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大国之道：“无为而治”

[内容提要] 中国的老子从“道”中悟出人类的无知，感知到“圣人”自负后，发出“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哀叹，骑“青牛”西去，不知所终；孔子周游列国，宣扬“仁者之政”，虽气丧而志不沉，最终成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圣人之治”，至今仍香火不断。西方人研究《道德经》，并没有学习、标榜中国文化的意识，他们信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和“道”并无内在血缘联系，但西方的学者，尤其是现代政治家竟然巧妙地在中国古老“天道”中汲取营养，嫁接出最具现代意义上的大国之道“无为而治”。

[关键词] 道 无为而治 看不见的手 一般规则

在几千年历史无声的演变中，中国人冷落老子，推崇孔子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从百家争鸣到万马齐喑的思想颤变，从此，顺其自然真正地演变为臣服、服从帝王之治，“有为政治”完全取代“无为政治”。上世纪中叶，人类快速进入科技、市场、文化、政治全球化的进程，但是，面对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平衡系统遭到人为破坏，市场因政府过度干预而失灵，政府因滥用权力而调控失灵，意识形态同化政策导致文化激烈冲突，思想改造运动最终导致精神禁锢和个人崇拜等等现象，西方各国把尘封中的《道德经》从书架下来，试图在中国的古老典籍中找到救世答案。在西方兴起“老子热”的同时，作为老子故里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先哲的大国之道却知之不多，甚至于嗤之以鼻。中国现代的学者与古代知识分子一样从来没有放弃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也没有停止过孔子式的政治游说，这种献计献策的功力性探讨崛起大国之道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和关注。

一、治大国，若烹小鲜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是《圣经》，仅随其后的《道德经》。五千字的《道德经》成为有史以来译成外文版本最多，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经典，在西方众多读者中间，当时的美国总统就是其中之一。里根十分尊崇老子的“天道”，1987年，他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名句，告诉自由美国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古人的治国之道：治大国，若烹小鲜。

里根是一个演员，他既没有高深的治国理论，也没有从事市场活动的经验；既没有深厚的学历、渊博知识，更没有涉足国际事务的背景。美国人没有高谈阔论的习惯，也不懂得更深奥的哲学，他们知道用手指行使自已的权力，选择这位靠表演为生的艺术大师作为自已的总统，这就是老子所梦想的“弃圣绝智”[1] （《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版）的统治者。里根总统虽没有机会享受君主面南而坐的尊严，却基本上恪守总统的职业操守，基本做到了清静无为。就是这个清闲的里根，无为的总统，“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乃至国运的颓势，降低了一度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经济也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高的增长率。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根更是凭借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美国的实力取得了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胜利，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极权主义阵营土崩瓦解。” [2]（《中国文化》，《天道与自由：申述天道自由主义》 刘军宁2006年5月号）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3]（《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版）这是数千年前老子的政治独白，也是驾驭青牛西去时对统治者的忠告。里根总统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对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说，“在别的宪法中，政府告诉人民怎么做；在我们的宪法中，咱人民告诉政府怎么做，而且只能按照宪法上规定的去做。别的革命是用新的统治者来取代旧的统治者，而我们的革命却立人民为主人，雇政府为仆人。在美国，是咱人民说了算”。[4]（《中国文化》，《天道与自由：申述天道自由主义》 刘军宁2006年5月号）

如果在一种政治制度里，一个政治家总以为自己是全能的智者，它可以代表人民选择一切，可以任意运用一切手段去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或则随意发起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检验所谓真理，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其祸莫大焉。”[5]（《道德经》） 1984年，里根总统访问上海复旦大学，在演讲中，他突出表达他的治国之“道”：“我们相信每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尊严。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特殊天赋和才干、每个人自主、自立的权利格外珍视基础之上的。美国的宪法为什么如此特别：因为这是人民给统治者立下的、以防范统治者为目的的宪法，不是统治者领导下为防范人民所立下的宪法。” [6]（里根总统的复旦大学演讲全文）

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论一直被统治者或御用文人解读为“玄学”，虽然在黯然沉寂数千年，但在大一统的帝国意识中还没有找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生存空间。在民族自豪感与国民自大意识中，人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自制自主能力，把自已乃至于一切期望寄托于五百年一遇的圣贤之身。姚淦铭教授在《百家讲坛》主讲“老子智慧与老子文化”，对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作了分析。他“把‘有为’和‘无为’的区别比喻为两个主妇油炸小鱼。油烧开后，将小鱼溜进油锅里，不动铲子，只在锅边凭色泽观察几分熟的主妇，就是‘无为而治’者。反之，不停地用铲子翻来翻去的主妇，只能独自欣赏‘烂’ 于‘有为’之中的小鱼了。”[7]（《老子与百姓生活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3月）也许在我们的传统思想意识里，那个勤劳的主妇，正是我们苦苦寻觅的舵手。

