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荃：教化之道：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化路径析论

内容提要：“教化之道”是传统中国的治民方略，内涵着丰富的政治社会化路径。本文从学校教育、循吏教化、表彰及“政治录用”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政治社会化路径的多样化，使得儒家文化倡导的政治价值及道德理念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忠臣与顺民，实现君主政治“移风易俗”的治理目标。作为传统中国成功的政治经验，其中的方法论解读理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建构提供借鉴。

主题词：教化之道 政治社会化 循吏 表彰 移风易俗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和强势的社会整合能力，将符合君主政治统治需要的观念和行为准则覆盖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促成社会各个阶层对于君主政治及其政治价值和道德理念的广泛认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忠臣与顺民，从而弥补了行政管理手段的不足，维系着帝国体制的万世一系，几达两千余年。

这里说的社会整合亦即文化整合（culture integration），通常可以理解为：基于价值观、信仰和道德观等等而形成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有序或冲突关系。一般而言,每个社会系统或民族社群都有自己的主流文化及亚文化层次,社会成员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在其个人“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中，将主流文化或亚文化所内蕴的价值观、道德观及信仰等等内化为自己的观念或信仰，从而形成了某种归属感，并且影响着其个人的社会定位、集团认同以及人我关系的协调，甚而影响着社会秩序。文化整合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整个社会，形成普遍的国民观念、民族意识；也可以局限于某一阶层，某个集团，形成少数人的群体观念。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强势整合能力主要得益于儒家思想的政治社会化理念与践行，也就是说，自先秦以来，孔子倡导的“教化之道”形成了一整套理念明晰，制度完备，操作得体的政治社会化路径，为君主政治的长期延传提供了保障。本文即对传统中国的教化之道略作梳理，以明其就里，借鉴当今。

一、政治社会化题解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特定的论域，一般指的是政治知识的传播过程。对于社会一般成员来说，是其个体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念、政治理念、政治情感以及政治信仰等等的形成过程，也是其政治人格的形成过程，亦即一个人从“自然人” 成长为政治人的过程。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政治社会化是指民族的政治文化的传承过程，亦即那些政治方面的知识、态度、价值观和政治信仰等等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一代一代延传下来的过程。

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界定，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研究者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积累，各抒己见，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大同小异。如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①]

王卓君说：

我们认为，政治社会化就是个人逐渐接受社会政治文化规范，并使自己逐渐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的过程。或者用我们本章研究的主题相关的术语来说，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文化的传递。[②]

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征引戴维・伊斯顿、杰克・邓尼斯的观点：

“政治社会化是人们习得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

罗伯特・E・道斯：

人们关于政治传统或政治角色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的知识不是与生具有的，政治社会化就是获取这些知识的一种或多种过程。[③]

从上述征引的观点看，所谓政治社会化指的就是人和人类群体的“社会化”过程。对于社会群体来说，全社会所具有的政治价值、态度、信仰等等政治文化是维系政治秩序、调节整治关系的重要纽带。这些群体共有的政治文化是在这个群体本身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传承于上代，又延绵于后世。那么，维系和传承社会群体政治文化的过程就是这里说的政治社会化。当然，社会群体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首先作用的是个体，所谓维系、传承、变革和创新政治文化的过程，是在社会一般成员达成了其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的基础上进行并完成的。

本文的界定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总体上取其综合之义。如果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政治社会化，则可以这样表述：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民族维系、延传政治文化的过程；对于个人来说则是其学习、获取和形成政治文化，成长为政治人的过程。

一般社会成员经由这样的过程而形成了“政治自我”，对于自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定位、自身的权利、责任、义务等等都会具有相应的认识或自觉。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伴随着人们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成熟过程，人们一般都会经过家庭、学校、社会交往、社会团体、政治组织等等阶段性的学习过程，了解、接受并形成自己的政治认知、观念意识、价值观、以及情感和信仰等等。这样的学习方式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间接的学习过程，如家庭、学校，以及与同辈集团的交往等等。二是直接的学习过程，主要指有组织的政治学习或加入社会――政治组织而受到的政治教育等等。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具体到社会成员个体，则是因人而异的。

一般而言，社会或政治系统为实现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化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家庭和同辈集团。事实上，这样的组织形式常常伴随人的一生，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是很难摆脱家庭和同辈集团的。不过，就政治社会化的效果来看，人们在未成年之前，主要是从父母、兄弟姐妹、亲戚，以及与伙伴儿们的交往过程中获得其最初的政治知识，形成朴素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并为日后政治人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初级的政治社会化组织形式分散遍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是很难强化其组织性并实行全面控制的。这就需要通过另一类组织发挥作用。

