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抵御民粹主义诱惑

[斯洛文呢亚]斯・齐泽克 查日新

美刊《批评探索》第32卷第3期(2006年春季号)发表了齐泽克的文章《抵御民粹主义诱惑》，齐泽克对拉克劳的民粹主义概念进行了修正，认为民粹主义是某种形式的政治逻辑，任何政治集团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来加强自身的合法化。齐泽克在文中对当前多种民粹主义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方案说“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一个能清楚地表明在“法国理论”中被称为飘忽不定的能指的例子：这个“不”有着含混的、不一致的、多元决定的含义；它既包含对工人权利的维护，也包含种族主义思想；它既包含对某种被感知到的威胁和对变化的恐惧的盲目反应，也包含朦胧的乌托邦愿望。我们得知这个“不”确实是针对许多对象的：针对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新自由主义，针对希拉克和当时的法国政府，针对从波兰涌入的移民劳工(他们的到来降低了法国工人的工资)等等。一场真正的斗争正在进行当中：争夺的是这个“不”的含义――谁将占有它?谁能把它变成一个内在一致的、替代性的政治视角?

如果存在一种对“不”的主流解读，那就是克林顿的一句旧格言“那是经济问题，愚蠢!”的新变体：这个“不”可能是对欧洲经济令人沮丧的局面的反应，与其他新近出现的强势经济区域相比，欧洲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都停滞不前。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是一个不恰当的反应，一个代表享有特权的欧洲人的惰性反应，一个代表那些坚持旧福利国家特权的人的反应。担心任何真正的变革、拒绝全球现代化带来的新世界的不确定性，两者触发了“老欧洲”的这种反应。支持说“不”的是危险的、“非理性的”孤立主义情绪，在这种情绪下，难怪欧洲的“官方”反应几近恐慌，狭隘的地方性拒绝开放和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人们已习惯了听这样的抱怨，说选民正变得越来越冷漠，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在下降，结果忧心忡忡的自由派总是不厌其烦地在公民社会主动精神的幌子下大谈民众动员的必要性，大谈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的必要性。然而，当民众从不关心政治的沉睡中醒来，其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叛――难怪许多持技术统治论观点的开明自由派人士在想迄今的“冷淡”到底是福还是祸。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那些看上去纯属右翼种族主义的因素实质上是工人抗议诉求的一种变形。当然，在要求阻止外国移民劳工的诉求中有种族主义因素，因为后者对就业构成了威胁。然而，人们应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从后共产主义国家涌入的移民劳工并非是某种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的结果，它实际上是资本为了限制工人的要求而采取的策略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墨西哥非法移民地位合法化方面，美国的布什比深受工会压力的民主党人做得要多的原因。所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右翼种族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是今天最好的论据，说明“阶级斗争”远未“过时”，反而在继续――左翼人士应从中汲取的教训是，不要犯右翼民粹主义以迷惑人的方式把仇恨移置到外国人身上的错误，不要犯“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的错误，即站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开放立场上反对民粹主义者反移民的种族主义倾向，而抹去了其移位了的阶级内容――尽管这样做是想表达关爱，但对文化多元主义开放性的一味坚持实则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背信弃义。

今天的政治领域不仅有后政治治理和民粹主义政治的两极化倾向；贝鲁斯科尼向世人展现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如何能在同一个政治力量内共存：如贝鲁斯科尼的“前进，意大利”运动!但这种现象不能作为说明后政治民粹主义的例证，即那种以民粹主义方式使自身合法化并持中间路线的政府。同样的情形是否也适用于英国的布莱尔政府和美国的布什政府?换句话说，民粹主义是否在逐渐地取代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立场，而以一种对后政治统治的“自发”补充方式出现?以其 “伪具体而微”的方式出现?以其转换成诉诸个人切身经历的方式出现?这里关键的事实是纯粹的后政治(这样一个政权的自我合法化必须是彻底地奉行“技术统治论”的，因而表现出它是有能力的政府)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政治集团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来加强自我合法化。

