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太军汪波：比较制度优势与模式化悖论

【摘要】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制度优势”，若将一种制度模式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理解为恒定优势，就极易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而多模式竞争能促使各模式保持对环境变化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有助于形成多元、持续、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因而成为“制度模式化悖论”的破解之道。

【关键词】模式化悖论；比较制度优势；垄断性收益体系；间隔性制度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制度是人类生活的客观需要。何谓制度? 在不同语境中制度内涵固然不尽相同，但常被定义为“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 1 ] (P195) ，“一种稳定的，有价值的行为的再现模式”[ 2 ] (P394) ，或“一系列人为设定的行为规则”[ 3 ] ( P16) 。本文关注的是政府主导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兴衰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制度内涵则相应地被界定为，政府政策主导下区域经济所形成的固定发展路径，这种路径安排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对该区域内人们行为和再选择形成制约。

社会现象千变万化，但有时似乎又可表现出某种奇妙的“整齐性”。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人们常可发现这样一类制度经济学现象，某一特定区域经济，经过早期路径形成期、进入快速发展期、达到高峰期，逐渐模式化，形成稳定之制度结构，获取稳定制度收益；而制度一旦被模式化后，往往摆脱不了相对衰退之命运，形成“倒U型”变迁路径。我们将这种现象暂假设为“制度模式化悖论”，即制度模式化可最大化特定发展路径的制度收益，但制度模式化同样会内在地导致制度衰退。从历史上来看，明清时代，中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一种既亲密又松散，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晋商)。它利用明朝初年的“开中法”在西北地区兴起，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达到发展高峰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经济势力。然而发展到近代却走向衰退，最终一蹶不振。其他区域性商帮也大致经历这样一个变迁过程。如果说，在古代农业文明下，由于运输交通、信息传播等因素限制，制度环境变化相对缓慢，一个制度、一个模式变迁周期较长；那么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下，制度环境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宏观政策、倾销与反倾销等等) ，一个模式变迁周期就要短的多。

从当代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已形成诸多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这些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皆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模式化悖论，并逐渐通过制度新陈代谢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化解。最为典型的就是“苏南模式变迁之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在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 4 ]之后，又经历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即所谓的新苏南模式。改革开放之初，脱胎于草根中的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率先形成制度性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发展高峰，进而形成众口交赞的苏南发展模式。然而，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温州模式”的兴起，“传统苏南模式”逐渐衰微，甚至走向“终结”。[ 6 ] (P1) 于是人们转而称颂温州模式，对苏南模式作深层分析与评判。新世纪以来，温州模式亦复呈现衰落迹象，而“新苏南模式”却又焕发生机。这一系列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模式兴衰循环，无不凸显“制度模式化的陷阱”。

上述极具规律性的“整齐化”现象的背后是“制度变迁与区域(模式)兴衰”的重大命题，该命题可分解为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前者需求解的问题包括制度变迁与“模式化悖论”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因果联系? 制度模式化是否可能导致制度衰退? 后者则着重探询以下问题：什么原因导致苏南模式变迁中之双重循环? 为什么“内源型”苏南模式未能在高峰时期推进制度变迁，完成产权改制? 而是直到苏南模式相对衰落后，在温州模式的刺激下，才重新启动“外源型”制度变迁? 本文立足于苏南模式变迁中之双重循环的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看法。

二、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苏南模式变迁之双重循环

制度变迁是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多种潜在制度相互竞争而形成的持续不断的变革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即暂时与局部优势，而不可能形成绝对优势。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区域兴衰的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第一重循环表现为即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这一经验事实的复杂性对既有理论的解释能力提出挑战，也为新的逻辑建构提供了机会。“尽管西方学者和前辈学者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视角、理论、模式、命题和概念，但是假如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具体的现实生活具有无限的丰富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知识都是阐述学意义上的偏见，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7 ] ( P6)苏南模式变迁之两重循环体现“间隔性制度变迁”五个阶段内在逻辑功能切换。

制度变迁源于既有制度安排出现了制度不均衡，出现了新的获利机会。传统苏南模式制度变迁的逻辑结构体现为社会结构变迁――新的获利机会出现――制度需求――制度创新(变迁) ――获取制度收益。“苏南模式”内涵学者们见仁见智，形成众多的名词术语，如“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①、“干部资本主义模式”、“(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从经验描述来讲，“苏南模式”主要指江苏省南部(苏州、无锡、常州)率先实践的，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办和村办工业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以依托中心城市为主、以县乡干部为主要决策者、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一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雏形萌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逐渐模式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转入调整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渐衰落。

苏南地区综合资源禀赋结构由于其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文化优势，为政府精英主导区域制度创新提供良好制度环境。苏南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素有“鱼米之乡”之称。这一区域在明清时期便是闻名中外的商贾云集之地，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就已经相当发达。苏南地处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城市所形成的工业走廊边缘，距市场中心近，运输成本低，容易获取快捷的产业延伸与技术支持。交易成本的降低、潜在获利机会、具有创新冲动的地方政府精英集团，这三个要素萌生和推动了初始制度变迁。

