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尼姆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欧洲中心论者吗?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失败后，阶级斗争进入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间歇期。在这至关重要的两年间，如同其他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的革命者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始终在寻找新的革命动力，寻找那些或许蕴含新希望的有利形势。1858年的岁末，当俄国革命的发展表明革命在那里可能得以复兴并传回西欧时，马克思从伦敦给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写信，却提醒他此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只要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此类复兴便完全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小小角落里被镇压”①。西欧革命的进程，其命运不仅依赖于当前其他地方革命的发展，而且还依赖于它自身的力量，虽然在此前它已经有所削弱。然而，与大多数文献中体现出来的主题恰恰相反，最迟在1859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超越他们生活其中的“小小角落”，转而关注世界其他地区，以寻求革命发展的新动力。

本文首先对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欧洲中心论者的论题展开批驳，这样的论题在由来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早已扎根，而且也已被新近崛起的后殖民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程度地接受。其次，本文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将全世界视为作战区域的革命者。通过列举证据，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以全球视角开始他们的合作，而当处于1848―1849年革命后的间歇期时，一旦新的革命机会出现，他们又是如何实现其当初的高瞻远瞩的。由此而向前，我向两种相关的无稽之谈――“作为典范的英国”论和“马克思反对农民”论――提出质疑。我认为，确切地说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将俄国，而非英国，视作革命的领导者，而这个农民占据绝对多数的国家，不过只有一只脚踏入欧洲而已。而且，并非像那些提出欧洲中心论的人所认为的，发达的欧洲西部地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也并未发挥什么重要作用。在文章的最后；我又对他们可能会如何评价今天的政治现实作了些简单的推测。

作为“世界历史性”进程的共产主义

在1858年之前很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释革命进程并对它加以判断时就已经开始超越他们身处的“小小角落”。虽然黑格尔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哲学毫无疑问会为他们的全球性思考准备基础，但是只有在1844年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并成为革命伙伴时，他们的此类认识才得以明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第一次提出“新的世界观”，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们认为，只有随着这种“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才是可能的。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②此后不久，这种观念和其他类似的重要看法又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展现。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初步草案，经过马克思设计并由恩格斯用教义问答的形式编成的《共产主义原理》，其中的这种观念就已十分明确。书中第十九个问题是：“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回答是：“不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③在1848―1849年革命前夕的写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现实的运动”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实际的回答。不过，他们在投身革命洪流时所表现出的世界意识，从始至终都为他们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提供结构性的参考作用。

《共产党宣言》出版不久，期待已久的1848―1849年革命爆发了。在长达15个月的革命斗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的放矢，他们内容丰富而富有指导性的实践活动体现出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对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支持。到1848年底之前，他们已断定德意志革命的前途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进程紧密相连，“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鲁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④，都兼备民族解放、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性质⑤。在1849―1850年的相对平静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和大英博物馆的潜心研究，使他们更加相信这个判断。他们清楚地发现，到那时为止，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作为结果］，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太平洋将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⑥。

这个史无前例的论断⑦，在他们看来，将会对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产生更为深远的启示作用。1850年，部分是因为英国的商业触角伸入中国沿海地区，太平军发动叛乱，消息传来，被马克思认为这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⑧。对于中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将会产生的震撼世界的反响，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兴奋之情。如果说西欧曾经是他们世界观的核心，那么，在1850年之后便已是昨日黄花。他们的全球性倾向使他们轻易超越“这个世界上的小小角落”，目光越发明澈，却毫无伤感怀旧之情。

