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刚：九十年代后期陈独秀研究述评

摘要：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陈独秀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民族独立和解放道路的探索，以及他对民主政治矢志不渝的追求， 对当时和今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 革命过程中的失败和挫折也与他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 对陈独秀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艰难和曲折。但是，自九十年代史学界解除思想禁锢以来， 对陈独秀的研究又取得了很大成绩。九十年代后期， 学术界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晚期的政治思想和民主观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关键词： 九十年代后期； 陈独秀；述评

陈独秀(1879-1942) 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 有着重要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 在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和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史学界解除思想禁锢以后， 学者们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陈独秀进行了客观公正的研究和评价， 并且取得了相当成绩。九十年代初，学界在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家长制问题、晚年思想、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的探讨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 ]稍后，对陈独秀的研究在“二次革命”问题、陈独秀的爱国思想与抗战主张、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以及陈独秀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和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上也有了很大进展。[2]但是， 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前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九十年代后期， 陈独秀的研究又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成果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国民革命问题； 陈独秀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 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尤其是民主思想等。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做一简单地综述， 使我们对陈独秀有个更完整的认识，对他有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并推动陈独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下去。

一、域外文明与陈独秀思想

陈独秀由接受西方文明， 到成为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再到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既受当时社会情势发展变化所决定， 也是域外文明影响的结果。有学者指出， 从陈独秀早期的思想来看， 法兰西文明始终影响着陈独秀。三度留学日本， 十余年投身于革命运动，使陈独秀对于法国革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陈独秀特别注意法国政治思想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们， 推崇法国的民主政治。陈独秀对惟民主义即民主政治的解释， 与人民主权论接近，其国家观与卢梭有相当联系。[3 ]同卢梭一样， 陈独秀认为人格的独立和平等是共和民主政治的本质内涵。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陈独秀早期的思想也有了些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 陈独秀在五四前还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生活的许多问题， 而到了五四以后， 则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期间，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 陈独秀在解脱和超越的心理流程中作出了艰难的调整和抉择。作者认为， 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调适， 一方面是个性解放， 一方面是大同团结。如果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急剧升腾，陈独秀的这种价值调适在从容的时间和空间里获得卓越的辉煌。事实证明， 在民族独立和国民生计没有根本保障的情况下， 个人和社会天平的砝码倾斜是有情可原的。[4 ]陈独秀个人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其特殊性。

域外文明对陈独秀的影响也是有变化的。有学者指出，强烈的国家兴亡责任感，使近现代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无不具有爱国救亡的性质， 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无不受救国目的的制约。作者认为， 正是由于救国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 知识分子们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结成统一战线，协力搏击， 同时又常常为了救亡的主张而变更自己的信仰。救国方略理解的差异， 对中国社会前途求索方向的不同， 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域外文明的选择差异性， 以致最后分道扬镳。陈独秀也在这种对中国前途的求索过程中，抛弃了对欧美的幻想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5 ]陈独秀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变化，是他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多方面比较的结果。这种比较使他早期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和共和国理念，而后来则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通过对中西文明在风俗习惯、婚姻家庭观念、民族性、教育思想以及文明差异的比较研究，首先选择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 以此来反封建和开展启蒙运动。而后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走上了另一条艰辛的救国之路。[6]陈独秀在比较中西文明之后的选择，也是近代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

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 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及其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除了因为中国社会内在变化所导致的反思外， 最重要的就是域外文明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过程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了解、选择西方文明模式并运用于中国现实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试错的过程。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是各种观念相互比较和较量的结果，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之举。

二、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对陈独秀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九十年代后期的陈独秀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国共合作问题和“右倾”问题。

