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孚：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

马克思亲眼看到在资本主义产生早期所出现的对工人阶级非人的残酷剥削，使他产生了无比的义愤和人道主义的激情，积极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研究，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1843年底到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他认为他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的“主要感情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他要在他的理论工作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丑恶。这种情绪见之于他的许多理论著作之中。这就驱使他下决心要从历史上去探索人类社会产生剥削和被剥削的原因，从而建立起一个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以及哲学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最终结束阶级和阶级剥削的社会, 建立起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他所设想的这种理想社会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实现（《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0页）。

马克思从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来研究历史，难免不受到情绪的影响，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这就如恩格斯引证黑格尔的观点来批判费尔巴哈一样，把历史上所产生的“恶”作片面的理解，而没有看到“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33页）。”阶级的产生是一种“恶”的表现，它造成了“恶”的分工, 使一些人遭受剥削和压迫，但又使另一部分人脱离了苦难的体力劳动，从事更高级的智力劳动，正是这种“恶”的分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基于阶级划分的这种“恶”的分工又是要消灭的。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逐步消灭这种“恶”的分工的历史。从奴隶到农奴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就是剥削逐步减轻的过程。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真正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兰领工人正在消失，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要另行建立一种历史观的理论来拯救人类，这样，他就脱离了真正的历史发展，而是从他的人道主义的要求出发来创造他所想像出来的救世理论。这样的救世理论一旦创造出来，又必然要找出一个救世的阶级来担负起实现他的救世理论的任务，这样，他就找到了工人阶级。于是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一切优点，使这个阶级成为“社会的普遍代表”，成为“真正的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而另一方面把“社会的一切缺点”都集中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这就是资产阶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全集》第1卷第12页＝。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一个救世阶级，由它来担当马克思所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是他的复杂的理论是不可能被工人阶级所理解和接受的，于是像列宁所说，只能由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来建立一个党来代替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的头脑中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救世的党。当马克思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时，欧洲那个时候的社会已经开始走向繁荣和发展，工人的暴力反抗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以后就停止了。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计的那样，革命的形势就要到来，于是他要用暴力革命和专政作为手段来推进这样的革命。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学说，建设起一个高度集中的极端专制的党来推行沙皇俄国的革命，这就必然要产生一个专制的和救世的领袖。这样，马克思从他的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通过一系列思辩的方式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观都脱离了欧洲社会实际的发展，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空想。他是当时欧洲所出现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理论最完备的、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波普（二十世纪很有影响的西方理论家）说，马克思的动机虽然是高尚的，但也难免陷入人道主义激情的陷阱（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38页）。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马克思虽然有上述种种错误和缺陷，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也时时出现过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他所创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过时的、错误的，但仍然有一些有远见的观点在闪现。如把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论》第一卷第53页）。这是正确的，为邓小平所采用。马克思在他的晚年曾认为管理者也表现为“劳动者”，而且“表现为雇佣劳动者”，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劳动”，也“创造剩余价值”，也就是创造价值（《资本论》第三卷第429－431页）。但是，科学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智力劳动，承认他们的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承认智力劳动创造价值，如果从这里出发，继续前进，就有可能在他的理论创造上开拓一片新天地，可惜他没有这么做。在他的晚年也看到在英国的社会中产阶级正在扩大（《资本论》第三卷第1000页），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还有。并不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因而“使阶级关系简单化了。”如果他认真研究他的新发现，也许有可能从新考虑他的革命理论。可惜他在晚年所出现的这些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只不过是黑夜中的一道闪光，瞬即逝去，并没有从这里突破他已建立起来的理论的重重迷雾。

马克思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果仅从提出这一观点来说，不能也说是错误的，更不能说是虚构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了自由，就能够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自觉地处理这些关系，使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推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为了要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问题是片面地、简单地解释了这些关系，才造成对历史的许多错误理解。

