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为什么需要道德

摘要：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人心散乱，原因在于：执政党一贯提倡和奉行的信仰体系在社会转型中消解，各种伪信仰填补真空，全民求富、信奉实用主义过了头。作为纠偏提出的“以德治国”政治命题、“八荣八耻”道德标准要得以实行，需要树立超功利的信仰。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就一度出现过有关中国社会道德水平是否下降“爬坡论”与“滑坡论”的争论。今天，中国的现在为那场争论做出了结论，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社会的道德总体水平出现了滑坡。否则，当年的“以德治国”，今天的“八荣八耻”无从谈起。

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不能自动到来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能自动带来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这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获得的重要的历史经验。

一、徒法不能以自行――中国传统的经验

治理国家的政治哲学有两个基本的理路法治与德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当代中国，以法治国是运用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制约市场经济下人的经济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以法治国，使国家的制度化水平提高制度化水平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基本指标提高社会的适应性、加强社会的稳定性。以法治国，不仅是现代国家追求的现实政治目标，也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治国理念。

中国自汉以来是儒家传世，儒家所倡导的以德治国似乎是中国历史政治理念的正宗，但实际上，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在历史上曾占得先机，独领风骚。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急速变化的时代，社会处于大分化、大动荡、大发展之中，社会思想“百家争鸣”，极其活跃。在先秦时期，儒、法两家在众多的社会思潮流派中崭露头角，形成儒法争锋的态势。秦国，从秦孝公采纳商鞅意见实行变法后，彻底批判并否定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把“法治”作为治国的惟一指导原则。经一百多年努力，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的崛起，秦统一中国，是法家治国理念占据中国政治实践高峰的时刻。用秦国丞相李斯的话，就是：“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

秦的统一，使得法家从百家争鸣的格局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家独大。秦王朝的创立者嬴政自称始皇帝，希望由始而至万世。事实却是，希求万世的秦朝仅仅生存了15年，便遭灭亡。汉代建立后，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政治家、思想家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总结秦亡教训、探讨治国方略的大讨论。其中，以西汉初年陆贾、贾谊的思想与论述最为集中、最为重要。陆贾二人，总结了秦失败的原因和教训，阐述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意义，使儒家借助非常注意吸取秦亡教训的汉朝统治者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思想的统治宝座，使得德治理念成为两千年中国王朝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

1、陆贾：逆取顺守、文武并用

陆贾原是楚人，西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初定天下，陆贾经常对他讲述《诗》、《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很反感，说江山是我骑马打出来的，《诗》、《书》有什么用呢？陆贾说：“君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历史上有名的成语“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即出于此。刘邦被陆贾说服，命陆贾作文阐述秦朝覆亡的教训和汉兴的经验，陆贾遂就12篇《新语》，并与刘邦讲解。每讲一篇，刘邦都大为称赞。

陆贾在《新语・无为》篇中说：“秦始皇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乍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针对秦朝以多欲、极刑而亡，陆贾提出无为尚宽，仁义为本的政治主张。

2、贾谊：三条经验总结

贾谊是西汉初期重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著有《新书》56篇，其中，《治安策》对秦朝在短期内由盛转衰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毛泽东认为《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出色的政论。《治安策》没有像陆贾那样只是现象的认识，而是从秦骤亡中探寻国家兴衰的规律，总结出主要教训，甚至提出相应的对策。贾谊提出的秦亡三条教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启迪。

其一，秦没有适时地实行战略任务的转移。贾谊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说，秦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秦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在新情况下仁义道德的重要作用，以至原有的人人争夺、相互争利的思想不断发展。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其二，秦蔽塞言路，没有建立合理的政治决策程序与机制。强大的秦国败于“一夫作难”，是因为秦国“不施仁义”。贾谊认为，秦王朝的这个弊端并非“不治之症”，当时也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智谋之士，之所以没能解决问题，是因为秦俗“多忌讳之禁”，这也不让说，那也不许讲，禁区特别多，谁敢讲真话，没等他把话说完，就遭杀身之祸。结果“忠臣不谏，智士不谋”，“天下已乱，奸臣不上闻”，在奸臣报喜不报忧中，庸主拥着歌功颂德而亡。

其三，以德去刑，以德教之。贾谊认为：普通人民的智力也就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而没有能力看到未来。所以，德治是要事先制止错误的行动；法治则是要等问题发生之后再行禁止。因此，德治、德教可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燃。

中国历史悠久，社会政治实践、政治哲学、治国经验十分发达。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对社会道德规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人治与法治、利诱与教化的关系早有深刻的论述，体现了很高的辨证思维的认识水平。对于治国方略中的法治与德治的权重取舍，孔子、孟子、荀子等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和论述。孟子论述过法治与德治互补作用，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强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贾谊正是以孟子这种观点来分析强大一时的秦王朝迅速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的。

