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

1979年以来，中国政治研究已经不能自外于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毕竟，政治学学科的恢复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昭示着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不仅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理论和经验，而且要注意吸收国外研究的最新成果。据归纳，在国外中国研究的重镇美国，其研究模式不下九种:(1)倾向模式;(2)派别模式;(3)官僚模式;(4)结构模式;(5)规范模式;(6)毛控制模式;(7)世代模式;(8)利益群体模式;(9)合理性模式。［1］这些研究模式，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些是隔靴搔痒，有些是雾里看花，有些是生搬硬套，但也有相当的研究触及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其分析鞭辟入里，其观点发人深思，其方法富有学理涵容性，在80年代得到国内中国政治研究者广泛的响应。90年代后，随着中国学术对外交流的扩大，中国政治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对中国政治学人逐步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和震撼力，但是，那些架构比较合理、学理资源比较深厚、在学科上具有“大理论”特征的理论方法仍然对中国政治学人的中国政治研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它们实际上为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提供了虽然不同但有内在联系的一组理论视角。

1.比较现代化。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凡是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可以归入比较现代化研究的范围。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立论是，现代化在欧洲是现代性因素“内源发生”成长的结果，这种现代性因素以殖民和资本输出的形式从欧洲向外扩张，把世界其他地区强行拉入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的历史运动之中，人类史由此变成一部世界史，因此，在非欧洲地区，现代化不过是这些国家应对来自“外部挑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学人对现代化理论还相当陌生，但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2］这一分析框架实际上非常接近现代化理论的某些预设，与它的理论逻辑并无大违。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即风行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成为最时髦的理论方法之一。［3］然而，上述分析框架的取向毕竟不是现代化问题，“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4］那么，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全局呢？罗荣渠先生把它归纳为四个过程:(1)自我衰败的过程;(2)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过程;(3)革命化过程;(4)现代化过程。“综观中国现代变革的全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传统发展轨道已被打破，开始被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国的半边缘化和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就现代化的特定意义而言，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只是中国近世社会大变动诸流向中的一个流向;到本世纪初清王朝解体，现代化才异常艰难地上升为诸流向中带有主导性的趋势;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它才逐渐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即占支配地位的大趋势。”［5］在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影响下，80年代以来，不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围绕着“传统-现代”这个路径来分析，甚至那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论著也以社会转型为中心来解释和评价与此相关的其他历史问题，从而使得中国政治研究具有浓厚的“社会-历史研究”特色。

2.国家-社会关系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通常被扼要地概括为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个研究模式，它强调的是社会与国家相对的二元性质，关注的是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但因其发展脉络过于庞杂，缺少理论亮点而显得较为沉寂。如果不是20世纪后期国家主义的猖獗，市民社会理论可能就此衰落下去。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直接导因于70年代以来的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和民主化运动，它受到中国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则是1992年以后的事。从现实来说，它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的社会领域自治化进程的回应，这一进程配合着经济领域的市场化逐步打破国家的全面控制，使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80年代后期的中国政治学界引发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主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基于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规律的认知，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改革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自治化只有在集权体制下才能加速进行，一个强大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权威是完成社会平稳转型的必要条件。“反新权威主义”者(又被称为“激进改革派”)则主张中国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以推动正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市场化、自治化趋势，只有变集权为分权的政治民主化才能打破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良性互动。撇开二者的分歧不论，它们的共同特征均是主张体制内改革。但8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生活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促使中国政治学人对中国政治发展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一个结果是，现存体制内的改革被认为其边际收益已经接近为零，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即以社会领域的深入广泛的变革推进国家领域的变革，而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可靠保证。体制外改革由此获得了战略意义。此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遂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热点，“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被认为是一个极富增值性和原创性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虽然“国家-社会关系”隐含着运用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所动员的社会资源来抵御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专横设想，但基本上，在中国政治研究者那里，这一关系更多地被解释为一种基于各自所具有的发展逻辑和自主性而展开的良性互动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6］毫无疑问，这种非激进的互动取向同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生态特征是相联系的。

