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建国：非对称协商：中国的一种共和传统

[内容摘要]非对称协商意味着协商政治中的参与方在影响公共意见的资源占有上是不平等的。这种协商政治与理想的协商民主有一定距离，但符合某种共和精神。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共和模式，具备公益主导、理性讨论、寻求共识等共和要素，构成中国式共和传统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 共和 协商 非对称协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兴起了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一些中国学者也借用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政治的某些方面。[i]不过，这种借用尽管有启发意义，但也有削足适履的感觉。理想型协商民主指的是平等参与者之间理性的公共讨论。[ii]中国现实中的协商政治过程很难满足这一条件，参与协商的主体在地位和影响力上常常是不平等的。是不是中国现实中的协商政治与协商民主就没有关联了呢？当然不是，因为除了平等主体这一条件难以满足外，公益主导、理性讨论、寻求共识这几个要素是可以满足的。因此，即使要借用协商民主的概念，至少也要将理想类型修正为更加接近现实的分析模型。本文提出“非对称协商”概念，用以分析中国现实的协商政治，试图从中国政治传统中寻找其思想资源，并努力在这种协商与共和政治之间建立某种关联。

一、古代的协商传统

中国人将“republic”译为“共和”，尽管遭到批评，其实非常准确，没有更好的词与之对应了。它们历史上所指称的事情和含义非常的类似。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共和”最通俗的理解是非君主统治，也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共和”一词有比这种理解更丰富的含义。

中国式共和所指最早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841年，当时周厉王行暴政，被国人暴动赶走，后由周公、召公（即周定公、召穆公）带领其他贵族官员共同执政。[iii]《史记》纪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似有昭示中国传统政治精神之源头的含义。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对这一事件重视不够，更少有人挖掘这种精神的意义。其实不需要歪曲其含义，只需要运用普通人的正常逻辑，就可以发现，这种精神就是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共和精神。它既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也是当代共和国不可舍弃的基础。

具体说来，当时的那种共和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简单一点说，那种精神就是协商政治的精神，治理天下的事不仅仅是天子的事，要天下人共同商量。

为什么要共同商量呢？

首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iv]这句话意义含糊，争议很多，其实表达的是一种本原意义上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可以释为共同所有，相当于洛克所说的“common ownership”。[v]表示天下的资源最终是人民共同所有的，治理天下的权力最终是由人民授予的。这种观念中西同源，古罗马时期的国家被称为共和国，这个东西被西塞罗释为“人民的事业”，是由人民共同所有的。[vi]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层面的共有，二是政治层面的共有。至于前者，共和国有时也被直接释为人民的财富，英语里面的commonwealth现在一般不从经济层面来理解，但这个词就是由古代的republic译成英语的。[vii]其词根太清楚了，最初的译者脑子中除了“共同福利”之外，不会有其它奇特的想法。至于政治层面的共有，罗马法中有类似“主权”的概念，源于埃特鲁斯王政时期的imperium，它 “具有直接的和原本的意义，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不仅“在军事、政治和民事上是统一的和不可分的”，而且是其它权力（如执法官的强制权）的来源和根据。[viii]

中国古代智慧人士也清晰地表达了共和的两种含义。孟子认为，天下是属于天和民的，“天子不能以天下予人”。[ix]这句话针对的政治层面的共有，但也有经济层面的含义。政治思想对政治现实总是具有批判性，《诗经》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说。[x]如果将这句话解释成国王对天下资源享有现代人所理解的私人所有权，那么这句话绝对要被孟子反对的。如果结合“王”的道德含义，王就是行公道，就是实现天下为公之道，那么，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溥天之下，莫非公土”，国王是替天和民来管理天下资源。这是符合孟子之意的，也跟古罗马时期共和国的经济含义相一致。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少数智慧人士的想法，也是当时普通大众的观念。

而现实中的君主则总是想将天下变为私有，但受到强大的抵制。国人暴动的发生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周厉王听从一个臣子荣夷公的意见，决定对山林川泽进行私有化，对其物产实行“专利”，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老百姓进山林川泽谋生。如果按天子私有权来理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厉王的做法无可厚非，为什么引起了国人的愤怒，并进而赶走了国王？任何动员式政治行动的动机都不仅仅是利益上的，都会有道义上的根据。国人暴动的道义根据就在于天下为公，天子不能私天下。对于如何治理人人有份的天下，大家一起商量是很自然的事。

其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尽管天下人人都有份，而且人人都有本原意义上的治理资格。但人民多了，大家不方便一起商量，便将绝大部分治理事务交给专人去做，君主和官员都是受人民之托来做事的。所谓“天子一爵”，意指天子也只不过是一个官职。君主是由天和民选择来治理天下的，天和民满意，他可继续治理，天和民不满意，他就得下台。[xi]委托天子及其臣子来治理，并不意味着人民对治理事务不管不问了，他们要对受托者的表现进行评价，提出建议。人民以意见表达方式参与治理，尊重和认真处理这些意见，是受托者的义务。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言论自由是人的固有权利，而在共和主义者看来，言论自由则是治国的一种方式。国家之所有者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治理者不得阻碍意见的发表，还要认真收集，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共和精神中共治的一种含义。阻止人民发表意见，就是否认人民是国家的所有者，其后果就像堵塞河流一样，必成大祸。周厉王就是不懂这个道理，他侵犯了国家所有者的权益，还要堵塞他们的言论，使人民道路以目，熟人见面也不敢说话。

于是召公说了一段经典的政治名言，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应好好研究这一段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初，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xii]