苏南模式变迁过程体现为：

(1)苏南政府精英集团获取区域经济发展主导权。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是实施制度的各个组织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变化的情况下，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重新谈判，达成更高层的合约、改变旧的规则、最终建立新的规则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中央政府启动中央―地方分权化改革，多元化利益结构和分权机制逐渐代替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结构，地方政府在区域市场化过程中开始发挥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作用。“地方政府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仍是计划经济等级体系中的一级组织，需完成中央政府提出的经济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它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代言人，以实现地方经济效益为目标为区域微观经济主体发展开拓制度空间。”[ 8 ]

(2)地方政府主导与缝隙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经济缝隙的存在为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乡村工业明显地处于“正式”经济体系之外，农村工业的发展类似于“缝隙经济。”①[ 9 ] (P22)“缝隙经济”形成潜在制度获利机会，构成政府主导制度变迁之诱因，社区政府(乡镇政府)借助行政、经济的力量展开集体行动，组织区域内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资源发展集体经济。乡镇集体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被社区政府所掌握，社区政府在动员和组织市场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其投资与发展能力也比乡镇企业自身能力更强。在模式形成阶段，初始制度变迁获得了巨大收益，苏南乡镇集体经济得以迅速、超常规发展。初始制度收益递增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推进制度变迁，获取更大收益，在此良性循环下，苏南集体经济“比较制度优势”初步形成，苏南亦可独享比较制度优势所产生的大部分制度收益。

(3)双层委托―代理结构。苏南模式产权结构是公众――社区政府――社区企业领导人三者间双层委托代理结构。全体社区成员为委托人，将集体所有权交给了社区政府，通过社区政府使社区所有权运作起来。特定历史条件下，公众――乡镇政府――乡镇企业领导人三者对发展乡镇企业高度一致，这种高度一致的目标认同形成信用与道德自律，消解了“集体行动”外部性，形成了对双层委托代理内在缺陷的抑制。但双层委托代理先天缺乏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每经过一个委托代理的环节，来自初始委托人的激励和监督动力就会衰退，到了企业这个末端几乎丧失殆尽，因而这一模式从兴起之初，也就潜在地隐藏着模式衰退因子。

总的来说，传统苏南模式的成功是改革之初，集体产权结构相对国有产权结构而形成的比较制度优势的外在体现，但制度资源与自然资源一样具有稀缺性、有限性、时间性，制度创新者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从一项制度安排中开发出无限收益，一旦现有制度优势资源消耗殆尽，制度衰退就不可避免。

20世纪80年代后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传统苏南模式”经过成熟期步入转折期。随着制度环境变迁，“传统苏南模式”显现出资源约束、需求约束、体制约束等局限性。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传统苏南模式出现了机制僵化、效益下降、民间经济活力受抑制的状况。(1)经济体制与政策的变化。随着宏观经济秩序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乡镇企业的制度比较优势逐渐衰减，乡镇企业传统的外延式发展模式承受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与震荡。(2)市场竞争的加剧。随着中国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苏南乡镇企业的外部竞争对手日益增多，国有企业在放开搞活后进入市场；经营灵活的个体私营经济也日益壮大；“三资企业”由于实力雄厚、技术设备先进、产品质优档次高，对苏南乡镇企业构成了强有力竞争。(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苏南乡镇企业“产权模糊”问题凸现。产权模糊导致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大幅度上升，从而抵消企业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提高专业化收益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苏南企业竞争力遭受沉重打击，苏南乡镇企业完全丧失比较制度优势，苏南经济也丧失领导地位，以至于“苏南模式终结”。随着十四大确立起我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温州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符合经济改革方向，温州模式被视为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成为全国学习的新“榜样”。在此制度环境下，苏南政府精英(县市领导和基层干部)开始赴温州、台州等地考察学习，推进制度引进与制度模仿，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相继进行了产权改革(改制) ，旨在明晰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此时的苏南制度变迁已属于另一种类型。在苏南模式崛起期，制度变迁属于“内源型制度变迁”，在既有政治经济结构的缝隙中，区域内部自发萌发的，社区政府与地方民众联合推进的制度变迁。而新苏南制度变迁则是一种“外源型制度变迁”，其内涵在于传统模式失去制度比较优势的背景下，在新的竞争集团崛起的外部刺激下，而形成的制度创新。[ 10 ]那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自然产生了：为什么苏南模式未能在其高峰时期推进制度变迁，完成产权改制? 即使该区域已形成制度变迁的良好外部环境，即使制度变迁存在巨大潜在获利引诱，是什么使苏南政府精英集团对此无动于衷? 依据比较制度优势分析框架，当苏南模式经过形成期、发展期，制度变迁进入模式化阶段后，“垄断性收益体系”开始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