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反知识分子的知识人――哈耶克的知识分子批判评析

幻想家或可设想朝政以仁爱为本，惟圣贤能留名后世；而恰恰是那些俗世权臣，让此等尊贵的夫子们站到了与草莽流寇一样的地面上，用最严酷的学说训诫他们，凭空想象中看似最有益于社会的原则，实践中可能完全是有害而毁灭性的。

――大卫・休谟

实现正义的热情，会让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变成了铁石心肠。

――迈克尔・奥克肖特 1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有一个不太受人留意的特点，就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厌恶“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看到，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到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2 皆对我们一般视为“社会良知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发出过严厉的谴责。其原因说起来也许很简单，在这个学派的成员眼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着“反市场”或“反资本”的倾向，而他们则是清一色的市场制度的坚定捍卫者。哈耶克在这方面也不是一个例外，从早期的《科学的反革命》开始 3，到生前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他都对知识分子有过大量的评论。从这些言论中我们既可看到他针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批判，即他所说的那些“倒卖观念的二道贩子”，甚至也针对当代世界一些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如爱因斯坦、莫诺、罗素、克罗齐和杜威等人。4 对于前者，他把他们的特点归结为不需要什么专门知识，可以“对具体事务一窍不通”，对自己所要理解的事务做出判断，也不必表现出丝毫不同寻常的智慧，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传播一些他们认为“正确”的观念。5 而对于后者，他的不满则主要来自这些伟大的头脑在步出自己专业领域之外时表现出的社会关怀，在认知水平上与他们的巨大声望极不相称。

在看到这些言论时，我们可能希望更深入地理解一个问题：哈耶克本人作为一个同样具有深切“社会关怀”的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6 他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批判他本人所属的这个团体呢？本文打算从这些言论出发，结合其一般社会哲学理论，对他批判知识分子的原因做一评析。我希望借此表明，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虽然继承着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其视野却大大超出了该学派通常所采用的经济学论证――在大多数情况这是一种基于经济效用的论证，尽管它不同于边沁的功利主义。他的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近代理性主义的历史、知识理论和法律和道德哲学的更为广阔的研究之上。

一，反知识分子的缘起

我们都知道，哈耶克是现代思想家中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最为坚定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个人自由权利的存在与否，不但从经济学或效率的意义上，而且从伦理学和人本主义的意义上，视为一个社会是否――用时下一个很流行的字眼来说――“健全”（decent）的基本标志。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立场，我们从他的全部著作中也可随时随处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忧虑，他认为由于一些有关社会发展的错误观念在大众中广为传播，个人自由的价值遇到了严重威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所面对的最可怕的危险。

此外，从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文字中，我们还可留意到一个事实。与许多批评者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他很少考虑到政治领袖，即某个“具有超凡魅力型人物”在集权主义的兴起中所起的作用的。一般而言，他总是把集权主义体制视为一种集体选择的产物。他并不主张少数独裁者可以决定一国人民的制度取向，而是认为影响着这种选择的只能是一些得到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因此观念的普及在社会组织形态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分析希特勒政权时，就反复申明，极权主义体制的形成并非希特勒及其一小撮人所为，而是当时遍布于欧洲而不仅限于德国的一种“需要更多计划”的思想之产物。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理解他这种观念论，是我们认识其知识分子批判的关键所在。为了对此有更清楚的认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他本人的一段思想经历。

在哈耶克的一生中，曾经发生过两次重要的思想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他在青年时代从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向以门格尔和米塞斯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转变，此一转变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经济学家的基础。7 第二次转变则是发生在1930年代末，彼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已不再关心他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被人视为“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和“垃圾”。8 这使哈耶克在经济学的学术圈内经历了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

