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训练：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

一、引 言

共和、共和主义虽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为古老的话题之一，但是，“到了20世纪，它却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部分原因是现在没有要与之斗争的旧式国王了，再就是因为自由共和国里参与公益事业优先于公民的私人生活这一古老的观念已不再对持有更加消极和个人主义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具有吸引力了”（卡农万，2002：700）。除了作为知识考古学的对象外，在20世纪上半叶各种“主义”和思潮粉墨登场的意识形态舞台上，很少见到共和主义的出场。它要么作为君主制的对立面而仅仅被视为一种政体形式（民主已经取代它成为更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要么被视为一种古老的农业共同体或贵族制城市的政治理想（它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工业文明中高度分化的大众―官僚社会），在异彩纷呈的政治争论中显得那么黯淡、没落。1

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却出人意料地复兴了：“‘共和主义’、‘古典共和主义’与‘公民人文主义’都源于同一种社会组织或者说同一种意识形态，它们的出现成了最近20年里美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意外事件’。新共和主义（与《联邦党人文集》之类的老共和主义相对）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学术术语，任何一本学术著作只要冠之以‘共和主义’的标题似乎就会变得更加切题、更加让人肃然起敬”（Engeman，1993：331）。

这种情形当然并不限于美国，可以说“共和主义的复兴”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以及21世纪之初整个西方政治理论中的一大景观，其发展势头方兴未艾，相关的探讨已在历史、理论和实践诸层面全方位展开。2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新）共和主义区别于“共和”、“共和主义”的其他两种传统含义：（1）政体形式意义上与君主制相对而言的共和国，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是由宪法确定并定期任命的，而非世袭的；其政府职能是法定的、有限的。虽然这是共和与共和主义最广为人知的含义，但“这个术语已经失去了一些它从前所具有的启迪价值”（伯克，2002：698）；（2）第二种意义上的共和主义与混合政体、分权制衡、法治、代议制等宪政原则结合在一起，它是对纯粹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制，显然这种共和主义表达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制度性内涵。3

当代的新共和主义则是指“一种强调平等、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政治模式，它区别于以个人取向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和包含着威权政策的社会主义”（伯克，2002：698）。除了自由与平等之外，新共和主义还与如下一些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公民美德（civic virtue）、公民义务（civic duty/public service）、共同善/公共利益（common good/public interest）、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协商（deliberation）和对话（dialogue），等等。这些议题又可以统统地归结为公民或者说公民身份（citizenship）问题。事实上，共和主义与公民/公民身份的关系是如此之切近，以致于“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成为比“共和主义”更为贴切的说法。4而且，很明显，它是以自由主义的对话者或批评者（不管是反自由主义的还是后自由主义的）角色出现的。

其实，这三种含义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应有之义。从历史上看，古典共和主义起源于对罗马共和国伟大成就的解释，它一开始就存在着强调公民美德和强调分权制衡这样两大流派（后者是自由主义的直接渊源之一）；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心议题亦不断发生变化。5既然政治理论的功能就在于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不管是以理论创新的形式还是以复活古老传统的形式；那么，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就一定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动因。对此，新共和主义者坦言：“共和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教规，不如说是一种气质；与其说是蓝图，不如说是观念架构；与其说是既成的制度性事实，不如说是规范性争论与建设性想象的语义场”（Michelman，1986：17）；“当代共和主义的任务不是追根溯源：它与其说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被制造的”（Sunstein，1988：1589）。那么，时代到底为共和主义提供了什么样的契机和问题？它又是如何兴起和演进的？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就试图从规范政治理论角度对此做一个扼要的说明。

二、背 景

从社会背景来看，共和主义的复兴与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公共生活的衰落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所谓公共生活的衰落可以概括为：公民意识和奉献精神的衰退、公民参与和社会合作的减少、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丧失、公民社会作用的削弱以及公共道德的侵蚀等等。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政治冷漠，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滋长、蔓延以及精神空虚和宗教影响力的下降。61990年代后期，美国的两个全国性委员会开展了对美国公民社会的研究，它们一致得出“美国进步的悖论”这一结论，即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经济、军事和技术超强，但另一方面其社会病理之多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两者构成了一个悖论（参见任晓，2003）。

这一景象让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他们中的一些人认定这是自由主义导致的后果，他们希望通过复兴共和主义这一已被人们遗忘但更为古老的西方传统来治救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于是新共和主义应运而生。以著名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为例，在他引起广泛讨论的《民主的不满》（Sandel，1996）中，他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充满悖论的美国政治图景：一方面程序自由主义（procedural liberalism）取代公民共和主义，成为美国公共生活（包括制度和实践）中主导的公共哲学：个人权利的伸张，不受限制的、意志论的自我形象的膨胀；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自主性的丧失和挫折感的增加：传统社群的瓦解，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望等等（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的不满”）。进一步说就是，“自由主义的自我形象与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实际组织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即使当我们作为可以自由选择的、独立的自我而思想和行动时，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依然受到非人化的权力结构的支配，这种权力结构出离了我们的理解和控制”（Sandel，1996：323）。对此，他建议重新振兴美国历史上的公民共和主义理想，用一种公益政治和美德政治来代替当前的权利政治和中立政治。