由上可以看出，一个理论体系已经建设起来，就成为一个封闭的和排他的体系，再要由建立理论的本人来突破是很不容易的。

马克思正确的东西还不止这些，这里不一一列举。正如恩格斯批评黑格尔那样，“革命的方面被过分茂密的保守方面所闷死（《马恩选集》第四卷第714页）。”马克思正确的东西也被他的过分茂密的错误方面所闷死。马克思主义是在东方得到推广，并且还在产生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还有必要。马克思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1页）”。马克思是从历史研究出发首先建立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全部理论体系的，因此，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也应当从这里开始。

一、 前提转向以物质生产力为前提是马克思历史理论错误的开端

马克思在开始从事他的历史观的研究时是以人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早期合写的理论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反复强调了这个思想。“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这些前提是人。”“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我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研究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 “这些前提是人”。等等。在马克思早期的另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说“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恩全集》第118－119页）。”这与前面所引思想都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当马克思实际论述他的历史观时，谈的却不是“人”而是加上限定词的“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另一处在谈到“人”时，还把原来初稿上所写的“这些人所产生的观念”也“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这一句话从后来的正文中删除了。而且紧接着就只论述物质生产和生活是怎样成为历史发展的原因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于是把人类能够创造历史的原因完全归之于物质生产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论证，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生活资料；第二个历史活动是制造工具以引起新的需要；第三个历史活动是增殖，产生家庭；第四个历史活动是产生社会关系。“只有在这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以上都摘自马克思、恩格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见《马恩选集》第一卷）。不对，这是对人类历史产生过程的错误论述。人之所以能够离开动物成为人就在于人在开始创造工具时，就同时产生了思想，从而产生意识，人是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动物只能凭先天就有的本能来获取食物，有的动物也能对自然物进行加工，如蜜蜂，但这只是先天的本能，是无意识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动物不是在制作之前先有设计，这与人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动物没有进步，也不能创造历史。人在离开动物成为人以后，在利用自然物进行加工，改变自然物的形状以适应生产的需要，这就是人成为人的第一个标志，这个标志证明生产和思想是同步发展起来的。考古发现，最原始的石器时代的石器就已经有了根据削、砍等各种不同用途对石块进行加工的痕迹，这证明人类制作工具的过程就是产生思想的过程。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人在劳动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大脑，也就是在制造工具以改进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发展了大脑，观点是相同的。人不但简单地制造工具从事猎取和采集食物，而且发展到进行种植和养殖以培育和扩大自己的食物来源，从而产生了农业和畜牧业，使自己的生产活动实现第一次革命，并且在集体生产和生活中产生了政治关系，建立了社会和政治制度。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每一步的发展都有思想和意识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如马克思最早所说，都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因此，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思想和意识从一开始就发挥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仅仅从“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的简单的生理的现象出发就推论出只有物质生产活动才是人类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推论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结构，完全否认了思想、意识以及社会、政治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就必然要否定他开始时所提出来的把“人”作为研究历史的“前提”的初衷，这是大前提的转移，必然要引起逻辑上推理的错误，造成对历史的片面理解。这种片面性在他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得十分清楚。而这是公认的马克思对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经典的论述，被列宁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反复引证。“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结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从而在经济基础上产生思想、意识、观念和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于是，“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基础的变更”制约着“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层建筑只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或慢或快地变革。”因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样，在马克思历史发展的模式中，起作用的只有物质生产力，没有人的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是把作为包括思想、意识在内的全面的“人”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而仅仅是生产力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人们所面对的是历史中已经形成的生产力，于是又把生产力说成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实际上，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等上层建筑也是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也不是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的，而且思想意识、观念、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发展成为传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既不是可以随意消除的，也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也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自动变革的，而是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对历史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正确地说，是在历史上发展和形成的物质生产力和思想、意识、社会、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共同构成历史的全部基础，历史是在这样的全部基础上发展和前进的。但是，马克思不是这样说的，而是只把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生产力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这样，历史就简单化成只有生产力才是推动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因。于是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每一步的发展都可以用历史上已经产生的生产力的物质水平来说明。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与自然发展一样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在1867年马克思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十分自信说，他所发明的这种科学社会规律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与自然规律决定自然的发展一样，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这样，马克思就把思想、意识、观念、社会、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从历史发展中排除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