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新文化运动的路径反思」正文
张耀杰的新书《北大教授――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将要在台湾出版，这是一件很值得祝贺的事情。我认为，那个时代的北大教授，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的政学两界的一个缩影。
张耀杰多年来关于政学两界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要厘清20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政学两界的知识精英的路径选择，进而发扬光大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
这件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清理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思想、作派、腔调，自由派应当与之划清界限。有些长期以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界前辈，其实他们由于受历史传统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身上还带着专制的倾向，张耀杰查阅梳理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从而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了提倡“民主”、“科学”的那一代知识精英，几乎是难以自我克服的专制思维和专制习性。
清理门户是往外面清除糟粕，实际上还有一个任务是往里面积聚精粹，集腋成裘。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看成纯而又纯的东西，只剩下胡适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削弱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统。我们应当注意挖掘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本土资源，使之成为一个壮观的力量，才能增强我们搞民主化的信心。有些人从整体上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些时段或一些侧面包含了自由民主宪政的东西，就应当把它总结出来，加入我们的本土资源中。比如说胡耀邦的思想中确实有一些其它领导人所没有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作风，就应当加以肯定。有的人做过不少坏事，临死前做了一件好事，就不应当埋没，譬如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最终放弃了专制独裁的蒋经国。一方面把假自由主义的唬人的东西摘出来，一方面把真自由主义的点滴经验和闪光点加进去，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五四的文章，当时我还是比较同意胡适的观点，他一直主张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上的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比较浓厚的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他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现在看来，胡适确实是一位先知先觉，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中国在这六十年里走了一条弯路。
我现在认为，不仅要分清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不仅要质疑五四运动，还要进一步拷问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路线对错。对于胡适所维护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怎么看？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块东西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就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变化现在看来是不可逆转的，尽管有人对于白话文运动也持批判态度，但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再返回白话文运动之前，再重新复兴文言文了。胡适、陈独秀他们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给中国文化打下的烙印，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了。鼓吹妇女解放、社会平等、合理的个人主义，在这些方面也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历史学界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从梁启超说起，一个说法是从陈独秀、胡适说起。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潮运动从梁启超算起或者更早一些是比较合适的。到一部分北大教授及其《新青年》鼓吹“新文化运动”时，就已经开始走偏，也就是跟着当时国际思想界最时髦的过分强调文化和文化主义的潮流跑。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中国在这方面也是跟日本学的，不是直接跟欧洲学的。福泽谕吉在明治时期把“文明”一词引入日语，而到了大正年间，“文化”一词开始在日本走俏。桑本严翼发表过一篇名为《文化主义》的演讲，他说，所谓“文化主义”就是要“使文化成为生活的中心的思想”。
把文化放在文明之上，放在制度之上，这是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又被中国人拿了过来。陈独秀晚年对于自己的路径选择曾经有过批判性反思。胡适在60年代也是有过反思的。要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需要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思想层面的共同努力。胡适当年讲自由主义，仅仅局限于文化思想层面。社会层面的各种公民团体，包括商会、工会、农会等等组织，他几乎没有谈到过。他在政治层面上提倡的“好政府主义”后来分为两支。一支是丁文江、蒋廷黻等人鼓吹的“新式独裁”，一支是胡适等人完全不具备操作性的“无党政治”。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结束之后，胡适发表了一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其中写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胡适从来不把梁启超视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同路人，但是，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的政治观点与他却有很多契合点。梁启超去欧洲转了一圈之后，在1920年的《改造》发刊词里明确表示代议政治过时了，要寻求新式政治。他的弟子张君劢、张东荪也认为，新式政治就是“修正的民主政治”。正是因为有过中国思想史上的这种曲折反复，所以李慎之才说顾准是五十年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把顾准说得这么高，很多人不理解。自然，如果与世界上的大思想家比，顾准确实没有太多的原创性思想。但是，作为中国大陆的政治思想家，他是最明确地肯定了代议政治的，他斩钉截铁地说：“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与宗凤鸣的谈话中，也肯定了顾准的这一贡献。
1933年胡适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在梁启超时代，“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然而，到胡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专一的信仰崇拜”不存在了，用“中国本位文化派”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
应该说，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反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胡适所说的“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中国政学两界的基本共识。
在今天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只肯定了两个半条：“爱自由的个人主义”只肯定了低俗的那一半即追求享乐的那一半，高尚的那一半即追求真理的那一半则受到压抑，因为还在反对“自由化”。“私人资本主义”也只肯定了一半，因为还要“以公有制为基础”。“代议政治”则继续受到否定。
尽管回归文明主流的步伐十分缓慢，毕竟大方向已经开始扭转了，这一点是需要充分肯定的。主张宪政改革的人，对于片面的经济改革当然是不满意的，但我们和那些否邓捧毛的“老左”在大方向上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嫌车子走得慢，他们却要开倒车。开倒车注定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