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利本德：霸权的斗争

作者：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

译者：宋治德

1. 反霸权斗争的意义

霸权(Hegemony)这个名词在葛兰西那里所指称的意义，是同时包含有强制(Coercion)和同意(Consent)的意思。以同意的意思来说，它指统治阶级有能力说服被统治阶级，去认同、采纳和「内化」统治阶级自己所采取及相信为正确、合理的价值与规范。这或会是对于「以同意为霸权」(Hegemony―As―Consent)的一种较为有力的说法。而另一个较为薄弱的说法是：无论被统治阶级对现行的社会秩序有何想法，以及他们如何异化于这个社会，但统治阶级有能力去说服被统治阶级，任何另类的出路都会是糟糕的结局，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被统治阶级所能做的也不会带来任何的另类出路。这第二种说法尽管较为薄弱，但是对于巩固社会秩序的有效性来说，它不会比第一种说法逊色很多。但是任何一种说法，霸权都不会被视为最终和不可逆转地胜利的东西。相反，它是需要不断地「培养」、防卫和重新阐述的东西。

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统治阶级对这点是十分了解的，也不会视霸权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类政权的整个历史表明，自从扩大普选权的达成、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产生、以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或各种社会主义政党展开激烈的政治竞争开始，部份保守势力就显出有决心要进行一项「同意的工程」(Engineering of Consent)，以及热切地尽力去赢取他们的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斗争的内容会是非常的不同，而它们采取的形式范围可以从极之精细和巧妙到极之露骨的煽动。不过，其目的经常是令现存社会秩序得到人民的认可，和令到工人阶级(或其它人)拒斥可以对现存秩序采取一个激进和可行的另类出路的任何这类思想。需要补充的是，对来自社会下层的压力而作出真正的让步亦符合这种目的的，较为显著的例子是在社会福利服务的领域。因此，以为「以同意为霸权」只是一种纯粹思想迷惑的事情，会是非常重大的错误。

既然这样，为什么资阶级民主的政权在为「以同意为霸权」的斗争中不能被视为最终会获得胜利呢？其主要原因是霸权工作所传播的讯息与这些受到日常生活打击的人民大多数的被传播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些讯息述及包括有民主、平等、机会、繁荣、保障、社群、共同利益、正义、公平等等。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生活的现实却非常的不同，包括有被剥削、支配、生活各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各种物质的拘束和经常严重的精神贫乏等的经验。真正的现实未必可以在这类的名词中得到一一说明和找到对应，但现实确实是令人不惬意的和被具体感觉到的，因而产生沮丧、异化、愤怒、离心，以及来自下层要求解决这种种不满情绪的压力等等。霸权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这种种的不满情绪从一个普遍性的存在转化成激进的思想。

如果霸权传播的讯息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存在差距，这就显然很少须要或甚至完全没须要要对群众意识作不懈的攻击。同样这也不会须要对反霸权工作作过多的估量，这只会是独立个体的工作，而他可能被拒斥为怪癖和不会有希望得到其它人认真的聆听。正因为在言辞(即使有真正的让步作为支持)，与现实生活感受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提供对反霸权工作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场域。这个基于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产生的场域，而在其中作出的反霸权的斗争，有时较顺利，有时则不太顺利，但永远不会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这种反霸权工作和霸权本身一样是有不同形式的，当代其中一项最为注目的特征是形式如何的不同亦成为反霸权工作的来源。例如，近几十年来在一些国家开花结果的女权、生态、反种族歧视和其它这些「新社会运动」等等，已经完全做到这点，它们对这些国家的精神既定秩序作出非常突出的窜扰，以及需假定它们会继续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议题。回顾不久之前，曾经有个时期当在左派内部对工人阶级(更特定的是工人运动)视为是对资本主义「真正」异议和挑战的来源时，「新社会运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上的存在令到左派内产生一种普遍认识，认为这是一种偏离，但也认为这种运动能产生一个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贡献。车轮现在却转了一个大圈，现时左派内有很多人确实相信只有「新社会运动」能对既定秩序提供一个有效的挑战，并且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是过于沉缅于古旧和过时的思维方式。对「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失去信心(更不要说劳工及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确实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派政治文化的主导特征。这里，坚定地宣称「新时代」(译者注这里是指前英共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所鼓吹的思想)需要新思维，而新思维需要放弃很多(或者大多数)长久被珍惜的，但现在已毫不相关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思想。这类讯息在很多不同的版本中已表达出来，但它最终等于是从对资本主义探寻及争取社会主义的方案中退却下来。

目前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相信上述的看法是个令人心痛的错误方向，社会主义者可以为反霸权的斗争中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另类出路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对反霸权的斗争都更为须要。当然，这种社会主义的贡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反对「新社会运动」所关注的议题。相反，「新社会运动」关注的包括反性别歧视、反种族歧视、环保、性解放、反战等等的议题，亦是社会主义议题的其中一部份，而很多从事「新社会运动」的人也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所关注的与社会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基本立场在今日可以为从事反霸权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形成特定的贡献。而这种立场须要再重新强调至少因为有两个考虑。第一，正如已注意到的，就是这种立场现今在左派内仍时常争论不休，或者完全受到忽略。第二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危机和它们当中有些的倒台，给霸权力量一个极好的机会宣称不单只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或正在死亡，就是任何版本的社会主义也处于同一状况。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谬论更须要去反驳，以及为这个界定社会主义的主要命题而提供一个合理的论证。

