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为什么关注公共知识分子？

这令 (亚瑟)凯斯特勒表情不安，接着便带来了混乱和冲突。而这正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1]

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衰弱，对应着教授们的复兴，因此并非纯属巧合。[2]

本书反映了我长期以来的关注，即关注学术人员在学术领域以外写作、或者通常也可以说面向一般读者写作之现象。但本书的推出也还渊源于更为直接的激励。一是本人在有关克林顿弹劾案挫败的著作中，探讨了当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教授们对那段值得关注的情节之公开评论。[3]总体而言，那些评论的质量惊人地低下，但我在该书中尚未努力系统地说明那些令人惊异的事实。二是本人曾就公共知识分子格特鲁德・辛美尔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的著作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关于当代美国社会危机(作者认为如此)的书评，[4]激起了无数出人意料的评论，当然许多评论属于正面评价。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也促动与本人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迈克尔・阿隆森(Michael Aronson)编辑，他建议本人就“公共知识分子”就有关或涉及政治、意识形态事项的问题对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对待政治和社会问题在我看来的不足之处，尝试进行更全面透彻的分析。

激励本书写作的第三宗事件，是本人于1999年11月受命调解微软反托拉斯案，该案件引发了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无数的公开评论。而当我进入这一极度复杂的案件时，我却意识到，公共知识分子共同体中这些人所作的大部分评论，就不涉及利害关系的范围而言，[5]也只不过表现为对事实的浅尝辄止；并不比闲言碎语高明多少。

然而，当本人开始思索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问题时，却发觉自己仿佛已置身于汪洋大海之中。这一主题似乎无影无形“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本身无法界定；即便不论公共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仅仅他们的活动就太过纷纭繁杂，以至于无法勉强将其纳入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媒体和公共利益在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中的性质尚不明晰；上述作品与诸如新闻报道、政治和学术等其他文化领域的界线模糊不清；量度和评估的问题难以解决。简而言之，公共知识分子的世界似乎随机不定且无章无序。然而，随着我思考和研究的推进，这一主题开始展现出可驾驭的轮廓。我发现，“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可以通过对一个连贯而广泛的表达活动之整体划定其边界的方式来予以界定。如此界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其不同类型便可以描述，而其中有一部分作品存在着令人惊奇的严格常规。随着量度和目标评估成为可能，长期趋势以及人口统计模型也变得能够辩别。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可以视为构成一个市场以及一种职业，能够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术语来分析，并且还可与其他市场和职业进行对比。关于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可以信赖之判断并非全盘否定，亦非相反开始展现出可能。

本书的研究充分表明，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固然具有同一的结构、多种模式和写作习惯，且前后一致、易于理解但此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作品质量控制之缺位，人们在包括学术市场在内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市场亦可见到此种缺位。由此导致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且平均质量低下不仅质量低下，而且还可能在不断下降，当然更准确地说，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特色、兴趣索然、以及无关紧要。

然而，对待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不论是学术、还是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皆不应概括地予以责难，概括的责难也并无正当性。每一领域的杰出代表，皆可参见本书第五章载明的前100位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连同众多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这一名单是依据媒体提及的频率测度的，从知识区分的视角而言这是一种不加区分的方式，但就公共知识分子更吸引公众关注而言却是一枚性能优越的指针。有一些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可以称得上是美国公共生活之中最杰出的人物，比如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加利・威尔斯(Gary Wills)、詹姆斯・Q・威尔逊 (James Q. Wilson)。[6]然而，知识的质量甚至还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最富有价值之贡献。本人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商品不仅仅是信息商品，也属于娱乐商品和协同商品(Solidarity goods)；并且我也不想令人扫兴，贬抑给读者带来欢娱的知识分子(本人对于协同之构建疑窦丛生)。进而，亦应广义地理解“信息”，它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阐明问题、揭露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错误、吸引对曾经忽略问题的关注以及活跃公共论辩方面的作品。假如像本书这样进行细密而批判地审视，那么，符号商品(symbolic goods)中到底有多少其他的市场要比公共知识分子市场表现出更少的“市场失灵”之迹象，我们并不清楚，甚或“市场失灵”正是这一市场的恰当特征。然而，正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言，咀咒使人振奋，祝福使人松懈（bless relaxes, damn braces），*因此，本人的强调亦在于批判，而非颂扬。并且，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批判。

对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除了投去嫉妒的眼光之外别无其他新意。[7]人们也只能揭示，对他/她情有可原的失望，主要理由便是现代大学的兴起，[8]以及相伴而生的知识日益专门化之趋势，正如本人论述的那样。[9]知识的专门化当然决非一件坏事；实际上恰恰相反。然而，并不是知识专门化的全部后果皆完美无缺。正如极具启蒙性的术语“劳动分工”所揭示的一样，知识专门化将工作任务细分成更小的部分，促进了快捷学习、高度集中、快速完成，并因此提高生产力，从而发挥其魔力。现代大学是智力劳动部门的象征和聚集地。知识分为学科，学科分成领域，领域又细分为更小的领域，因此，一名学术人员可能将他/她学术生涯的全部奉献给沙特尔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Chartres)*染色的玻璃窗，或者考证世界博览会的交易和历史，探索中世纪晚期唯名论与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之间的神学关联，或者研究量子理论的哲学意义。[10]

