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惠：关于《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

[内容提要]《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编印于斯大林体制形成和个人崇拜盛行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斯大林主义烙印。《列宁全集》第四版编印过程中,斯大林主义种种表现的实例可以反映出政治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关键词]《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斯大林主义政治化意识形态

出版《列宁全集》是苏联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头等任务。《列宁全集》在苏联共出版过五版,从其出版的历史来看,每一版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列宁全集》第一版的出版是为了纪念列宁诞辰50周年(1919年),这是列宁在世时汇编列宁著作的最初尝试。《列宁全集》第二版及与之内容完全相同的第三版则是为了纪念列宁的逝世(1924年)。《列宁全集》第四版出版的决定可以说是在直接否定第二、三版的基础上做出的。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做出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决议中对专门从事编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马恩列研究院的工作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它“在好几卷《列宁全集》的附录、注释和评注中,犯了极其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责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加速重新出版《列宁全集》。①第四版的出版和成书年代是在斯大林体制形成和个人崇拜盛行时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斯大林版的《列宁全集》。到了1957年1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苏共即做出了出版《列宁全集》第五版的决定,这一版直接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此也带上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显著烙印。但由于第五版在文献收载、文字校勘、资料编撰等方面都比前四版有了明显的突破,目前仍是俄罗斯学者研究和引用的标准版本。

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列宁全集》第四版。上引决定清楚地表明了出版第四版的目的是要纠正第二、三版中的“极为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么,所谓“极为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呢?这一严重提法背后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呢?

一

联共(布)中央在把这顶政治帽子加于第二、三版时,特别提到了第二、三版的第13卷,该卷收载的是列宁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而涉及列宁这样一部哲学著作的附录和注释到底犯了何等严重的政治错误?先看注2。该注很长,基本上是一篇总结列宁写作该书和研究哲学(直到写作该书以后)的若干阶段的小文,属于客观介绍性质。在该注中有两个敏感之处:一处提到加米涅夫,说他于1909年2月25日在《无产者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宣传“造神说”的错误;另一处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是讲1914年1月31日由列宁同他们共同署名写给《真理之路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对波格丹诺夫的最新哲学言论持批判态度。注释的这两处肯定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表现了他们同列宁观点的一致性。再看第13卷的附录。附录中收载了涅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此文是由列宁本人作为附录编入《唯批》一书单行本的第二版(1920年)的。第四版未收入这篇列宁本人添作附录的文章,显然与此文的作者、于1937年遭到镇压的涅夫斯基有关。对第二、三版的批评虽然可以用这些具体的说法来解释,但实际上第二、三版的政治问题更多的涉及编者本身。让我们回到第二、三版看看其编者的变迁。在第二版开始出书时,加米涅夫为主编,同年问世的第1卷以及第二年问世的第2、3卷在扉页上所署编者也仅为加米涅夫一人。然而,从1927年起(也就是从第4卷起)的以下各卷,不再署加米涅夫的名字,而是换成布哈林、莫洛托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萨韦利耶夫数人集体署名。1929年,布哈林陷入同加米涅夫同样的命运,也失去了参与第二、三版编辑工作的资格。从1930年起所出各卷,编者的署名中少了布哈林,补进了阿多拉茨基。到1932年第二、三版的编印工作全部完成时,1932年5月7日《真理报》发表的介绍第二、三版的文章正式宣称,第二、三版的编者是阿多拉茨基、莫洛托夫、萨韦利耶夫。到后来重印第二、三版时,又从已署加米涅夫、布哈林名字的各卷上抹去这两人的名字,这二人都是在斯大林体制形成过程中被定性为反对派而被清洗的人物。

第二、三版共30卷,编印于1925―1932年。从成书年代可以看出,这是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内斗争白热化的时期,是斯大林击败其政治对手、最终确立斯大林体制的时期。这一时代烙印鲜明地显现在第二、三版的编者头上。也就是大约在同一时期,斯大林开始向意识形态领域进攻,把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论逐渐政治化,以致对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全苏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斯大林指出,当前理论思想与实际工作成就“脱节”,要求理论工作必须“赶上”和“超过”实际工作,强调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党的政策等问题上,都应该有与过去不同的“新的提法”。②很快哲学界对此做出反应。在哲学界,通过对德波林学派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的批判,得出了“坚决地把哲学问题‘政治化’、‘现实化’”③的政治结论。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以米丁学派为核心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就《哲学战线的状况》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斯大林明确确认了理论领域中两条战线的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的直接关系,斯大林说,“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都具有政治意义”。斯大林号召,“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④很快,这一号召波及史学领域,而对史学领域的进攻起推波助澜作用的仍是斯大林。1931年10月,斯大林发表《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斯大林给正常的学术研究扣上了“反党”、“贩卖托洛茨基主义私货”、“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等吓人的政治帽子,把学术问题进一步上升为政治问题。⑤如果说斯大林掌握哲学领域旨在从思想理论上控制学术界的话,那么向史学领域,特别是党史领域的进攻,对斯大林来说则有直接的用处。这也就是说,自此,历史特别是党史被蓄意篡改、歪曲、伪造而被纳入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话语系统。