3.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是一种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以解释长期经济变迁成因的理论，它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主流学派，但由于在建立制度分析模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80年代后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新制度主义有两个中心概念:“产权”与“交易费用”。产权是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它的重要性表现在假如某种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利用这一资源就要冒着收益不抵成本的风险，即产生外部性问题，从而导致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或无效率。较之产权而言，交易费用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概念。交易费用简单地说即某一产权界定的运作费用。假如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如何界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无关宏旨，但事实上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因此产权的界定取得极为重要的意义。产权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新制度主义把“制度”理解为一系列包括正式约束(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非正式约束(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的社会的“博弈规则”。所谓博弈就是选择，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通过影响个人选择而对一国的经济绩效发生积极作用。［7］在这里，制度被视为经济增长的自变量，制度总是变迁的，制度变迁即产权界定的不断调整，产权界定则是国家最擅长和最本质的工作。这样，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应该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特殊关注无疑引起政治学界的极大兴趣，因为和经济学相比，制度更应是“政治”的。只是由于行为主义革命的缘故，制度的研究让位于行为的研究，国家的研究让位于政治系统的研究，规范的研究让位于经验的研究。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已呈颓势的70年代，一部分政治学者转向决策理论研究，“制度主义成为政治学研究中一股涌动不已的暗流”，他们适逢其时，因为一部分经济学者也转向政治研究，“经济学研究中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鼓舞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制度主义理论家”。［8］显而易见，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汇合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制度”这一关键变量打通了个人行为与集体行动、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新制度主义，论出身，是经济学的，论归宿，却是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人们把它视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科际整合范例的原因。新制度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应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时间则更短，目前主要是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使用这一理论方法，分析中国政治问题也很自然集中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国家与市场一类很“经济化”的主题上，而主要不是社会政治问题。可以想见，这将是一个有望“刷新”政治学并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领域。

比较现代化：主题与问题

持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考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多半都同意，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回应西方挑战，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实现以经济起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的全面转型。这里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衰落主要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作用，王朝可以通过动员自身资源克服危机，自我复制，但在西方冲击下，王朝循环被中断，从此以后，中国的变革是围绕西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中轴而进行，是受外来影响支配的。［9］

这一主题和假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相当长时间内，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主导地位。韦伯把中国未能早于或与西方国家同时开始现代化转型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的“心理上的特点”，即与西方新教伦理价值取向大异其趣的儒教精神和生活态度的消极作用。这种从文化-心理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历史起点的观点曾对中国学者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亚洲“四小龙”的兴起以及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性挖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化决定论”的解释效力。［10］它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中国落伍的原因。在整个80年代，在注意吸收国外中国研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社会组织、人口变迁、城市特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的探讨大大丰富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障碍的认识。例如，融家庭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于一体而富有弹性的农业自然经济、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国家政治和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干的宗族伦理构成的自洽性的社会结构是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所在，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对政治学者来说，上述研究文献涉及到的前现代时期中国政治的特质无疑是最令人关注的内容。的确，许多资料表明，18世纪的中国有过启动现代化最有利的时机: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正向东方扩张，外部挑战开始出现(按现代化理论，挑战是现代化的机遇)，另一方面，王朝正处于全盛期，政局稳定，而且中央集权化官僚体制的专门化、职业化和理性化的特点都很明显，完全具备应战能力。但为什么中国却不能像日本那样有一个“明治维新”？海外中国研究主流学派的观点是，清王朝这样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过于关切自身的统治安全以至压倒了现代化的取向。这使得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并因过分强调控制而导致权力内重外轻、政务懈怠、行政退化、贪污腐败。到19世纪，“政治结构成了一堆废物，对于现代化道路上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它都毫无所用。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11］换言之，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现代化转型的先天障碍，即使在它“非常具备现代转变条件”时同样如此。需要指出，中国学人在自己的研究中很早就触及到这一结论，［12］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把政治问题作为中国改造的中心问题，只不过没有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加以系统论述罢了。

于是，革命便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虽然在90年代“告别革命”的思潮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提出深刻的质疑，但大多数研究者仍然相信，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内在强制单靠功能的转换是无法改变的。问题是，革命摧毁王权以后，却没有能够在政治结构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封建制或权力分散的政体中，集中权力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在一个已经集中权力的官僚政体中，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官僚机构推行现代化的变革。［13］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在于，当中国有机会启动现代化时，面对的是一个反现代性的专制型中央集权政体，而当中国最终被纳入现代化潮流中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予以保证时，中央集权政体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