尽管现代大学的工作条件，尤其是以任期合同为基础的学术自由原则，令知识分子的职业安全且舒适，他们因而能够远离尘世且怡然自得，但是，知识的专门化毕竟促使知识的深度以牺牲其广度为代价。这些趋势最早是由美国的大学提出来的。那也或许正是为什么活跃于20世纪下半期如此众多顶尖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大多皆为外国人之缘故吧例如，雷曼・阿龙、汉娜・阿伦特、米歇尔・福柯、尤根・哈贝马斯、弗里德利希・哈耶克、利奥・施特劳斯、以及阿玛蒂亚・森 [11]即便在那段时期，美国的大学相比外国大学更具优势。不过还有一部分原因，当然是美国的大学雇佣了诸如阿伦特、施特劳斯等流亡学者，以及其他的外国学者，比如森。

甚至在今天，也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皆是教授，当然大多数是教授。那么今天，最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种稳健型的专家，他并不是特别适合扮演引人注目(尽管不仅仅如此)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那类人，也不是向非专家的读者就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发表意见的批判型评论家。[12]这是一个恰当的定位，也许在政治、文化和社会舞台上，他们只不过扮演了比跑龙套稍强一些的角色。并且，他们也经常会因为错误的事情而遭受批评。但他们的确拥有一些优秀品质，这即是少数现代学术知识分子具有的不可缺少的视角、气质、品格和知识。他们努力扮演这一角色，只不过换来的也许只是令人曲解的预测和肤浅的政策建议。进而在当代，由于社会公众接受的信息铺天盖地而不堪重负，因此，一位学术人士若要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获取吸引力，通常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公开声誉，即便是恶名远扬，然而要获得名气却也是一件偶然之事。但倘若是无名鼠辈，则就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发表的意见，将难以激发哪怕是一小部分非学术的社会公众之兴趣。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之学术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le Fast Talker)。[13]

但，这些并非本书主要探讨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领域的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亦不是本人的目标，尽管我也禁不住要稍稍提及她那不同凡响的专业(参见本书第三章)。本人重点探讨的公共知识分子，乃是那些声名卓著的学术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社会进步作出贡献之困难，在于市场的失灵，而非其个人的失败。并且，那也并不是完全彻底的失败；本人就列举出了现代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作出重大贡献之例证。然而，他们的大多数贡献，与其说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特有贡献，还不如更恰如其分地视为学术工作之适度延展(比如，将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成非专业的社会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他们表明，学术人员可以兼作为报刊人士。同时，就批判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谬误和讽刺之层面而言，许多重大贡献都是负面的。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贡献、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社会影响，正在日渐衰落，主要原因便在于现代大学的成长及其特征。本人相信，这样陈述是公正的。

本书共分为两编。第一编从总体上审视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public-intellectual enterprise），运用了类型学、理论分析、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以社会科学为论述重心和研究进路，当然文中亦使用若干趣闻轶事。从理论层面而言，它是一项有关非市场行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符号商品经济学（economics of symbolic goods）之研究，这仍是一门新兴学科，甚至尚未恰当地界定泰勒・柯温(Tyler Cowen)的著作《声誉如何定价？》(What Price Fame?[2000])*对此予以了说明。在本人看来，所谓符号商品，是指以表达性或者信息性(expressive or informational)为主要内容或功能之商品，比如艺术、宣传、新闻、以及学术。[14]

第一编，把公共知识分子和其他类型的“知识劳动者”区分开来，文中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时事评论员与社会趋势评论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不同形式(比如，杂志文章与整版付费公告)，并对公共知识分子推销的不同商品进行了划分(娱乐商品、协同商品[solidarity goods]和信用商品)，且明确了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不同类型，以及确定其类型之习惯。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类型包括：将某人的学术作品转换成接受普通教育的社会大众能够理解的形式(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我大众化)；基于某人的学术专业提出特定的政策建议；政治色调的文学批评；政治讽刺作品；对公共问题的悲观主义预测(jeremiads)以及其他的预测性评论；一般的社会批评或者专门的社会批评；在某人专业领域之外提出社会改革建议；“即时”评论；以及最无关紧要的向法庭提交的专家证言。前二类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自我大众化以及“本人领域的”政策建议，倘若从分析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独特性和存在的问题来说，没有太多趣味，故本人将吝笔惜墨，不作太多讨论。

第一编亦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经济学框架，可以将公共知识分子设想为一种在以需求和供给为特征的市场中的职业，并且，对其进行的理论分析之本质可以透过经验主义数据予以测试。这些数据既可以是定性的，亦可以定量的；本书第五章中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统计学分析，可谓第一项类似的综合性研究。[15]

第一编强调的要点包括：独立的知识分子日益衰落；知识的学术化和专门化对公共知识分子日渐衰微之影响，正如本人已经提及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中的名气与其学术声誉呈相反动向之趋势；由于无法把握公共知识分子频繁错误的判断和预测等原因，而产生了困扰这一市场的质量控制问题；以及，考虑到在知识专门化时代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的听众知识严重匮乏，并鉴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激励和约束缺位，因此，认为能够依赖“观念的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以优化公共知识分子行为之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