亥沃德：论沃格林对政治理论的贡献[1]

一

人们不时会听闻有关美国知名政治科学家的排名表，一般包括十名。甚至有这样的传闻，说是有一次，列在这类排名表上的两位名家从事一场有关该学科状况重要问题的辩论，而其中的一位以如下说法来结束辩论（无关议题的实质）：他指出，他的排名使他在今天获胜，因为他在排名表上的位置比另一位排在前面。据我所知，沃格林的名字从来没有在此类名单上出现过。其实，有点经常性地，在有关学科的本质及其不同学者的贡献的相对地位方面的争论上，他一直是不言而喻地被排除在外的，这种排斥，往往是通过含蓄的或者直言不讳的此类声称：他根本不是政治科学家。

上述开场白并不全是开玩笑。有相当多的理由表明，对沃格林作为政治理论家的任何恰当评价，尤其是在今天的语境下，将不得不是――至少在推论上――对政治科学状态的评价或批判。

首先，沃格林职业上的自我身份认同一直是政治科学家[3]，不论这在同道看来是如何困惑――因为他们不太清楚政治科学是什么，或做这行当的人应该做什么，但他们对于沃格林的语言和概念的关切点觉得很不舒服，这就足以让他们要把沃格林贴上别的标记。但是，三十多年里，沃格林在美国和德国的大学教职任命一直是在政治科学，而且他勇敢地确认，任何科学都依赖同道间工作关系的生存，因为“科学不是这个学者或那个学者单枪匹马的成就；科学是协作的努力。有效的工作只有在一个崇尚知识的文化内才是可能的”[4]。

沃格林是政治科学职业之一员，这是显然可以识别的特征，但是，该角色却被理直气壮地怀疑，做此怀疑的人当中，不仅仅有对政治之科学的可能性还不敢肯定的，而且更有那些肯定这门科学的，但他们认为，基于自然科学方法的政治之科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一直是或有待实现的。举个例子说，沃格林一直坚持使用一个术语，但并不传达出正统政治科学家所赋予的当下含义。比如，他会说到人和社会的“科学”，及其在古典哲学家的政治认识(epistēmē politikē)中的根源，而那些人则在简约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但这种理解恰恰被沃格林识别为“以三大教义为特征的……科学信纲(creed)：（1）假定自然现象之数学化的科学是所有其他科学都必须服从的典范科学；（2）所有存在领域都是现象的科学之方法可抵达的；和（3）所有不被现象之科学所抵达的实在，要么不相关，要么在更为极端的教义中，是幻想的。此信纲意味着两大否认：它否认了求索自然、人和社会中的以及超越实在中的实质的科学之尊严。”[5]更奇怪的，沃格林也会谈到理论的经验基础，即使他所指向的，是在历史、超越经验、象征中的意义，以及像秩序这样的抽象“价值”。而另一方面，每个“科学家”都知道，科学家被假定是根本不诉诸价值-判断来展开工作的，这就是说，价值是主观的，是被恰当地作为“偏好”推到外面去的，即，是在认知证明范围之外的，而科学则是以对外部（客观）现象的观察所把握的“事实”为基础的。[6]

对于那些从当代文化内的“意见风气”（沃格林经常引用的怀特海的术语）汲取语言象征的人们来说，当遭遇到这样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暗示，他们在有关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上的工作，出自封闭的“立场”，而不是出自实在探索的敞开性，这种敞开性的探索以源远流长的可远溯古典时期的传统为基础――无疑是一种恼人的经验。因此，绝大多数政治科学家（尤其是美国的）都防御性地来抗击这一对他们独立自主的知识界之实质性构成威胁的语言，是毫不奇怪的。不是去认真对付沃格林的追索及其结果，而是把沃格林已经针对的问题的本质进一步掩盖起来，并把沃格林归入“形而上学家”的位置，以此继续对科学的意义作出教条性声称，这种做法，实在是太容易了，而且十分糟糕。大约在二十年的时间里（约1950-1970年间），当此学科内的斗争还在围绕主义之争之际――即在实证主义信纲旗下坚固团结在一起的进攻性行为主义运动为一方，和被行为主义泛泛指定为“传统主义者”的诸集团的混合体（大多相当被动，一般是非哲学性质的）为另一方――沃格林倾向于被划到后一范畴，尽管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按照传统主义绝大多数的分散性的要素，他获得了比形式上的承认更多的承认。在该领域的一本标准著作中，索米特(Somit)和泰讷豪斯(Tanenhaus)对此的总结最为贴切：“在意识形态藩篱的另一边，还有沃格林给人印象深刻但并未被广为流传的《政治的新科学》。”[7]

