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了主流，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被芬兰学者帕罗内称之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的革命”1。为什么斯金纳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他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作出了什么贡献从而能够被称之为一场“革命”？本文拟对此作一评述。

一

昆廷・斯金纳教授出生于1940年，受业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曾于1974－1975年和1976－1979年两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作学术研究。1978年，斯金纳教授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2，这本书汇聚了斯金纳教授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成果，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并于次年获得沃尔夫森学术奖（Wolfson Literary Prize）。此后，斯金纳教授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继续开拓，在马基雅维里研究、英国近代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论等一系列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著有《马基雅维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主编《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翻译《君主论》为英文，主编《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和修辞》（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2年，他又推出了三卷本的煌煌巨著《政治的视界》（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1997年斯金纳教授荣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这标志着他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地位。

为了便于理解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贡献，我们需要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演进作一梳理，勾勒其大致的轮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长时段”中，才能凸显出他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长期以来，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常常是在“哲学”的抽象层面上来展开其研究，这以美国的“历史观念史”的开创者阿瑟・洛维乔易（Arthur Lovejoy――转载者注）为掉膘。作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3，1936年，他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 Great Chain ofBeing）一书4，他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这里的“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整个西方社会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为了基本的存在，成为了思想演进进程中的“伟大环节”，影响或绝顶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同时，在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上，研究者几乎全部集中于那些“经典思想家”的著作，把他们的著作看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惟一材料。于是，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斯金纳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惟一的研究对象。例如与洛维乔易同一学派的另一位思想史家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在伟大的哲学著作中能够发现所隐含着的不同意义5。按照这样的方法，历史学家的人物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因此，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6。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首先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剑桥大学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拉斯莱特（Laslett――转载者注）。1960年，拉斯莱特编辑出版了洛克的《政府论》，并为此写了序言，他在文章中坚持认为要用历史的方法而非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洛克。他说，我们首要的目标必定是一种纯粹的历史方法，将像洛克希望要被阅读的那样去构建洛克的文本，将其文本放置于历史的语境和洛克自己的语境中，并显示出他的思想和作品与其历史影响之间的关联7。他还提出，历史方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历史将能够修正我们所接受的观念8。同样倡导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另一位学者是波科克教授（Pocock――转载者注）。波科克教授曾经在剑桥大学专攻近代思想史，著作甚丰9。波科克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胡适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辩）。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10这样，“思想史家要从他们的特定情境和传统中来研究思想支配下的人的行为，和如何形成概念，以及抽象观念的”。总之，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是要在历史的情境中考察那些观念、信仰和论据，这就是“历史重建”的研究方法，而非是哲学式的“理性重建”。

拉斯莱特和波科克的历史研究方法给了斯金纳以极大的启发，他认真地阅读过拉斯莱特所编辑的洛克的《政府论》，也聆听过他的老师对此书的点评。与此同时，他特别喜欢波科克于1957年出版的《古代政制与封建法》（The Ancient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转载者注）这本书，将此书看作为他在大学学习时期最为喜欢的一本书。波科克的历史研究方法，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来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进行讨论都给了斯金纳以很大的影响。斯金纳完全同意前辈老师们的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11。对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观念的单元”完全抹杀了思想演进中的不断变化和无数的偶然，他批评道：“我认为，非常明显，任何试图用从经典文本中学来的‘永恒的问题’和‘普遍真理’等名词来证明观念史研究的合理性必定就是以使观念史本身更愚笨和天真为代价来对合理性的追求。像我已经显明的那样，任何思想家的陈述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特定的意图，依赖特定的条件，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发言。所以，就具有了特定性。在这种方式下，想超越这种特定性将仅仅是一种天真。”12 同时，针对“观念史”研究者只把研究对象定格集中于“伟大的经典文本”，集中于“观念的单元”这样的研究方法，斯金纳认为这是非历史的，是历史的荒谬。它将既定存在的一些观念抽象成为了“理想类型”，并且将这些观念看作为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只是有的时候萌芽，有的时候发展定型，完全忽视了同一种概念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因此，人们总是认为，后来所形成的思想总是有前面的“参与者”，总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如马基雅维里吸收了马西略的思想，马基雅维里思想有名是因为他奠定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等等。这样，思想家当时的历史环境被弃置不管，对过去思想家的臧否也只是按照他们是否有助于我们现在已经存有的观念。这样的一种方法论带来的另外一种历史的荒谬便是无休止的争论，一种观念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是在谁的著作中首先提出，如权力分立理论，人们就不断地争论到底在什么时候出现13。在斯金纳看来，“观念史”研究完全是非历史性，因此，斯金纳写道：“我认为，决不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单元，而仅仅存在着一种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代理人所使用不同语言的历史。我敢说，隐藏或者在使用这种语言的背后没有任何历史，他们的历史仅仅是不断要被重写的观念的历史。”14 为此，斯金纳和剑桥学派的其他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15。并且将从思想家文本中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转换为思想家在什么状态下创作出了这样的文本，使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也意味着要将思想家的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context）来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16。这就是说，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其主旨。这一主旨指的是思想史的研究并非是要完全恢复思想家们的思想，而是要尽可能地去理解他们的思想。对这一方法的特质，斯金纳自己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言语行为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17

二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斯金纳一直不满意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断地思考在经典文本中，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将要做什么，特别是他们提出并试图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被接受和认可，或者被质问和拒绝，甚至也许故意地忽视占据主导的假设和政治争论中的准则。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探索中，斯金纳找到了在历史语境之下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这就是斯金纳不再笼统地使用“思想史”或者“观念史”这样宏大的方式来进行论述，而是下降到更为具体的“单位”，这个具体的单位既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和内涵，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斯金纳将这样的具体“单位”定格为“概念”。斯金纳说：“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如果我们希望去写作这一类型历史的话，我们就必须特别关注于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如霍布斯所说的我们的人工的世界，即政治和道德世界的概念。”18 这样，“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表明着“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研究的具体化，而且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实质性转换。正像波科克所说“政治思想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对稳定的概念”19。同时，与“观念的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想必，“概念史”则更为突出了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抽取出“国家”这个概念来作为自己研究主旨的载体和体现。他要研究作为一种全能的和非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到近代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