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近年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管窥

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数量可观的专著和论文，可谓源源不断。作为中国思想史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是这样，尤其是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不仅许多空白得以填补，一些薄弱环节也得到了加强。不过，欲对近年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做以较为全面的介绍，显然相当困难，而欲对此进行评论则更是吃力不讨好。因此，这里采取“述而不作”，且就个人能力之内，略陈一管之知。

政治思想史研究历史回顾

政治思想史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范畴的确定。虽然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但对这一问题认识，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有统一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人试图从史学史角度，挖掘前人在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孙宏云的《浦薛凤“政治五因素”论的形成与展开兼论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的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该文重点介绍了1937年7月浦薛凤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政治学之出路：领域，因素与原理》中所提出之“政治五因素”观点。文中说，浦薛凤认为所谓“政治”，就是“人类共同事务之有组织的管理”，它由政治现象、政治制度、政治观念、政治势力、政治人物五项因素组成。其中“政治现象”指一切时常或偶尔发生的事实、经过、状况、境遇、活动、革命、战争、内乱、党争、竞选、订立条约、修改法律、废立篡窃、贪污舞弊等等。“政治制度”指组织管理之工具，包括一切大小久暂的机关、结构、定章、程序、手续、途径、方法等。“政治观念”包括零星信念、系统学说及崇高理想。“政治势力”乃是各种有形无形，直接间接，长期短期间能推动制度，支配现象，影响观念或左右人物的力量。“政治人物”则是指参与政治的具体份子，不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不论杰出的领袖或庸弱的群众。将政治划分为五大因素，是为了便于研究，并非说它们各自独立，彼此没有联系。恰恰相反，五大因素始终相互联结，互相影响。孙文对浦薛凤的“政治五因素”之形成、反响、应用，均做有详细介绍，认为这一理论和方法不同于当时欧美流行的政治学观点，体现了中国政治学者在谋求学术独立方面所取得的更高层次的成果。浦薛凤的“政治五因素”论是70多年前提出来的，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但它对政治史研究仍具有一定借鉴价值，这一点如果成立，那么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就有了某些可以遵循的章法了。

孙宏云的论文谈到的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范畴问题，而范畴的确定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关于现代政治思想史是否业已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学术界的意见不尽一致。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葛荃的《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文史哲》2006年第5期），不仅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史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并力图从宏观的视野，对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做一鸟瞰式的概括，尽管文章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这一尝试却无疑是有益的。该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但是，这一领域虽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并未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因此，作者着重从方法论上，将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划分为三种流派，即：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新学历史学”，鼎盛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源起颇早兴盛则晚却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发展方向的“现代政治学”。葛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相对独立的现代学，应以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及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为开端。前者在“序论”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内容、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有详细阐述。其后，1924至1925年，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开设“政治思想史”课程，清华大学也于1927年和1928年开设 “政治思想”课程，可以认为是这一学科的进展。葛文还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发轫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国初创，政治局面混乱，新旧变革中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特点，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评估等方面，代表作除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外，还有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形成敌对的两个政权，囿于政治条件制约，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向呈现出两种不同风貌。在中国大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这一阶段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个时期里，1952年院系调整，高校的政治学系建制被取消，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停滞和取消，不仅相关学术论著很少，而且论著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规范基本属于历史学科，学术观点也受到政治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至于后一时期，即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阶级性与革命性成为判定是非的唯一标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大陆学术的整体命运一样，可想而知了。相比而言，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则得以延续，且在学风上也承袭了民国时期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时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思想解放”成了时代潮流，学术研究亦迎来了新的局面，“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为政治学的专业基础课程，并取得了若干突出古成就。如研究方法开始有意识地摆脱政治教条主义的束缚，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也得到重新界定，而且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断代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论结构或价值分析，出现了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的认识。葛文采取的是回顾式论述，而对任何一种历史过程和现象的回顾，都不仅仅是对这段历史的单纯描述，而是为了对其价值、作用、地位进行新的总结与评价。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大概就是此处。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若干主要问题的研究