斯大林在各个领域中并在各种场合下强调自己忠诚马克思主义,谴责对手背离马克思主义,同时制造“两个领袖”论。他发表并一版再版《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著作。1935―1938年间,斯大林授命并主持、修订而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可以说是斯大林思想的集大成。在学习《简明教程》时,人们突出的印象是,斯大林是列宁的当然继承者,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合法继承者。列宁的思想在《简明教程》中也得以阐释,但是经过了斯大林的加工。结果,在当时及以后党史领域中只有一部标准的《简明教程》,其他著作所涉及的俄共(布)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的评价均需与其“口径”一致,不能越雷池一步。《简明教程》成了歪曲历史真相、“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充斥历史唯心主义的杰作。⑥有学者在研究当时的意识形态时说,当时除《简明教程》外几乎再没有新的史学著作问世,有的也只是整理出版唯一可以面世的俄共代表大会记录:所谓研究,也只是加写前言、注释和人名,以及文献索引之类。⑦殊不知,就是这样的工作也逃不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亦即斯大林化,这也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列宁全集》第四版整理出版情况的用意所在。

在一切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工作日趋完备后,以《简明教程》的出版为契机,启动了否定旧版《列宁全集》、编印新版《列宁全集》的工作。在编印《列宁全集》第四版的过程中,如同编写《简明教程》一样,突出斯大林的意旨和痕迹无处不在。在编印《列宁全集》中体现斯大林主义,这虽然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随处可见的事实。

二

《列宁全集》的编辑、整理和出版需要严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经历了《列宁全集》第一、二、三版的实践,在这些方面均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确定了一些基本的规则和原则。如整版书籍的框架和结构、篇目收文的原则、严谨的校勘、完备的体例、丰富翔实的参考资料等,这些都要求把《列宁全集》的编印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任何唯政治化的思维和手段对于《列宁全集》的编印来说都是致命之伤,有违基本的客观原则和科学要求。

可以证实,斯大林本人直接干预过第四版的一些具体收文。比如,斯大林反对把列宁的哲学名著《哲学笔记》收入第四版,认为不必“把列宁的遗产抻得太长”。也就是说,斯大林可以决定“《列宁全集》中发表哪些著作,不发表哪些著作”。⑧有鉴于此,第四版的编者们处处体现斯大林主义,对此,第四版的“总说明”⑨作了很好的印证。首先“总说明”中说:“第四版最全面地实现了斯大林同志早在1923年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名义写的公开信中发出的指示。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必须仔细地收集列宁的全部著作??使它们成为党和人民的财产。”这里提到的所谓“公开信”是指1923年7月8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俄共中央筹建列宁研究院公告》。这一“公告”由作为俄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和作为列宁研究院院长的加米涅夫共同签署。加米涅夫是列宁研究院的筹建者以及《列宁全集》第一、二、三版的主持者,斯大林当时并未参与其事,显然是以总书记的身份挂名而已。而且就如所提到的“公告”名称一样,这一“公告”是以俄共中央的集体名义发布的,如果要强调个人的作用,也应该提及加米涅夫的名字。而第四版“总说明”的提法有意回避提及在编辑列宁著作方面曾起过巨大作用的反对派人物加米涅夫,是有悖历史事实的。其次在“总说明”中还明确指出:“列宁著作的分卷是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科学的党史分期的。”第四版因此从分卷次到其他方面的编辑指导思想,如注释的编写等都表现出对《简明教程》的依从。再有,“总说明”也毫不隐讳这一版着意突出斯大林的做法。它说:“收集在第四版的有与斯大林同志的活动有关的大量列宁文献??”“总说明”的这些宗旨无不体现在整个第四版的编辑当中,其主要具体做法如下:

1.整版选材回避反映现实的题材,对全书的整体比重有所影响。《列宁全集》第四版开始工作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快20年了,虽然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领导苏俄社会主义七年多的时间,但列宁文献中涉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应该是新版《列宁全集》予以重点选材和收载的对象,但鉴于政治上的考虑,这方面的编选工作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例如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文献,阐述对外开放__问题的文献,涉及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文献等等,被很有限地选入第四版,即使收载了一些,也有大量的删节。这里以比较典型的有关“租让”方面的文献为例。第四版对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大加删节,仅在1920年11月―1921年3月(相当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的文献中就删节了近20处。“租让”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一,是列宁提出实施的一个吸引和利用外资发展俄国落后经济的办法,虽然实际上并未实行。现在看来,这一办法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可是在斯大林体制下却遭到批判,在《简明教程》中认为租让原则是“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命脉交给私人资本”⑩。列宁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具有极大的价值,但遗憾的是没能被认真地加以体会和利用。

2.文献取舍带有明显的主观目的性。第四版中有些篇目的取舍目的性十分明显,主要宗旨在于抬高或突出斯大林个人。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收那些会有损斯大林形象或表现列宁不同意或反对斯大林意见的文献。这里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就是不收列宁最后的几篇书信和文章,即《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文第二版第43卷)。这几篇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献由于直接负面评价了斯大林及表现列宁与斯大林的不同观点而被隐瞒多年。再有一种方法则是多收有助于抬高斯大林威望和形象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