在革命进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言一行也显示出他们对农民问题的真实态度。1848年3月，当德意志爆发第一次革命之际，他们迅速用附录的形式增补《共产党宣言》，充分展现了他们对此问题的真切关注。这种遗留在《宣言》中不尽完善的方式常被用来证明一个广泛流传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视农民。⑨这一时期他们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虽然常常遭到忽视，但却是指导德意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指出农民阶级迫在眉睫的需求就是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这个纲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与、组织革命运动的实践后制定出来的，尤其体现了他们建立工农联盟的不懈努力，尽管最终未能成功。由此形成的深刻认识此后始终体现在他们的革命战略与战术之中，特别是在那些农民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国家。譬如说，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对此，下文将有详细论述），马克思竭尽所能，企图让公社的领导人相信起义的成功与否依赖于能否得到农民的支持。在他逝世后的1894年，这一任务落在恩格斯肩上，他最终就他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写出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纲领性文献：《法德农民问题》。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关注欧洲之外地区的革命发展。阿尔及利亚、印度、墨西哥三个地区的情况有助于说明他们态度的转变。就阿尔及利亚而言，仅仅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一个月，恩格斯还在为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并击败由宗教领袖阿布杜尔-卡蒂尔（Abd?el Kader）领导的起义而欢呼，认为这“对于文明的进展确实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⑩。但在九年之后的1857年，他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严厉谴责法国的殖民统治，并对以宗教教义组织发动的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抵抗运动深表同情。恩格斯起初的立场不过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坚持，但是在经历过战火考验，尤其是1848年革命带来的教训之后，他认识到无论先进的法国帝国主义曾经是如何的优越，但在此时它已经毫无用处；相反，此时应该大力支持的是反对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前不久，也曾访问阿尔及利亚，希望那里的气候有利于他恢复健康。他写给女儿劳拉有关被殖民者的评论显示出他视他们为战友的信念从未改变：“然而没有革命运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关于印度，马克思最初在写作相关罢工的文章时，使用的语气与恩格斯在1848年评论阿尔及利亚时完全相同。直到1853年，他仍然将英国对当地工业和社会结构的破坏描述成“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虽然这些政策带来的后果是那样“让人难受……，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当1857―1859年英印军队中的印度士兵发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兵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反殖民斗争充满同情，这一点已是确凿无疑。正如马克思对恩格斯所言：“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因此，对他们两人而言，发生在这些国家的起义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在1848年底对革命运动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的精准预测。在随后的1871年，由马克思实际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报告说，一份来自加尔各答的申请要求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设在伦敦的协会执行机构，即总委员会“被告知……要大力招收本地人参加协会”，由此可见，新成立的分会绝非具有排外性的流放者分支机构。

最后的例子是墨西哥。恩格斯曾经认为，1849年美国对墨西哥北部的征服“完全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进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能够带来“对加利福尼亚金矿的迅速开发”，这是“懒惰的墨西哥人”做不到的，而这将“从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但是，后来的历史和研究迫使他们要为自己的论断寻找证据。1861年，美国内战已经迫在眉睫，马克思写道：“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而对墨西哥北部的掳掠，使得不仅在德克萨斯，而且稍后在今天的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都有可能“强制实行奴隶制并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奴隶制扩张的野蛮行为将使从加利福尼亚金矿开发中获得的利益大打折扣。

按照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之一，而且也是马克思本人所认可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欧洲中心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中有机发育而成的……这个脱离封建社会娘胎的过程充满了和平”的论述上。霍尔认为，这种观点由于“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任何边缘地区”的任何人的切身体会而遭到误解。当然，对于霍尔而言，这个问题对于说明他和其他人声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颇具代表性。在这个例子中，显而易见，依据这个论断就会得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视英国为典范”这样的结论。当霍尔对自己竭力想要表达的东西还不十分清楚时，就说什么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和平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与后来被称作边缘地区的问题毫无关系。这样的批评未免显得怪异，因为霍尔一定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过资本主义在中心地区，特别是在英国的出现情况，更不用说在其他边缘地区了。其中，“工业资本家的产生”一节以他著名的句子结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由此可见，马克思控诉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在中心地区制造的罪恶并不比边缘地区少。

革命的新纪元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全球的关注，使他们富有先见之明地在西欧地区之外寻找革命的策源地。因此在1863年年初，他们就断言，“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新纪元”。这个论断的依据是同年波兰发生的农民起义，由此，“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但是甚至在此之前，出现在政治视野中的其他迹象已经使他们有理由感到乐观。1860年年初，马克思就指出：“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他所指的是几个月前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哈泊渡口发动的暴动，暴动虽未成功，但至少反过来又激发了后来的奴隶起义。至于他提到的俄国，作为“来自东方的熔岩”，那里的“奴隶”实际上就是农奴，自从1858年以来，就始终在争取解放。而仅仅一年之后，为了预防自下而上的农奴起义，沙皇便宣布废除了农奴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重视阶级斗争的世界性，相对于单打独斗式的孤立斗争，他们更看重多个国家的联合斗争。在工人与资本的斗争中，对奴隶制以及其他前资本主义剥削模式的斗争显得至为关键。七年之后，美国内战也已结束，在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版写的前言中，这种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从1867年之前的政治形势中可以看出，1860年发生在美、俄的两次“奴隶运动”中，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运动更具有决定意义。但是风水轮流转，在六十年后的1917年，却是“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

在认识到新的革命时代业已开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心只要时机成熟，便积极投身现实政治活动。1864年，英国工联举行的国际会议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受邀代表德国工人参加会议，并且很快成为新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IWMA）即“第一国际”的决策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