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操劳是一种美德，但这位不停地用铲子翻来翻去的家庭主妇却无意间走进了老子的哲学视野，勤劳主妇粉碎了中国“圣人”用超常智慧统治黎民百姓的美梦，懒惰无为却开启了中国百姓的自主意识和聪明智慧。在里根的治国之“道”中，我们发现他将美国共和党的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结合得天衣无缝。 最近，美国有本《里根之道》（Tao of Reagan）出版发行。该书作者认为，里根是个懂得天道的人，他把天道看作是自然法，看作是一套关于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客观真理与客观价值，视天道为一切道德判断的源泉。所以，里根在1976年在宣布参加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强调，“我们需要一个对人民的能力而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的政府。”[8]（《轮到我说了》南希・里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0页）而在中国，政府领导除了担任公共职务、还行使着“父母”的权力，除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外，还可以像管教自己孩子一样管教人民；反之，人民除了要感谢政府英明领导以外，也习惯地称之为“父母官，服从政府善意的为所欲为。

二、朦胧的“道”与全能的“手”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诸侯称霸，旧的礼乐制度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政治领域的、思想领域的、军事领域的斗争也日显复杂尖锐。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争论，尽管从表面上看诸子百家观念各异，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或其他百家，都是在总结前人的历史，围绕改变时政，扭转溃败之局展开的，提出自己的哲学理念和政治主张。这场“百家争鸣”式讨论，揭开了中国人自由思想、自主言论的历史，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理论争论和思想启蒙，虽未能改变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夏商周时代，圣人政治的核心是国家礼仪，所以，孔子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提出只有“克己复礼”国家才能兴盛。但老子却特立独行，认为仁、义、礼、智、信等都是社会的外在形式，即使它们能够成就社会秩序，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秩序。老子从自然界不变的规律中感悟出“道”的真谛，他认为，“道”是虚空之间的一切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本源，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法则。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思想行为，其生长、发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人们仅仅依靠“礼仪”统治社会，人们就会受到来自于非自然的束缚而不能最终得到真正的自由及解放。

老子在寻找治国之道时，发现了自然之道与人类之道有十分相似之处，但是，人类只能或可以模仿自然的“道”到底是什么呢？老子也说不清：“道可道，非常道”。“道”是难以言说的，能说清楚的就不是“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9] （《道德经》）“道”就是这样一种似无而有，似有实无的东西。“道”的本性是自然无为的，能化生万物，自然的总规律、规则，具有循环往复、返本归根的特性。老子认为天道是人类应该效法的原则，要尊重“人”，给“人” 以充分的自由，人人都能顺其自然，天下方能无为而治。

老子悟出的“道”打破了神的权威，破除了人们对帝王迷信，冲破捆绑人们手脚乃至于思维的“纲常礼仪”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也正是因为如此，老子与他的“道”一样，一直远离主流意识，沉寂与民间社会，顺其自然而然。

无独有偶，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从经济角度描述这样的社会秩序：分工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好处，但是，“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是人们对这好处的直接追求而得到的，而是通过了交易这个迂回，但交易这种倾向并不是人之理性的必然结果。” [10]（《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斯密认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把人定性为“经济人”观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社会和经济发展理论最伟大的创新。

基于以上认识，斯密主张，把人类“自由”放在第一位，把资本所有者、生产者推到经济规律中去，服从“看不见的手”的导引，并遵守正义的法则，看成是找到了市场经济的“秘诀”。在老子论述“道”的时代，西方人还处于混沌愚昧状态。亚当.斯密在分析经济与社会现象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了那只不为人知，又无时无刻地支配着人类行为的“看不见的手”。从此，人们开始怀疑人类的理性能力，经过数百年的理论审视，逐步构建起一整套“无为”的思想框架。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人类本性由“恶”到“善”自然而然的演进规律，描绘出人类社会发现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演进的秩序。

在研究富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雇佣千百完人为自己劳动时，他发现“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结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11]（《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

亚当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人的本性出发，看到资本家投资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2]（《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马克思却从资本家创造出惊人利润中透视到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人们只有通过阶级的对抗，通过剥夺剥夺者完成社会的进步。

在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亚当.斯密开出人类有意识的适应自然的药方，他说，“每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13]（《国富论》亚当.斯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这就是说，国家应废除一切人为的限制，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让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正义的公平制度下，按着各自的路线，自由决策，自主经营，合理合法地谋求各自的利益，从而使其个性与智慧，劳动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并在增进自己财富的同时增长社会财富。

亚当.斯密最为可贵的是告知人类要服从那支神秘的、“看不见的手”的导引，还希望人类要主动遵守正义的法则，有效遏制为所欲为的放任个性。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本定价为1镑16先令的著作，不仅由此经济理论的变革，改变了整个欧洲，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亚当的发现无意间改变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影响人类社会的整个演变进程，亚当“无形的手”虽经风雨沧桑，但始终牵引着人类有形社会缓步前行一样，都非人类设计的结果。所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说，“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14]（《西方社会史》, 巴克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三、西去的“青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