沃格林对“理论”这一术语的理解，也倾向于使作为政治科学家的他，区别于该学科状态下也许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所谓的代表性，是指在该学科当前的自我概念（或诸般自我概念）下来衡量的。以我在阅读沃格林的论著和论文过程中的一得之见，有关什么是“理论”，我们似乎不可能从他所从事的整个探索中抽象出坚固确定的概念。首先，对于任何他所研究的经验，他都反对下固定不变的定义，哪怕只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他都害怕沾染。他把“理论”，“理论的”和“重新理论化”这样的术语用作熟悉的语言象征，既不意味着逻辑上相一致、但还未经恰当证实的说明，并以此用作指引实验性探索的构架，也不意味着对经验分析结果作综合化说明，更不是这两种认识功能连为一体以形成科学据以推进的范式。即使理论在科学上具有指导作用，并且，在一种特殊意义上，理论是给定时期已经肯定的知识的总和，但其内涵还是远不止此。尽管这个术语总体来看并不令人满意，但你可以认为，对沃格林来说，理论更是一个过程，而不只是从产生逻辑构造的经验活动中抽象出逻辑建构。一个科学家，从他遭遇到刺激他去探索的[事件]的那一刻起，就卷入了理论活动，通过对有待找到答案的问题的构成，再到适合此探索的方法，然后抵达象征的构成，借象征，他解释和交通经验，而经验既指引此过程又是其探究的客体。

这意味着主客一体(union)，经由这种一体，理论过程朝前推动，当然，是推动我们超越当前论辩的局限，进入更实质性的问题。沃格林把这一实质性问题梳理为一个人意识到他一直是结构性实在的参与者，而他自己也是实在的一部分。这时，就足以假定，既然实在的结构是这样的，人借助理论的活动在实在中的参与就永远不是完全的。尽管探索的常规对象可以被识别，但最终形式的知识不是作为主体-参与者的人可以抵达的，因为这一抱负的实现也许逾越了人的界限，这又是由于他始终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并与那个世界的神性根基共实质。人的条件因此是他的理论活动的一个根本源泉，并且也是对可被理论所实现的结果的一个限制。这不仅因为理论活动会被导向错误方向，而且因为它是在历史之流内发生的，其成就会被放错地方，或随时间推移而丢失，并不得不借助回忆和重新理论化来恢复，这就涉及到重新产生理论成就得以实现的经验，而不只是恢复经验得以表达的象征。求索的有限-目的(limit-end)的实现，是此种理论活动的一个事实，就像这活动之整体的其他可进行逻辑分析、但实践上不可分离的任一组成部分一样。

尽管“理论”这一术语在美国政治科学文献中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或一致的梳理，[8]

但如果对近年修饰该名词的倾向进行粗略考察，就可以提供一些洞察，使我们看见占据统治地位的朝向一种科学正统的倾向，而这种正统与沃格林的理论贡献是相当不一致的。比如，“观察经验的理论”与“规范的理论”的分离就进一步表明，前面提到过的长期主流倾向，即，把自然科学当作“人与社会”科学的确定典范，已经走到了何等地步。除此之外，在政治科学的追求上，方法也已到这样的地步，即，方法取代理论相关性，成为选择研究对象的决定性因素。我不想在这个主题上多费口舌，但应该注意到，“观察经验的理论”在其中出现的语境包括了这样的假设（常常是含蓄的而不是言明的）：政治有一个可比拟于自然秩序的客观秩序结构，而这样的假设是被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成功渗透进来的。