按照中国学术界的习惯分期，中国现代史指的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历史。这个时期，除了马克思主义外，影响最巨者莫过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下面，就近年后三者的研究成果，略作介绍。

一、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政治思想研究

孙中山先生是海峡两岸共同推崇的历史伟人，他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多年连绵不断的研究中心之一。在可谓汗牛充栋的成果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阐释的考察，体现了一种较为新颖的视角。清华大学历史系舒文的《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介绍了陈独秀在不同阶段对三民主义的不同认识。文章认为，长期与孙中山、国民党打交道的陈独秀，对三民主义有切身的认识。早期的陈独秀根据对国民党的党纲分析，认为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只是反映了国民的一般利益，国民党举起这面旗帜是为了发动国民运动，并非代表哪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对于国民党的党员构成，陈独秀分析的结果是它既包含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含了无产阶级的工人，且两者几乎势均力敌。从社会实践上看，陈独秀认为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后从来没有宣传民主主义，于是三民主义好像变成了仅有民族主义的“一民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上，陈独秀提出了以民主主义作为考察党派和个人行为“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评判标准。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三民主义的进行了彻底否定，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主张以国际资本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是主张由外国帝国主义来复兴中国经济，最终成为国民党政府对外不抵抗理论的根据。而民权主义把管理政事的“治权”交给先知先觉的国民党，把四万万中国人都当成阿斗，结果也变成国民党政府摧残人民自由权利之理论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也不过是等候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到头来也变成了镇压农民土地的理论依据。清华大学历史系舒文的《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也认为陈独秀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言说，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陈独秀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给予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以很高的评价。大革命失败后，他为了否定南京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又对国民党奉为其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予以全盘否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转而赞扬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孙中山逝世后，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后人对三民主义做着各择所需的解释。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由于新三民主义也包含着旧三民主义的内容，这就更造成了解释者们各唱各调的现象。面对这种形势，需要中共党人从理论上对三民主义做出新的阐释，华东师范大学宋进的《论抗战时期张闻天对三民主义的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即探讨了这一问题。文章介绍了张闻天对于三民主义的发展性、真假三民主义、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力图展现以往为人忽视的一段理论研究史的原貌。

与三民主义研究相关的国民党政治思想研究，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中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陈蕴茜在《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中，回顾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孙中山逝世后的官方定位，认为国民党塑造和建构“孙中山”这一政治象征的目的，在于寻求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合法性。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恭忠的《“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则对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进行了个案研究，说明国民党在命名上使用“党葬”而不用“国葬”，意在架构“党治国家”体制的缩影，在典礼的宣传上，也体现了自上而下系统灌输领袖崇拜的努力。这次奉安礼节极其繁杂，场面极为盛大，“党葬”气氛空前热烈。但是，典礼本身虽极成功，但普通民众和上层社会却出现异议，这表明“党治国家”的社会凝聚程度还很不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与迟晓静，则论述了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建立过程，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中，认为“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与此相仿的思路，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思想理论简析》（《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文章介绍了1926年国民党进入蒋介石时代后，面对党内出多种理论派别均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继承者自居，演变成为不同的“三民主义”理论流派。数年后，这些论说融入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思想理论主要组成部分。文章认为，蒋介石算不上是一个理论家，在执政思想理论基础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建树，但他还是在继承和阐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时，进行了适合自己需要的修改与演绎。这些主要包括汲取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唯心主义的内涵，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与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嫁接，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中的消极成份扩大，从而削弱了它的革命精神。因此，蒋介石的个人思想特征，是带有“儒学化”的蒋记三民主义。

武汉理工大学张丰清的《论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学海》，2004年第1期），则探讨了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与特征。文章认为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既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来自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其思想特征也是多样性的，既有专制性，也有保守性，还有爱国性。这些特点，决定了蒋介石与中共党人在抗击民族敌人的共同目标下能够结合起来，同时双方不可调和的分歧，也决定了这种结合只能是短暂的，最终分裂不可避免。

三民主义研究是个可以无止境讨论下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