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及类型

(徐昕译)

以往对公共知识分子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故而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当属研究范围的确定。这不仅涉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而且也有必要对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不同类型和形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者之间互有重叠，但属于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描述。

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并非哲学家们所称的“自然类”。所谓自然类，是指不依赖于人类观察者的需要和目的而存在着的事物。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的边界划分，这种划分似乎有可能回应人们核心的关注。

从逻辑而言，边界划分的过程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所谓知识分子，一般可以理解为认真严肃且有能力关注智识问题之人。“在每一个社会中，皆存在一小部分人，他们超出了同时代人一般的品质，他们探索着相比日常生活直接而具体的情形更为抽象、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他们相距遥远的符号，并且渴望与这些符号进行频繁的交流。”[1]“所强调的是‘思想之倾向’，而非别的什么。[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知识渊博之通才，而非专门家，他们特别关注那些完全萌发于毫无利害关系的渊源之思想(尽管这种对思想的参与可能成为其职业的一部分)，故而他们具有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游戏性、敏感性、追根究底性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切实际性。”[2]

思想（Ideas）和教养（cultivation）不尽相同，因而一位知识分子并不必需是“学贯五车的人”，也不必具有高雅之爱好比如，喜好抽象艺术或者艾略特・卡特尔(Elliott Carter)、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音乐，正如辉煌的艺术家也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一样。因此，“知识分子”的同义词并非有文化的、有教养的、创造性的甚至或者书生气的(bookish)，尽管最后这一项描述与知识分子比较接近；也许，每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当然，也决非所有的书呆子都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含义也绝不等同于“有智力的(intelligent)”。尽管知识分子(不包括那些仅仅只具有智力上虚伪外表之人)在智力上出类拔萃通常是远远地超越常人然而，不胜枚举的同样富有智力之人却并不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也许对于思想毫无兴致。或者，他们在工作之中、在游戏之时所运用的思想，其范围也许如此狭隘，运用得也许如此毫无个性，以至于缺乏界定知识分子思想特征的一般特性（generality）。一位运用深奥的数学理论来阐明宇宙本源的物理学家，属于知识分子；而应用深奥数学来设计计算机逻辑板或者编写软件编码的物理学家，则不是知识分子。

然而，将知识分子的定义，建构于对思想的一般性运用和关注与应用型地使用和关注相区分的基础之上，并不能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也并不能导引出人们的万般兴趣。不过，上述区分所暗示的差别，一方面将思想运用到广大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上，而另一方面则是把思想运用到物品制造、合成或者提炼等具体工作之中，或者为商业、职业抑或学术目的传播专门化或者专家性的知识，这一点还的确值得玩味。这就是批评家与在其专业领域内工作的学者、工程师、法律人（lawyer）或者其他专家之间的差别。[3]这也正是福柯对“普遍的（universal）”和“专门的（specific）”知识分子之区分。[4]或者，这也正是反思型(reflective)报刊人士专栏作家或者“权威评论员(pundit)”与学者之间的区别；业余人员与职业人士之间的区别；或者，政治理论家与“政策分析” (policy wonk)之间的区别。揭露丑闻的普通记者、政治运作人员、政治激进主义分子以及改革的倡导者(比如拉尔夫・奈德尔[Ralph Nader])，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当然都完全可能智力超人。这些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可能属于知识分子，不过，尚需进一步地精炼：知识分子将一般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其思维过程自上而下，对他所察觉的权力滥用、腐败或者社会不公予以理论思考。他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记者或一位技术人员。因此，有些报刊人士、激进主义者、政策分析人员就属于知识分子，而另一些人则不是。

但是，倘若要把知识分子界定为，将一般性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之人，仍然显得过于宽泛。这一定义将会包纳艺术史学家，或者包括经培训专门报导艺术史的新闻记者，他们面向普通读者，为杂志撰写有关艺术著作或者艺术展览的评论，当然，他们的评论绝没有任何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维度。尽管这些评论从一般的字面意义而言具有“智识性”，但评论人却并非我们通常视为或者集中认为的“知识分子”。[5]当我们的脑海中想起20世纪伟大的知识分子时，比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马克斯・韦伯、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乔治・奥威尔，便可以整理出一条共通之线索，那就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曾经直接就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问题挥毫泼墨，或者即便就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也从广义的政治或意识形态之视角(有时是从宗教的维度)撰写过文学方面的著作，例如，威尔逊(或者莱昂乃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F・R・利维斯、或C・S・刘易斯[C.S.Lewis])。[6]有些人，就像奥威尔，以及在一定的程度上威尔逊和刘易斯，他们都曾直接就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指点江山，并创作过带有政治或意识形态色调的文学批评。阿兰・布卢姆在他的畅销之作《美国思想的终结》中针对摇滚乐发表高见时，其实他所写的并不是音乐评论，而是一种社会评论，即从这种音乐适合大学生这一引入注目的现象而探寻道德和政治衰落之动向。[7]“知识分子”这一术语，最早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获得了广泛传播，当时左拉、杜克海姆(Durkheim)、巴雷斯 (Barres)、莫拉斯(Maurras)以及其他作家和思想家针对这一骚动性政治事件积极参与公开论辩。[8]