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一些学者开始乐观地构想“世界主义的民主”，但是更多的学者则对由此导致的民族国家主权的模糊忧心忡忡。即使走在经济―政治全球化最前列的欧洲发达国家也对欧洲公民的构想争论不休。尽管现有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和公民身份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众多批评者凌厉的攻击下，它显然已经不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灵感和想像，于是共和主义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智识背景来看，当代规范政治理论中共和主义的兴起和演进与如下的思想和学术努力密切相关：

首先是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古典共和主义的阐释。1958年阿伦特发表了她的杰作《人的条件》，开始重新阐述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共和主义理想，并在其后的《论革命》（Arendt，1990[1973]）中将它运用到对美国革命的解释中，从而构成了当代共和主义复兴的先声，并对其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7

其次，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发轫于政治思想史领域中共和主义思想谱系的重新描绘。美国学者赫佐格（Don Herzog）在1986年即指出，对公民人文主义的发现和颂扬是政治理论史“最近25年左右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修正”（Herzog，1986：473）。思想史领域的这种共和主义修正运动又可以分为两个遥相呼应的学术运动：一是“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即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共和主义思想的再发现；二是由美国革命意识形态起源的争议引发的对美国立国制宪思想的“共和主义修正”。

1955年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斯・巴伦（Hans Baron）出版了《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转折》（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一书，该书全面阐述了15世纪佛罗伦萨以布鲁尼（Leonardo Bruni）为代表的“公民人文主义” （civic humanism）思想，并在其后的研究中向前追溯到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向后延伸到马基雅维里，试图以佛罗伦萨的“公民特征”来“探究近代欧洲积极价值观的起源”。8自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辉格党人将中世纪后期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看作是自由主义自然权利学说发展史的神话开始破除，而其中又以对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解读最为引人注目。9

另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出现在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1960年代中后期，一批被称作“共和学派”（the Republican School，又称“共和修正派”或“共和综论派”）10的历史学家，向支配了学术界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这个观点认为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它曾得到立场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施特劳斯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的支持。共和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则认为对美国革命和制宪产生重大影响的是18世纪英国激进共和派的思想，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共和主义思想强调保持公民美德的作用，要求社会成员作为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在对共和国的管理中实现道德完善。由此，他们引发了美国早期史研究中的一场范式性革命。有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指出：“现代历史学的一个最大成就是揭示了共和主义思想在美国宪法批准之前、期间和之后时期中的作用”（Sunstein，1988：1540）。

这两个学术运动在著名历史学家J・G・A・波考克（Pocock）那里出现了交叉和重叠。他在1975年出版的《马基雅维里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中，将共和主义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并详尽论述了共和主义传统在15世纪至19世纪从地中海沿岸到英伦三岛再到北美大陆的演变过程。通过对大西洋世界东西上万里、上下五百年的政治思想史考察，波考克勾勒出美国革命思想体系与18世纪英国国民反对派思想以及16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继承关系。他曾断言：“美国革命与其说是启蒙运动的第一次革命性行动，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幕”（Pocock，1972：120）。在以后的著作中，波考克一直致力于英国共和主义思想的挖掘，其学术目的无非是要表明“在现代早期，除了自由主义的历史之外，还贯穿着共和主义的历史，前者是主题是法律和权利，而后者则依据德行来思考人格”（Pocock，1981：362）。

说到波考克，就不能不提与他同被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剑桥学派”（the Cambridge School，又称“新历史派”）11领军人物的著名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斯金纳在其新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先后推出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1978）、《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981）、《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1998）和三卷本文集《政治的视野》（Visions of Politics，2002；其中第2卷Renaissance Virtues主要汇集了他关于共和主义的论文）。这些著作同样对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英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及其与自由主义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度的论述，与波考克的著作相应成辉。12

再次，政治思想史领域中共和主义传统的挖掘，尤其是美国立国制宪时期共和主义的研究，给美国的一些宪法理论家带来了灵感。他们对美国宪法以及政府各个部门功能的重新阐释引发了美国宪法理论中的“共和主义复兴”（Michelman，1986、1988；Sunstein，1988、1993）。

法学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国著名法学家弗兰克・米歇尔曼（Frank I. Michelman）和卡斯・森斯坦（Cass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