第二类政治社会化组织形式指的是学校、政党、具有政治性的社会团体、大众传播机构和组织等等。这类组织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对于一般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维系和改变有着强势的引导定向和掌控作用。相对前面初级组织的家庭而言，学校和大众传播对人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一般社会成员常常是在这个层面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确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选择。

二、教化之道

在传统中国君主政治条件下，政治社会化途径和方式是面向全社会的，在维系政治系统和政治文化延传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儒以来即有专用名词称之，曰：“教化之道”。自孔子起始，德治教化就被视为治国方略，教化则是治理百姓的首选政策。孔子早就拟定了这样的方针。《论语》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④]

可知“先富后教”是孔子拟定的基本国策，教化是治民的主要手段。孟子私淑孔子，完全承袭了夫子之教，他说：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⑤]

“善教得民心”一语道出教化的功效和儒学宗师们选择教化作为基本国策的缘由。先秦儒学宗师们的认识被后世继承下来，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通识。

所谓“教化”，就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通过学校和其他手段教育民众，将儒家文化内涵着的政治价值、政治理念和道德规范等等灌输给人们，使得一般社会成员都能接受或认同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理念和观念，并以此修习道德，僵固头脑、束缚心性，最终成为合乎君主政治统治需要的孝子、忠臣和顺民，从而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论家们对于教化之事是极为重视的，汉儒董仲舒说：“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⑥]北周名臣苏绰曰：“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尽其力”[⑦]。明儒梁潜说：“夫养民莫先于养贤，养贤莫大乎教化……教道明则贤士众，贤士众则治道得。”[⑧] 这些认识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教化是一项重要的“治道”，不论实际政治的运作是什么形式，至少在认识上，教化被看作是最重要的。

那么，教化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主要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及“三纲”等等。汉儒董仲舒讲得十分全面。他说：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而习俗美也。[⑨]

这段表述很有代表性。董仲舒作为汉代儒学大师和崇儒的首倡者，他的认识对于后世影响很深远，后学者之论大抵没能超出上述的范围。如晋儒傅玄曰：“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⑩]宋初胡瑗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11]以变新法而闻名于史的北宋王安石也说：“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皆吾教也”[12]；“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13]。

以上这些认识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教化事关天下治乱；二是教化的内容是儒家文化提倡的礼义道德、君臣父子；三是教化的主要形式是学校教育。事实上，教化之道的形式除了学校教育，还有表彰和宣讲，承担教化功能的除了学校师长，还包括地方官员和士绅。此外，传统社会的“政治录用”也具有一定的教化实效。

三、学校教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直接社会化功效。孔儒一脉的教化之道极其重视学校教育，实是选用了这种具有直接政治社会化效果的方式管理庶民百姓。

学校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最为悠久。据文献记载，上古三代时期就开始设立学校了，但名称不同，而且都是贵族的学校[14]。学习的内容就是贵族们的“六艺”了。

春秋时期，孔子开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与孔子同时的一些学者也纷纷办学。这种私人办学的传统一直得以延续，秦朝统治者焚书禁学，也没能禁止私人传授，只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汉代政权建立后，由于实行“无为而治”，政治氛围比较宽松，私学又开始兴盛。汉文帝时，儒者贾山提出“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15]，首先提出了设立官学的建议。由于当时条件不具备，没有实行。武帝时，董仲舒在他的《举贤良对策》中再次强调设立官学的重要性，建议在中央设立太学。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诏令丞相公孙弘等“廷议”。公孙弘等议为“可行”，并议请设立博士弟子员五十人，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所中央直属的“太学”终于建立起来了。

此外，早在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守，即设立了郡国之学[16]，开启了兴办地方学校之先河。此后，汉武帝下诏在全国推行，汉元帝时，诏令“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为地方官学的教师规定了品秩。汉代学校的类型和规模直接影响着后世。至唐、宋之世，书院风行，私学益盛，从而为儒家文化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总括而言，自两汉起始至以后历朝，学校教育已是门类齐全，制度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君主政治条件下，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主要组织形式。

通览整个传统中国，学校的类型、名称各有不同，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就是传播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理念和道德观念，对一般社会成员实行思想教育和道德驯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臣僚上疏和帝王诏令中可以找到详尽的说明。例如，西汉公孙弘在上疏中说：”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朝）曰校，殷（朝）曰庠，周（朝）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17] 董仲舒的上疏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也。”[18] 西汉成帝的诏书也强调：“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礼记・学记》把学校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明确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学校的功能与作用的经典性概括。

以上征引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学校行教化”的政治理念对于传统中国统治者们的影响和强制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他们的头脑十分清醒，深知实行教化的最佳手段便是设立学校，培训士人，再通过士人的表率和影响，驯化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