如此狭义地界定“知识分子”，结果将会把两类特别富有价值的知识分子作品排除在本人的分析框架之外。一类是原创的、且有时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作品，其写作风格平淡通俗，很少专业术语，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恰恰能够阅读。大致来说，约1970年以前的大多数文学批评，1920年以前的大多数哲学著作以及20世纪70年代前的大多数社会科学著作，皆具有上述特征。但是，上述作品中，倘若不具备政治或者意识形态视角，皆在本人的界定之外。

本人排除的第二类知识分子作品，时至今日依然盛行不衰，它就是致力于将技术资料转换成普通教育的非专业人士能够理解的形式，这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虽为社会公众写作，但仅仅只是诠释科学的科学家，并非本人所运用这一术语层面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正面向社会公众写作，并且努力采取社会公众能够接近之方式陈词叙述。但是，有一些科学家针对科学的伦理和政治维度，面向社会公众写作，诸如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莱旺顿(Richard Lewontin)、以及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9]他们则属于公共知识分子。

第二类作品可以称之为诠释科学没有什么问题意识。第一类作品可称为学术普及(accessible scholarship)，它正在日渐衰落，衰落的原因类似于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性嬗变的背后所隐藏的缘由在本书中我将予以较多关注。联结专业化知识分子与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的普适文化之消失，是一项重大的发展，也是一项表明知识分子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角色的发展。让我们来看看凯恩斯的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1920年)。这是一本经济学专著，它形成于经济学尚未发展成为专业的技术性学科之时代。尽管凯恩斯当属20世纪登峰造极并且也许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学家，不过，他却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与他的严肃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5年)相比，《和平的经济后果》采取了普通读者毫无理解障碍的风格写作，它既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同样也属于一本政治性论著，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亦属于报刊作品。而这部作品难道不是值得阅读的一流的经济学著作吗(正如休谟和尼采属于值得阅读的一流哲学家同样)？抑或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或者区分的标界仿然消失，它两者皆是？

这些追问并非全然为闲来无事之问题，因为本人将提出的主张是，公共知识分子就其大多数而言，并不具有远见卓识，亦非影响深远，可是，《和平的经济后果》则具备上述两种情形。它预测到，凡尔塞和约、尤其是关于战败国须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费用之要求，将会导致德国以及从一般意义而言的欧洲经济混乱；并且，尽管它并没有促成战胜国对条约的修订，但却有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条约的订立中防止类似错误的发生。不过，要对凯恩斯的著作进行归类却极其困难，这表明，本人一般化的例外绝不可能重现。该著作属于知识分子的活动比我们当今更具流动性的时代。一位当代拥有与凯恩斯同样能力之人，不可能如同凯恩斯在1919年(当时他正从事该书的写作)一样累积政府经验，更不可能与所在时代的政治巨头亲密接触，还不可能拥有凯恩斯如此广博非凡的智识，他所能够做的，只能是作为一位专家、一名技术人员，甚至也不愿意就涉及对外和安全事务的重大问题以非专业听众易理解的语言发表高见。在凯恩斯的时代，英国的精英分子们接受的教育全面精密，这也有助于他们轻松地跨越不同的领域。对于最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言，尽管处于更难一帆风顺的时间和空间，亨利・基辛格在本人提及的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却堪与凯恩斯相媲美，而就不涉及对外事务的国内问题而言，且不考虑政府经验的话，米尔顿・弗里德曼*亦可与凯恩斯相提并论。然而，这两位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一位是年轻之人；并且，近年来我们也许不可能看到类似于他们的人物出现。

读者也许会开始觉得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术语界定的拖沓冗长。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最普通的理解，它的本质不仅仅是“公共性”(“一位具有公共声音的思想家”)，[10]而且这种理解的一部分还是，知识分子相比学者、顾问、职业人士甚或许多政策分析人士而言，会为更加广大的社会公众写作。这便是之所以并非所有的“知识劳动者(knowledge workers)”皆为知识分子之缘由。约翰・罗尔斯将哲学理念运用于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可是，他并不面向社会公众写作。[11]尽管他的代表作《正义论》业已销售了近20册，但这是30余年间的销量，而本人心怀狐疑的是，除少数情形以外，购买该书的人多为学术人员、大学图书馆以及大学生，而并不是社会公众。[12] 一位文学评论家，诸如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他不仅就文学写作，而且其写作内容还广泛涉及了法西斯主义、犹太主义和现代大学，[13]故当然属于以知识分子风格写作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文学领域的学者。不过，哈特曼的文风如同罗尔斯一样，属于一种令人畏惧的学术风格，对于一般读者甚至对于普通教育的读者来说皆过于艰涩。无可置疑，许多学术人员都极其乐意与广大的社会公众交流沟通，包括哈特曼在内，但是，当他们在本人的学术领域以外写作之时，绝对不可能或者将不会采取简洁的散文体风格来表达自我。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他涉及的问题(remit)至少和哈特曼一样无边无际地广阔，或许，他代表了理解困难的外部限制，故而他的作品几乎难以吸引哪怕是极小部分的非学术社会公众翻阅浏览。阿兰・布卢姆的书籍尽管曾经畅销一下，但事实上他亦处在上述边界地带。购买《美国思想的终结》一书的绝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实际上看完这本作品，因为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严格学术性的，甚至有些神秘莫测，当然，与哈特曼的作品相比还是要浅显易懂些。该作品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非学术出版社出版，据本人所知，布卢姆撰写该著作时，在促进更加接近普通读者方面曾经获得了编辑的诸多帮助。毫无疑问，这本书的畅销也得益于索尔・贝娄(Saul Bellow)*为该书撰写的美妙华彩之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