“理论”的进一步修饰词还包括，分割出“说明性的理论”（低级秩序）和“因果理论”（高级秩序）这样的概念。这就意味着进步性的发展，而其顶点则是预测性的政治科学。靠着缓慢的步伐，近年来，美国政治科学已经形成的这一巨大事业现在正在朝着这个以为的目标移动。尽管对其缓慢一直有失望在表达，但是，鲜有可被举出的证据来显明，倡导者们已经严肃地致力于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断定的确然政治知识，会意味着什么？从这样一种完成了的理论追求中，是否会出现一种对人和社会的操纵性控制的技术？对科学上揭示的人与社会的结构进行潜在的宰制，其结果，是否会产生一个乌托邦或者一场恶梦？迄今为止，以自然科学为模范的政治科学难以产生一种哪怕是说明性的理论，更不要说因果的理论了，这种失败已经导致（至少在学科内）的，只不过是这样的建议，即，在“等待”宏大理论的“戈多”这段时期，此专业应该集中于“中等范围”理论。显然，这样的一种追求或许确保了实证主义模式的连续性，并持续关心这样的问题：它们既不扰动政治理论在其中产生的政治“体系”的问题，也不扰动那种根本不努力于处理作为人类经验之整个范围的一部分的政治的理论。

从《政治的新科学》出现以来，沃格林一直在最高理论水平上从事理论工作。这一工作涉及两项紧密联系的活动：首先，沃格林对某种政治科学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但所针对的，是政治科学通过实证主义的简约而实际上摧毁了我们对于政治实在的把握。在这一批评过程中，他还阐明了，实证主义是如何为内在论的意识形态取代基于本体论的“人与社会”的科学开辟了道路。第二，他也提出了日益复杂且权威的阐述，对于恢复一种从人类经验的普遍性之视界来探索政治之实在的政治科学的理论内容，所涉及的是什么。塞巴(Gregor Sebba)用下述术语来概括沃格林在理论活动中的参与：[9]

对“什么是政治科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因对另一个问题的根本性重新思考而得到更新：什么是政治实在？什么样的认识道路通向对政治实在批判性的理解？

在认识新理论的这种极为迅猛的发展道路上，迄今存在着两大因素，但不是其新颖性。第一个因素是，与行为主义社会科学相反，其结果不是来自由诸多社会科学家所开启、并由显赫的机构所支持的无数工作者所继续的许许多多理论的和技术的研究进展；而是来自一个独立思想家沃格林的工作，他四十年前出版第一本著作，并在十多年前开始了他的重大事业且在继续推进，其推进步伐使他最好的读者都被抛在了后面……

第二个因素当然是新发展对进入此类研究的新入行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获得恰当的理解――甚至不是批判性的理解――他必须能够跟随今天所能发现的最抽象的哲学推理，他还必须对思想、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宗教和神学的历史，对政治理论史，以及从撒玛利亚人到现在的政治史，有全景的知识；他还必须知道像人类学、圣经考评、比较文学、心理学这些领域的当前学术状态。

这一总结不止对两种政治科学――沃格林的政治新科学与目前还在专业领域中上升的行为主义政治新科学――之间的区分作出了扼要的评估；它还暗示了即使是简单解释沃格林的工作这样的尝试也面临的某些困难，更不要说汲取他的成就来提供一种理论核心，并围绕这个核心，使得献身于政治认识(epistēmē politikē)的知识分子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能够发展。这些解释和潜在的推知(extrapolation)上的一些难题，只有在考虑了沃格林工作中的某些传记性的事件和研究问题的编年性发展之间的互动之后，才能得到理解。显然，这样一种分析不能在此处尝试，但是，对他的学术和著述的某些特征的粗略勾勒至少能够提供一个有用的背景，借此背景，这种理论贡献的实质可以稍稍得到阐明。

二

要发现沃格林工作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对历史编年的强调，也不在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不论它是社会组织或政治组织的一个单元，还是在这种具体表征中的抽象概念），或对适切于理解人的政治经验的某种方法的聚焦。沃格林之探索的坚持不懈，当然是他的理论生活(bios theotetikos)最明显的特征，或许可以说，由原本意义的智慧之爱(philosophia)所施展出的呼唤性拉力是全然奉献给学术的无可置疑的动机，这学术已经显明于他的教学生涯和卷帙浩繁的、复杂的研究的“多产”。但是，这种个人品质并不必然终结于基于规模上堪称科学的理论一致性。可以指出，其他的学者，他们也在不懈地工作着，出产了大量的图书和文章，有些已经成为特殊主题上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