以今天的观点看，以法治国并不是维护社会稳定运行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全部机制，它仅仅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个方面。徒法不能以自行，法不责众，一个社会法律制定以及法律实行的基础是，广大社会成员在道德伦理上的认同法律是可以强制执行的道德，道德是不能强制的法律。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方的经验

在当代中国提出“以德治国”的政治命题以及“八荣八耻”的具体道德标准，是与我们正在实施和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是提出和实行与道德呼唤的真正背景。因此，正确认识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的经济形式的市场经济与作为社会意识的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正确认识“八荣八耻”必要的前提。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中，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基础与思想意识关系的认识与经验，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实践。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的早期，比如，17世纪的英国社会、18世纪的美国社会，都遇到过市场经济的法则对社会关系、对社会道德的强烈渗透和冲击：人欲横流、“礼坏乐崩”。

1、霍布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将冲毁社会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生活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目睹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市场关系）的建立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及对传统社会关系、传统社会道德产生的猛烈冲击： “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利己自私心的如此扩张，霍布斯不再相信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一在西方文化中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命题，作出人是凶恶的动物、是私欲的结晶这一判断。

霍布斯认为：按照“趋利避害”原则行事，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基本动力，也是自然赋予人类权利“自然权利”。平等地拥有“自然权利”的人们，彼此之间必然处于竞争状态“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如果任何两个人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在“自然状态”中的人际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连绵不断的战争。

对人类的“自然权利”和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的未来，霍布斯十分悲观，认为：市场经济关系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中的趋利性将冲毁整个社会，一切都会被由市场经济关系中产生的物欲的激流所冲毁，人类将生活在“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黑暗之中。

霍布斯提出的问题无疑是深刻的，虽然他并没能找到制衡市场冲击社会、冲击道德的有效方法。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毁灭社会，而且不断发展。霍布斯预言的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为何没有冲毁一切？是什么力量制约了物欲的激流？

2、托克维尔：宗教提供了社会道德感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者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意识，包括人民的宗教信仰、道德情操起着怎样的作用？法国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较早地注意并论述了这一问题。1835年，托克维尔发表了名著《论美国民主》（上），把宗教信仰确定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的社会意识条件，将此视作美国成功的奥秘之一。

美国人是最具宗教信仰的一个民族，而且正是在宗教因素的影响作用下美国才成为最文明、最自由的国家。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为什么宗教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作用，以及信仰的精神力量是怎样发生着社会功能与作用的？托克维尔的基本观点是：宗教的基本社会功能，是提供一种巨大而普遍的、群众性的保守意识，正是这种社会保守意识提供了社会的道德感，构成对市场经济所自发产生的物欲、社会心理冲击与混乱的制约。

托克维尔是如何论证这个问题的？首先，他认为宗教影响了家庭生活，家庭生活基调又构成了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制约：“宗教并不抑制人们一心要发财致富的热情，但它对妇女思想的控制却是绝对的，而民情的主要创造者却正是妇女。……在欧洲，社会上的一切混乱现象，几乎都来自家庭生活问题，而非来源于婚姻。欧洲的男人有轻视家庭的天然结合和合法乐趣的表现；他们喜欢混乱，心里不能保持平静，愿望总是在变。一个欧洲人，在这些往往会扰乱其家庭生活的起伏不定的激情影响下，很难服从国家的立法权。而一个美国人，从政界的激烈斗争中退出而回到家里后，立刻会产生秩序安定和生活宁静的感觉。在家里，他的一切享乐简朴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他好像因为生活有了秩序而获得幸福，而且容易习惯于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爱好。”其次，托克维尔指出了宗教社会调节功能的心理机制：“人们的精神在基督教面前从来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尽管它十分果敢，但经常要在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止步。人们的精神不论有什么革新，事先都必须接受一些早已为它规定下来的重要原则，使其最大胆的设想服从于一些只会推迟或阻止其行动的清规戒律。”

托克维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宗教是一种社会的政治设施“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与社会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的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受自由。”

综上，托克维尔第一次论述了宗教信仰对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宗教产生了道德感，用以克制人们在生活中产生的种种欲望，使人们面对世俗的无数诱惑而保持内心的宁静。

3、韦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制衡

在托克维尔之后，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进一步揭示了宗教、道德等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功能，阐述了市场经济产生的世俗理性与宗教道德伦理这两种对立价值观念的辨证关系。

韦伯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首先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并在逻辑上对立的两种基本社会价值：一种是市场经济派生出的世俗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另一种是传统的宗教观念――新教伦理。韦伯引述了一句名言：“从牛身上榨油，自人身上赚钱”来形象地概括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即不择手段地赚钱、无休止地获取利润的世俗理性。韦伯认为，这种贪婪的理性体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对于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作为生活目的的责任感。不过，在西方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悖的另一种价值观――新教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