有学者认为， 在国共合作过程中，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存在着很大分歧。首先，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上， 陈独秀坚持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看成是两个平等的党派， 主张两党实行“平等合作”， 其形式是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但是， 由于孙中山唯一所能接受的方式就是党内合作，以及苏联对自身外交战略的考虑， 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虽然陈独秀接受了国际决议， 但是持保留态度， 而且在国际四大上表明了他反对“党内合作”的意见。其次，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 国民党内革命派和反革命派斗争日益激化， 孙中山逝世后， 尤其如此。国共合作面临着破裂的危险。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 实行党外合作，但是苏共和共产国际表示反对。作者指出， 作为中国党的负责人， 陈独秀既要执行国际的决议， 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样， 在国际与陈独秀之间就产生了分歧。共产国际不同意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主要是出于维护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和苏联安全需要的考虑，而陈独秀改变合作形式以致完全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不无合理之处。[7 ]苗体君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是共产国际操纵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所实行的“党内合作”政策所致， 陈独秀在两党合作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由不赞成到共产国际压制下的默认， 到最后的反抗，陈独秀都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 陈独秀有自己正确的思想， 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 他又成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承担了本应由共产国际承担的责任。因此，作者指出， 陈独秀作为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中共的创始人， 对政治有敏锐的洞察力， 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应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上给陈独秀一个正确的定位。[8 ]苗先生还指出，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威信， 陈独秀成了大革命的承担者， 历史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记下了同历史事实不符合的结果。[9 ]关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问题，许多学者认为，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革命基本指导思想、领导权关系、武装斗争和农民土地政策上存在的指导性错误直接影响了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形成和在党内的支配作用。高建国曾著文指出，在中国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上， 陈独秀在1923 年文章中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此前陈独秀等在国际“四大”上带回来的决议的主导思想，陈独秀低估工人阶级的作用， 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 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在武装斗争问题上， 陈独秀从理论上是有认识的(《革命与武力》一文有论述) ， 但共产国际重视发展国民党武装和轻视发展共产党独立武装的政策，使陈独秀放弃了对革命武装的领导， 强调国民党正规军的作用， 从而影响了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形成， 客观上种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共产国际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和对革命危急形势的错误估计，也影响了陈独秀的思想和实际工作， 并导致了右倾错误。文章指出，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相互关系的认识不足，在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争取领导权、发展武装等问题上的重大失误直接影响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形成。[10 ]蔡雨菁也认为， 虽然陈独秀在中国革命问题有许多失误和错误， 但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斗争问题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却直接关系着陈独秀的错误与中国革命成败。[11 ]略有不同的是， 在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之一反对工农运动问题上， 有些学者倾向于认同个人思想局限的影响要多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影响，认为陈独秀片面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过高估计资产阶级、轻视工农大众， 严重忽视中共的独立性，一味迁就国民党， 这是其反对工农运动的思想根源。[12]

在众多研究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文章中，材料比丰富、思考比较深入、结论比较新颖和公正的要数杨奎松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杨文认为， 陈独秀是比较彻底和比较早接受列宁主义并迅速开始用布尔什维克观点来思考问题的，原因是他有机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接受了共产国际， 即俄国共产党的领导。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则是确定了的。作者指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 陈独秀是很积极的，只是他希望实行党外合作， 但是由于孙中山的拒绝和苏联的外交政策导向， 最后在国际的敦促下， 最终实现了党内合作，但是陈独秀等争取工人群众的方针却没有受到国际的任何批评。关于“二次革命”的问题，杨文认为， 虽然很多人将陈独秀在1923 年发表的两篇文间看作是其“二次革命”的来源，但是从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势以及俄国的经验来看，很难将陈独秀的某些论述简单地等同于“二次革命论”。在该文中， 作者还指出， 在中国党内， 陈独秀最早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陈独秀在1920 年就提出， 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 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 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 ； 陈独秀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 在中共四大上， 又是陈独秀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出现的三次“大让步”、所谓的《汪陈联合宣言》，事实上与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 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 共产国际要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和挫折承担责任。[13 ]

何文辉也曾撰文指出， 国民革命为陈独秀提供了施展其政治抱负的机会，然而其政治实践又不可避免地陷入现实的重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 陈独秀受制于共产国际， 在留退之间寻折中方案， 既想与其合作， 又不想受其左右。在发动民众运动、反击右派的进攻、武装斗争等问题上的失误和挫折，既有自身的原因， 又有共产国际的影响。[14 ]

三、陈独秀“非孔”与批判儒家传统

陈独秀对待儒学与孔教的态度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内容。宾长初认为，在五四时期， 陈独秀对当时与孔教和儒学有关的问题都进行了分析和评判， 其内容主要体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 孔教的本质、定孔教为国教问题、宪法与孔教、尊教与复辟、以及孔教与现实生活等。作者指出，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 他把反孔作为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而立论的， 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陈独秀对孔教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比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对封建制度及文化的批判更进一步。陈独秀对孔教的文化批判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 这样就涉及到如何对待中西文化问题，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作者认为，陈独秀在反孔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 尽管也不否认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儒学历史作用， 但在评判孔学在现实的作用时则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无条件地扬西抑中， 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显然是不科学的。[15]

吕明灼在《陈独秀是终身“非孔”派》一文中指出，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其他先进知识分子尊孔到批孔， 最后又回到尊孔路上去， 或者由尊孔到想批孔不同的是， 陈独秀却是终身的“非孔”派。从少年时期对儒家思想的叛逆， 到辛亥革命时期开始“非孔”，再到五四时期的猛烈“非孔”， 以至大革命时期及其后对孔教的批判， 陈独秀都在不遗余力地“非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