但是，此时的哈耶克并未因自身学术地位的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药方可拯救西方社会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抱以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大概也正是这种身处孤寂依然不甘放弃的坚韧品格，促使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领域的现象。他最初踏上经济学研究道路时提出的那个纯粹认识论的问题――从经济科学的角度说，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这时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哈耶克在1937年编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是“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9 这个题目似乎显示他依然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正是这项旨在传播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了哈耶克从经济学转向政治研究的起点，他从此以后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10 哈耶克思想发展中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11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达：“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从哈耶克在这些言论中，第一次透露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不但认为观念传播在决定社会政治形态中的巨大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他的这种认识一经形成便再也没有放弃，我们在二十多年后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可以读到：“就直接影响当下事务这个问题而言，政治哲学家的影响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们的观念通过历史学家、时事评论者、教师、著作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广为传播而成了社会的公共财富的时候，这些观念就会有效地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发展。”12 在近三十年后，他又重申了这一思想：“单靠事实并不能定是非。但是如果在什么合理、什么正确和有益的问题上认识有误，却会改变事实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甚至有可能不但毁灭已得到发展的个人、建筑、艺术和城市（我们早就知道，在各类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坏性力量面前，它们是十分脆弱的），并且会毁灭各种传统、制度和相互关系。”13

二，批判的理论起点：主观主义认识论

当然，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主观主义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其背后的一些观念，那么他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哈耶克本人训练有素的这一学派的认识论有着一个基本的特点，即它倾向于把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当作人类全部社会关系之一部分来看待。因此就它自身的适用性而言，也很容易被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

这种哲学世界观中与我们这里的论题密切相关的一点是，它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人类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而是一些人们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因此毫不奇怪，立基于这一传统的哈耶克，与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14 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知识所必须处理的各种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正在进行实物交换的人，我们无法从自然科学角度区分出他们是在做生意还是举行某种崇拜仪式，所以若是不考虑其中的主观因素，即人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的不同动机，便无从知道它们的真实意义。15 哈耶克把经济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视角，视为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当代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伊斯莱尔・基尔兹纳说：“我们身边的那些客体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客体本身，而在于关于它们的知识和信仰，这些信息和信仰能为人所知并塑造人们的行为。”16 这些话亦可佐证该学派在此一研究方法上的一贯性。

不言而喻，既然人们所持的“观念”在形成所谓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这些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与反省，便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哈耶克最初产生这一观念批判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他的思想导师米塞斯。哈耶克本人承认，他早年思想的形成受到两部著作的重大影响，一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7，另一本即是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18 他在该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19 在他看来，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从哈耶克写于1948年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观点。他说，民主国家的大众“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如果）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20 这些言论向我们显示出，哈耶克是把制度选择视为和商品一样的东西。人们在观念层面上逐渐形成的“需要”，即他们赋予一种制度安排的价值或意义，决定着它的供应能否在政治市场上获得成功。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堂・吉诃德这个执守信念的知识分子的永恒象征，是他们，而不是政治家，引导着一群质朴老实的桑丘在历史中东征西战。

因此，哈耶克从步入社会和政治理论研究的那一刻起，便把他的对手锁定于那些充满伦理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他把驳倒他们四处散播的错误观念，视为自己“不可逃避的责任”。21 对此了然于心，我们也就无须奇怪，哈耶克为何直到晚年依然希望在巴黎举办一场正式辩论会，向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证明“社会主义为何是个错误”。22 他深信，尽管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有着种种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新问题，一些古老真理的原有表述形式已然失效，“不再传送其往昔的信念，其论辩的情境也已不为我们所知悉”，因此“必须适应于某一特定的语境，以当时所有的人所接受的大多数观点为基础，根据这些人所关注的问题来阐明一般性原则。” 23 在这种认识的激励之下，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当时西方知识界所广泛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通过对古典自由主义基本原理的重新阐述，使它再次赢得人们的尊重。

三，分歧的性质

那么，在哈耶克看来，西方知识分子在观念层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想首先应当指出经常引起误解的一点。哈耶克一贯强调，他与自己的对手之间的分歧，并不是“道德分歧”。他承认，“决定着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24。基于这一立场，哈耶克在批判集权主义制度时，并没有从常见于许多人士的角度出发，指斥那些为其辩护的人有着某种邪恶的动机。相反，他对于那些集体主义安排的提倡者，始终有着一种道德上的同情。比如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就是题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就在该书出版的翌年，他在一次广播节目也明确表示，此书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者，毋宁说是要说服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