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人的依赖、独立与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解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是一种彻底的辩证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好载体与充分显现，唯物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内核与本质属性。发展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问题方面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多重思考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高概括，它高度关注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但其实现却是建立在物的充分发展基础上。

关键词：人类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基本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基本内涵，学术界有了诸多概括。如罗荣渠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为“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吕世荣概括为“一元多样、整体和协调”的发展观。美国学者威廉姆・肖则称为“生产力至上”或“技术决定论”的发展史观。[①]本文认为，以上概括都从不同视野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基本内容与表面轮廓，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根本与核心应该是人与物的互动、共进与协调，在物的发展中求人的发展，最终在物的高度发达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我称为“人物辩证关系的发展史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从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大视野，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来理解发展问题，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由自在自然到人化自然、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旧质到新质、由人的依赖到人的独立，最终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曲折历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充分肯定社会分工与物质力量为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这是“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力量。[②]然而在此基础上，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即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理解“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都以此为出发点，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的产生的过程。[③]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充分肯定经济发展（同时肯定分工、资本、市场、竞争、垄断等推进经济发展的文明性进步性一面），肯定生产力发展（肯定科学技术进步，肯定机器大工业），肯定物质生活进步（肯定物质力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烈批评“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认为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充分意识到并肯定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程度地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换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④]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更是强调，要真正实现现代社会主义，“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⑤]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发展生产力，只是为了探寻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最终只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发展。“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⑥]。马克思看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⑦]现代工业市场社会能够培育“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即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他要多方面享受，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最终社会蜕变成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⑧]

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高度重视“物质生活史”的研究，“物质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心”[⑨]。认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于应有的重视。”马克思对德国人不重视物质生活史的研究风气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德国“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他倾向认同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历史书写方式，认为“尽管（法国人和英国人）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工业史”。[⑩]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全面展开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在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之中全面展开。本文从以下六方面加以探讨。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发展方面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其中，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1]。反过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也会影响生产力，加速或延缓它的变化与发展。一定的生产力需要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同时，一定的生产关系也需求一定的生产力基础。即，“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12]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13]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14]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15]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6]“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统一，并说明了历史进化的基本轮廓。”[17]

在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图式的基础上，斯大林对从古到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一般图景作了勾勒：生产力是从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加工材料的金属工具进一步改良，过渡到冶铁风箱和陶器生产，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得到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场手工业得到发展；从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进而过渡到机器制，出现现代大机器工业。随着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本身（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人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历史上先后出现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构成人类史上生产关系发展的一般情景：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18]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在它对自身的存在前景不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扩张，因而，随着它的扩张，社会主义、继而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逐渐成熟。”[19]

（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社会经济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合形式，是一个现实社会的基本构造。它由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所决定，因此与之具有同构性。[20]“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21]

从生产方式来看，马克思大体地划分为三个或四个形态，其中，从全球来看，分为“亚细亚、古代、封建和现代资产阶级”。[22]从欧洲则为“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23]从交往方式看，马克思则分为三个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4]

马克思“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强调，‘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这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25]因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决定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6]

（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非常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或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认为社会的整体进步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协调的过程，其协调的方式既可以通过社会革命，也可以通过改革。前者属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后者属于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内部发展。但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制约性发展过程中，经济的作用更基础，更突出。“在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物的生产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27]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市场化的大工业大生产大经济倾以特别的关注，予以高度的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8]因此，“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29]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也在不断变化和扩充，特别是其民主的形式与范围，因此，虽然资本主义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游戏，具有深刻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但由于其立足于巨大生产力造成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人的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因此，应该把它看作向真正民主过渡的演习。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展造成了文化的普遍交流和真正的文化大融合。资本主义文化在对各国传统进行破坏与颠覆的时候，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产品。真正的政治民主、文化繁荣和个人的精神自由只有建立在这种经济普遍联系造成的政治、文化和人的普遍联系的基础上。

（四）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方面

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阶级时产生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的划分以生产不足为基础，它的消灭以生产高度发达为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把受生产力水平制约、也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称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和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国家演化与精神生产进步的基础。“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0]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生产力为分析手段，描绘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发展，而且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结合为工具分析了家庭与国家的发展，恩格斯在马克思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摩尔根的人类学成就对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