民粹主义：从概念的矛盾说起

法国与荷兰的“不”使我们见识到民粹主义的最新故事。对于持技术统治论的开明自由派精英来说，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亲法西斯主义”的，是政治理性的死亡，是以盲目的乌托邦狂热为借口出现的反叛。对这种怀疑论调最方便的回应就是坚称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中立的：乃是一种超验形式的政治立场，能够被整合进不同的政治实践中。这种选择经由恩内斯特・拉克劳作了详细阐述。

对拉克劳而言，在一个合适的自我参照情形下，霸权式整合的逻辑也适用于民粹主义和政治之间的观念对立：民粹主义是拉康式的政治欲望客体，代表政治的普世维度，亦是理解政治的“捷径”。民粹主义不是特定的政治运动，但又是最具政治色彩的：即社会空间的形变能影响政治的内容。其构成因素纯粹是形式上的、超验的，而非实体性的：当一系列的“民主”诉求(改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降低税收、反战，等等)与一系列同类的事件结合起来时，民粹主义就产生了。该结合产生出作为普遍政治主体的“人民”。民粹主义的要点不在于这些诉求的实质性内容，而是通过这些诉求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事实。“人民” 成了政治主体，而且所有不同形式的、特定的斗争和对立都成为在“我们”(人民)和“他们”之间进行的全球对立斗争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和“他们”的含义并没有事先规定，谋求霸权的斗争的筹码却蕴含其中了：即使像残暴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因素也能被整合进民粹主义的一系列实践当中，“他们”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了。

现在清楚了，拉克劳为什么青睐民粹主义而不是阶级斗争：民粹主义为某种公开的斗争提供了一个中立的、“超验的”发源地，该斗争的内容和风险由其对霸权的可能追求来确定，而“阶级斗争”把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工人阶级)预设为特权的政治力量；这个特权本身并不是霸权斗争的结果，而是基于该群体的“客观社会地位”――结果，思想政治斗争最终成了“客观”社会过程、权力及它们之间相互冲突的附带现象。相反的是，对拉克劳而言，某种特定的斗争被提升到作为所有斗争的“普通对应物”的事实并非是预先决定的，而是谋求霸权的可能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在某些范畴，这个斗争可能是工人斗争，在另一些范畴，可能是爱国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在另一些范畴，又可能是争取文化包容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斗争内含的积极因素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能预先确定让其承担所有斗争的“普遍对应物”的霸权性角色。因而，对霸权的追求不仅在普遍形式和个别内容的多元性之间预设不可消除的鸿沟，而且通过这个或然的过程，这个内容的某部分“演化”成普遍范畴的直接体现――比如在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的特定诉求被提升到体现了人民普遍反对共产党的政权，这样所有的反共力量(从保守的民族主义反对派、自由民主主义反对派到文化异见者、左翼工人反对派)都在空洞的能指“团结工会”下确认了自己。

拉克劳想这样把他的立场与渐进主义分开(渐进主义缩小了政治的范畴：所要做的只是在特定社会空间逐渐实现特定的“民主诉求”)，也与完全相反的旨在带来能充分自我调节的全面革命的思想区分开。这两种极端思想缺失的都是对霸权的追求；在对霸权的追求中，某种特定诉求被“上升到普遍事物的显赫高度”，即用来代表“人民”的普遍性。因此，政治场域被置于由“空洞”的能指和“游移不定”的能指所构成的难以消弥的张力之中。拉克劳动用了对民粹主义反对票的“本体”需求与该投票所造成的可能实质内容之间的差距，来解释何以许多法国选民在70年代之前支持共产党，而后转向支持国民阵线的右翼民粹主义――这种解答的漂亮之处在于免除了一个麻烦的话题，不用去管据称是在极右和“极左”之间存在着的“深刻(极权主义的无疑)的一致性”。

