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岌岌可危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经济学化又几乎全然淹没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范畴。当然，从“现代”之内在要求来看，这一过程是极为合理的，它顺应着效率与精算的时代原则。然而，在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性质时，如下一点需要着重强调：《资本论》以及相关著作根本不是现代实用的、实证的、唯科学主义的经济学，也不是作为此种经济学之源出者的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恰恰相反，马克思明确地将其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键性命名意味着：不论以现代经济学的模样费力改写《资本论》，或者将其搞成流俗意义上的一门政治经济学，以便同“西方经济学”抢夺学科地盘，且不论具体内容是否存在误解，单就思想出发点而言可能就已经失之交臂了。从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旨趣来看，十分明显的是：《资本论》不是“为资本立论”，而是“以资本立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现代的社会存在架构，以探索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⑤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是其经济研究的内在定向，目的在于为政治地介入存在之历史提供思想基础。因此，其基本性质和意义不可能在实证经济学的范围之内，也不可能单纯在现代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之内得到足够理解――当然它并不能拒绝这些学科化理解，或者认为此种理解毫无价值。显而易见，马克思的理论发展存在鲜明的政治切入路径。遗憾的是，不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序言以及其他地方都已经预告了的国家等等政治问题，马克思并没有课题化地最后落实，他没有留下系统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著作。不过，这一点非但不排斥、反而迫切地需要我们厘清马克思对政治的理解，重构马克思的政治概念。从一种宽泛的意义，其实也是内在的思想特质来看，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大厦可以看成是大写的政治哲学体系。?

现代启蒙的政治性质以及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应该说不用详细指证了。且不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直接以启蒙“理性”和“自由”原则批判普鲁士的专制集权，就连纯粹的哲学博士论文也内涵着鲜明的政治取向。当马克思宣称“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⑥时，无疑是哲学化的重要政治宣言。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赞不绝口地称颂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其哲学原则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而这种“自我意识”不过是政治原则的哲学表达罢了。?⑦不过，马克思很快坚决而果断地一转身，对此传统发起了最为严峻的挑战，以至于汉娜・阿伦特将马克思看成是发端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明确终点，“洞喻”中开端的以理念同尘世区分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终结于马克思“改造世界”的实践，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及真理并不外在于人间事物及其共同世界，而恰好置身于其中。所以，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由此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⑧如果可以说政治是一种观念之实践的话，颠覆此种二元结构的政治哲学传统，其意义是显著而重大的。?

这一颠覆开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⑨。本来，马克思以黑格尔的理念论为基础，以理性和自由的原则批判专制和集权，认为“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希望唤醒人们的“自信心”以促成一个“民主的国家”。?⑩但是，在《莱茵报》的社论中马克思遭遇了对物质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11]。这一“难事”严重地触及到了马克思赖以为支撑的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思想基础：应该从现实利益关系理解法和国家，还是相反，应该从自由、理性的观念原则来理解法和国家的本质呢？马克思借着辞去《莱茵报》主编的机会，返回“书房”，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是现代解放的基本成果，此一成果确立了“人”作为国家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自由、平等的地位。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在现代的这种解放中，人在市民社会中经验的、现实的生活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成为“私事”，它们既不再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尺度或障碍，也不再是政治干预和介入的对象。人作为政治的国家公民和市民社会中的私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在政治的自由、平等、博爱中，人们经验生活的对立和冲突依然存在，而且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突出地成为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为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只是抽象的、形式的解放，而不是人的真正解放。因此，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12]。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不明白现代国家只是现代市民社会本身的抽象，试图以政治国家来调节现代的冲突以实现和解，实际上是在两支敌对的军队之间建立同一。对黑格尔的这一批判在方法论上使马克思开始离开观念论哲学的路线，确立了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这一基本原则，在理论立场上开始告别启蒙的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中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和平等不再是马克思的诉求，而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被纳入其政治批判的视野。如此将政治概念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结合起来，马克思开启了理解现代政治的一个关键性入口。?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回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成果时曾经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理论的走向和内在逻辑。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13]因为：既然现代解放只是“纯政治的部分的解放”，那么，从“现代”获得解放就应该超出现代政治形式的领域，进入社会存在基础的变革，即马克思后来提出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既然现代政治解放以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个人为基础，“人类的解放”就应该是在市民社会革命中消除利己主义本身的基础，以人类社会为基础，使每一个人的发展都成为其他人发展的前提，实现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然现代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和自由“是一大进步”，未来的解放就必然不是对现代解放的抽象否定和排斥，而应该是以现代解放为基础的全面解放；在政治国家完成的抽象政治解放之中，市民社会中的对立和冲突被排除在政治的范围之外获得相对的独立性被认可，对现代解放的批判就必然要越出现代政治的范围去揭示这些实际生活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14]这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就成为当然的理论事件，它以学科专业化批判的方式巩固和拓展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这一命题，成为探索人类未来发展之方向的理论努力。