再次，“三个臭皮匠，胜一个诸葛亮。”前面讲的是人民说话的权利，这里讲的是人民说话的好处。这个好处亚里士多德有过精彩的论述。现实中的君主和贵族通常鄙视大多数平民的智慧，中外一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就一个多数来说，也许其中每个人的才德无足称道，但当他们合为一体时，却往往可能胜过少数贤良的智慧。“群众（多数）对于音乐和诗人的作品的批评，常常较[少数专家]更为正确，情况就是这样，有些人欣赏这一节，另些人则被另一节所感动，全体会合起来，就完全领略了整篇的得失。”“一幢房屋就是非建筑者也能懂得的，实际上房屋的所有者即住户，有时竟比建筑师更擅于评判房屋的好坏。”[xiii]治国也是如此，就单个人来说，也许天子宰相强于平民，但不同的平民对治理的不同方面也许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能切身体会到治理的效果。因此，多数人的意见汇总起来，常常好于一个或几个智慧人士的意见。这是亚里士多德支持共和政体的重要理由。召公奉劝周厉王的一段话也有这个意思，强调各个层次的人民蕴藏着许多智慧，让他们都能表达出来，国王就可以择善而从。这些论述隐藏着一种假定，就是理性存在每个人的心中，而且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公心，一旦有合适的机制让它们显现出来，则对治理国家大有好处。

可是，如何来进行协商呢？周公、召公不仅明白协商的道理，而且给后人做了很好的示范。

周公与召公所示范的协商政治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贵族与平民的协商；二是与贵族的协商。

就这次国人暴动过程来看，当时的平民与贵族之间存在某种潜在的制衡与合作的关系。贵族与平民之间有各种亲和性的联系，在防止国王暴政上有一致的利益，这是他们合作协商的基础。同时平民与贵族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平民中很多是家道没落的，是社会变革中的失落分子，贵族则多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在对待王的态度上，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支配另一方。当国人暴动后，参与者要寻找太子，将其处死。召公没有办法阻止这种行为，只好将自己的儿子与太子互换，让平民发泄。但平民也没有办法消灭贵族势力，没有证据显示他们要摧毁贵族统治。他们只是希望治理变得更好一些。

这种局面与古希腊罗马时期混合政体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比较类似。阶级分裂但未破裂是混合政体的社会基础，这种政体能够让各阶级都能参与政体，共同治理国家。

周公、召公意识到了平民的力量，没有像后来的统治者那样立即将此视为叛乱，视为大逆不道，从而很快做出镇压的决策。一方面，他们没有力量来镇压，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德行在当时是路人皆知。那个时候，天下为公有更为清晰的含义，周公、召公谨守此道，体认到国人暴动的合道性，采取了和平说服，而非暴力镇压的方式，来平息这次暴动。

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协商是双方或多方的事，一方的善意不一定能产生预想的结果。周公、召公作为贵族与平民协商，应该是协商的主动方，而平民居然愿意协商，并接受了周公、召公的意见，说明他们之间存在基本共识。现在不知道具体的协商过程，但协商成功则有一些共通的条件。由于这次暴动将各阶层都调动起来了，因此，协商过程不是少数人之间的交易或谈判，它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因此，协商结果必须对全国的公共利益有个明确说法，以及可靠的保证。这时候，理性的公共运用就非常重要，它存在于每个参与者的内心之中。各方都认识到有一种公共利益的存在，这种利益是暴动合道性的根据，也是协商合道性的根据。平民的愤怒来源于这种公共利益被侵犯，周公、召公要平息平民愤怒，只有用公共利益会得到保障来说服平民。

这种公共利益是什么呢？历史记载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那就是反对有违天下为公之道的暴政。中国人只是没有用自由、民主之类的字眼去包装这次事件。其实，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西方的话，他们的理论家是会去包装的。因为不需要费多少笔墨，就可以将这次事件解释为争取财产自由和言论自由。

这种自由主义的概念对于中国古代人来说是陌生的，共和主义的概念却不一样。共和、非暴政、天下为公、斟酌协商对于中国古代人来说则并不陌生，而且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语言向后人昭示了这些理念。

现代的史家总喜欢探究每一次重大政治行动背后的私人谋算，以找出参与者的卑劣动机为乐事，而忘记了古代政治的公共性和高贵性一面。在日常的政治活动中，私人的动机往往大行其道，但集体行动一旦发生，则公共性一面会更多地彰显出来。国人暴动发生后，如果和平解决，必须要有公共的理由，纯粹的私下交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是难以服众的。

不管后来究竟是不是由共伯和代行王权，但政事是由周公和召公主持的。他们至少要向参与暴动的平民许诺不行暴政，他们必须具备让平民信服的品行，并以实际行动保证不行暴政。这些都有历史事实的支持。

贵族与平民的协商不仅仅表现在国人暴动这种集体行动当中，而且也表现在日常的治理行为中。那个时候，官员治理的草根性比今人想像的要浓，官员到平民中了解民情，收集民意比较常见。《诗经》中说 “先民有言，询于刍荛。”[xiv]意思是说，割草砍柴的人都可以对天下事务发表意见，治理者要认真听取。《诗经》中还有一首诗叫《甘棠》，表达人民怀念召伯公深入民间，体恤民情，了解民意，听裁民讼的德行。这种事迹也在其它的史料中得到支持。[xv]《周礼》中记载了专门征询民意的官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xvi]《尚书》告诫君王，“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xvii]梁启超证实中国古代人民，“对于此三项大政，确有参与之权利。”[xviii]

贵族与贵族之间的协商则是经常的事，而且已经制度化。所谓共和，就是周公、召公主持贵族会议进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