虽然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拥有概念上的说服力，但应注意其中有疑问的地方。第一个问题涉及他对民粹主义的界定：他罗列的若干条件不足以构成充分理由把某现象称为“民粹主义”――此外还有民粹主义话语移置对立及制造敌人的方式：在民粹主义中，敌人被外化、具体化为确实的本体存在，敌人的消灭将恢复平衡和正义；与之相对，我们自己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身份被认为是先于敌人的攻击存在的。

相反，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适用于弗洛伊德主义者)而言，患病是正常机体的表现，在结构遭受“疾病”发作的威胁下，它能指示出结构在哪里出了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理解资本主义“正常”功能运作的钥匙；对弗洛伊德而言，像歇斯底里发作之类的病理现象提供了了解“正常”人格构成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绝对是一种民粹主义：犹太人的形象被等同于个人所经历的许多威胁：犹太人太聪明、太肮脏、太性欲亢奋，是金融剥削者，他们集这些特点于一身……这里我们遇到一个民粹主义的关键特征，而拉克劳没有提到：――民粹主义用来指涉敌人的主人能指不仅仅是空洞的、模糊的、不准确的。

就民粹主义本身而言，这种“抽象”的特征又进一步由其选为敌人形象的伪具体化所补充。人们今天可以买手提电脑，它的键盘可以模仿老式打字机对手指的反作用力度，同时还可以模仿字钉敲在纸上的声音――还有什么例子能更好地说明当今对伪具体性的需要吗?今天，不仅是社会关系，而且还有技术正变得越来越不透明(谁能看见电脑里面怎样在运行)，人们有强大的需求去重新创造出模拟的具体，以使个体能把自己与复杂的环境关联起来，就如与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世界关联起来一样。居伊・德波尔关于“景观社会”的一个旧的提法具有了新的解释：意象被制造出来，为的是填充把新的模拟世界与旧的生命世界分隔开的裂缝，即去“驯化”这个新世界。

这种对拉克劳关于民粹主义定义的补充绝不意味着实体层次上的倒退：我们仍然停留在形式一本体论层次上，即在接受拉克劳的主旨，民粹主义是某种形式的政治逻辑，不受任何内容的束缚的同时，补充之把对立“具体化”到一实际存在物当中的特征(与其他特质一样超验)。因而，民粹主义就定义而言包含了最低的、基本的、意识形态的神秘化形式；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民粹主义是政治逻辑的形式结构和发源地，该政治逻辑可被施以不同的政治扭曲(反动的民族主义，进步的民族主义……)，然而，到目前为止，民粹主义在其观念中移置了普遍性的社会对立，把它变成一致的“人民”与外部敌人之间的对立，它在“最近的事例中”隐匿了长期的原始法西斯主义倾向。

简言之，我同意拉克劳以形式观念的方式对民粹主义加以界定，同时，我也注意到，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显然把他的立场从“激进民主”转到了民粹主义上(现在他把民主缩小到体制内的民主诉求)；然而，正如他自己也清楚的，民粹主义也可能是非常反动的，所以，这里的界线该怎么划?有没有办法在形式观念层次上划出一条界线?我打赌，有办法。

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每一种设计，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每一个行动并不本质上都是民粹主义的。同样，拉克劳最喜欢强调社会如何不存在，人民如何也不存在，但民粹主义的问题是，在民粹主义的范围内，人民是存在的――人民的存在来自于其在组织构成上的被排除在外的对立面，来自于敌人被外化为实际的侵入者、障碍。对人民的一个真正民主意义的陈述应该像康德对美的界定一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没有人民的人民，意为大众被组织结构的对立给分割了，挫败了，使之不能获得完整的实质性的人民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远不能代表此类政治，却总是涉及某种最简单的去政治化的倾向以及政治上的“自然化倾向”。

这可以说明法西斯主义的根本谬误是其颠倒了墨菲称之为“民主悖论”的概念：如果(体制化的)民主能把对立斗争统一到体制的特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