可以毫无疑问地指出，不是后来的经济学成果限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理解，而是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指示和规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方向，不能脱离马克思的政治指向，在狭义的经济学范围内领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性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单纯是任何意义上的实证经济学，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唯科学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它通过解剖现代社会的存在论基础，揭示现代解放的困境和限度，为革命实践（人类解放）探索理论和经验的基础。如果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批判只是在“法哲学批判”中展开，而且确立了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这一核心命题的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现代生产关系的分析，以“资本”而不再是以“理性”来阐释现代，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对立和冲突，从理论上进一步完成和巩固了现代解放只是政治的形式解放这一命题，为阶级革命找到了现实的历史存在论基础。在这一批判中，政治本身不再单纯从政治领域的内部，不再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是向存在历史开放。经济研究突破了政治的自我封闭，使政治实践成为变革现实的基本因素，启蒙确立起来的解放政治在革命概念中进一步激进化，成为挑战保守化了的自由主义政治的历史力量。这就使政治的性质、作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二

“现代”因为个人主体性的确立而被称为人本论时代，政治领域表现为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将国家权力从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中驱散出去，政治权力本身变成一个被限制和监控的领域，以确保个人的自由，由此构成制约政治的公共空间，平等的个人之间通过意见的达成和多数的原则影响政治，商谈和投票成了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从根本上说，现代政治的核心原则是限制和反对政治，政治成了社会生活消极性的补充结构，主要执行着“守夜人”式的管理职能，个人的道德和经济生活不再具有政治意义而成为“自律”的领域。经济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对政治权力的抵抗，政治的自由主义乃是以这种抵抗为前提对政治的监视，以确保市场平等交换为基础的自由。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马克思则指出，市场中获得的只是劳动力买卖的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隐藏着资本对劳动的束缚和剥削，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现代政治树立于这个结构之上，维护着这个结构，执行着一种阶级统治的职能，并没有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因此，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改变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马克思由此将政治的概念延伸到经济关系中进行考察，极大地拓展了政治阐释的理论空间。在这一理论转向中，与通行的经济决定论阐释相反，马克思恰恰揭示了现代政治概念的消极性而试图改造政治领域，以革命的范畴突出政治实践对存在历史的本质性介入。?

马克思不是以经济运行的自在性封闭政治的能动性，而是以政治视角关照经济活动的价值性，探索政治革命的社会历史基础。马克思提出了两条相互联系的论证逻辑，即劳动与资本对立的阶级话语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科学话语。前者以“阶级剥削”概念为核心置于规范性领域，后者以“经济危机”概念为基础置于事实性领域，分别论证的是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性基础和科学性基础，革命政治由此获得了价值取向的必要性（因为剥削的存在）和科学规律的必然性（因为危机的存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政治形式上以认同为基础的管理掩盖了阶级统治的实质，因为把政治拒斥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之外捍卫所有人抽象权利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资本剥削劳动的不公正关系。现代政治国家作为现代市民社会的抽象完成[15]，本身不可能构成克服这种不公正的本质因素，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只可能在劳动的阶级关系中生成。阶级革命的诉求源于对经济客观规律的理性自觉和异化状态的生存体验，既不是理性的创造，也不是一种主观的“妄想”。这样一来，政治活动就不再局限于现代民主法制框架内的参与，不再被看成是达成共识的协商一致，而是改造现实的革命实践，是适应着资本主义灭亡趋势而进行的宣传、组织和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