2. 反霸权斗争的左翼批判视野

两个密切关连的原则是作为这个论证的出发点。首先，它包括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激进批判；另一方面，肯定一个建基于彻底不同基础的社会秩序，它不单只是可期望的(这是较容易满足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现时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越来越倾向于零碎和特定联系于实时的「问题」，而对于掩藏在其下的问题却显得不足。换句话说，左派的批判倾向只朝着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秩序运作的一个方面或其它方面，而没有从整体上联系到这个制度性质的批判。另外，一个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卓越性在于它在特定的祸害与资本主义的性质之间，经常去寻求形成一种关联。这整个资本主义的制度是被追求私人利润所驱动，这个动力与精神充斥于整个社会秩序之中，除了是追求私人利润增值外，将所有其它事物的考虑必须贬抑为顶多只是从属的位置。

社会主义的批判不会像自由派或社会民主派的批判，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等缺点，不会视为只是从正常情况出现的不幸偏差，相反会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固有性质。如果想以公共干预和调控的方法来减轻资本主义祸害的话，就会被自由主义者视为偏离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力，以及与它的精神与目的背道而驰。所以在这原则下，「自由主义者」会反对所有干预市场和调控的论点，这里有一个悖理的逻辑就是「自由主义者」比那些致力于推动「自由企业」及场规律却又不愿为此而付出代价的政客，更有无情的勇气。

社会主义者当然支持和要求局部的改革。但是，他们也提出对类似改革是有限和修补性质的批判；他们要求扩大改革范围，和反对发生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对改革强加的限制；他们提出警告反对那种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能够真正治疗制度所产生的根深痼疾。所以，对「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批判丝毫不是贬低在这名称下所包括的改革。但是，这里指出的是它的不足性，因它是存在于一个对集体设施毫不同情的制度里。同样，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批判，指出要灌输一种与推动资本主义企业完全不同的精神，但承认和充分意识到这点就需要超越资本主义本身。

我早前建议的对现行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经常伴随着一个激进的方案，我坚持这不单是可期望也是可能的。正如我所理解的，「一个激进的方案」完全意指创造一个合作、平等、民主和最终是无阶级的社会，适当时机将在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但任何这类计划对各地的反社会主义者来说时常是厌恶透顶的，和被抨击为乌托邦式的废话和稳妥的祖传秘方，无论倡议者的意愿如何，最后都是建立一个残暴和极权的社会秩序。而持类似这样的观点，现时在很多左派内部亦十分平常，对社会主义意味激进的转变抱有相当的怀疑。

其实应该要指出的是，这个社会主义的计划不单只必须视为一个长远的事情，而作为一个过程，它一定要延续一段非常长的时期，它或会永远不会完成。所有这些仅是常识而已，如果常识是不足够的话，那么过去共产党政权的经验足够显示大规模的社会改变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事业，甚至它在最有利的环境下也不会到处出现，它确实也没有在共产党获取到权力的国家出现。今时今日在左派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我们实在也不知道我们应往那里去？所以若尝试强加一个模式在现实上面是自大和危险的，这也意指激进转变的另类出路是充满着危险的后果。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和其它同样是当前时髦思想的类似说法。

共产党政权的经验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有很多重要的教训。但是，不能认为任何企图创造一个彻底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注定是灾难性的。聪明的保守舆论会争辩说对资本主义以外的唯一出路就是类似共产党统治特征的政权。这或会是个令人侧目的论点以为用社会控制的办法可以达成所愿，但反霸权的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一个有纲领、策略和前瞻性形式的行动及组织帮助下，谨慎地坚持将社会主义计划与过去共产党政权的经验保持距离。

除了实践外，显然没有方法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而这里也是令到保守派能够带着欢欣而指出一个事实(这确实是个事实)：就是善良意图的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类似社会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而这论点被事实一再强化的是已建立的被声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至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良好模式。这种论点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它却意味着提出社会主义的方案需对它所引发的很多困难问题应给予适当的关注。换句话说，提倡社会主义的论述应该是没有幼稚和似是而非的主张。就是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实时救赎的主义，保证一个完美和谐和没有冲突的社会，经常打击人类的祸害在那里会奇迹地消失。其实，社会主义的主张更是颇为温和的。它只是对一个社会提出保证，就是能够治疗的祸害在那里至少会被大大地减低，而无私的精神会在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环境下成为可能。

在这方面有个基本论点需要指出：这个社会主义计划是建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一般人」也有能力进行自我管理和确保一个互助、人性和理性的社会的存在。但这个讯息令人怀疑一个浸淫在血腥的世代里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二十世纪是个大规模战争、屠杀和恐怖的世纪，大量的「一般人」甘心成为其中一份子，他们当中更有大部份对此甚至给予支持，或至少顺从。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屠杀和这个世纪见证的所有其它战争，以及经过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广岛原爆、越战和其它一大堆这类的恶名之后，还去投射人们能够接受互助、无私和理性的思想模式及行为指导下的一幅乐观的社会图画，是否真的有意义吗？

在社会主义的解释里，答案是不否认大量的群众，参与、支持或顺服在标志了二十世纪的这些恐怖活动里，但要指出重要的事实是这些恐怖活动不是由「群众」所发动的。如果把罪恶实际归咎于所有人(即我们都有罪)，掩饰了制造恐怖的最高政策决定都是来自统治者，「群众」的参与制定并不多见。这里不是「群众」决定建造毒气室、或起劳改营、或对韩国和越南进行密集轰炸。有「群众」支持和参与他们统治者预先准备好的计划正好足够证明一般人不是天生善良的(这不是什么新鲜论点)，并且为数不少的人们容易发展出一种屠夫职业。这是个严肃的思考，但不能认为意味人们就是天生性恶而不能发展出互助、无私的社会性格。这里任何正面或负面的归因都遗漏了环境对决定「好」与「坏」性质出现的重要性。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确信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东西是已经决定或预先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