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敌友界分・政治决断・空间革命[1]

主讲：陈 伟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点评：孔新峰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5级博士生

时间：2006年4月22日 19：00――21：00

地点：北京大学理教103室

主办：北京大学博士生中国社会研究会

这个讲座的目的是希望给各位阅读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的著作、理解施米特的理论提供一种导论性的介绍，并试图提供一种中国语境中的施米特解读，也就是试图结合当代中国的国内外政治实际，探讨来自施米特的可能的启示。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西方政治思想，但是，对西学的研究并不光是为了理解西方，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更好地观察中国、思考中国。对施米特的关注同样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今天晚上要讲的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为什么要关注施米特？第二，施米特何许人也？我将对他的生平、著作做一些简要的介绍；第三，施米特到底讲了些什么，他的政治理论的内容、逻辑是什么，对他的理论存在哪些批评；最后，施米特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有哪些启示。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关注施米特？

为什么要关注施米特？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讲：

首先，施米特所关注的议题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相关性。我们知道，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主要围绕约翰・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和政治自由主义展开，这些争论有着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制度背景的前提预设，而转型国家的中心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分配多与少的问题，它涉及到国家构建、政体改革、政治发展等基础性、结构性的问题。而施米特所关注的恰恰是国家、政治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十分重要。

具体到中国语境来说，施米特所处的背景与我们也有不少共通之处，施米特历经20世纪的主要事件，他真诚地希望当时处于危机中的德国强大，希望德意志民族的复兴。这与当代中国所处的国内外背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颇为类似。并且，施米特的政治理论触及政治的本质，他的许多深刻见解，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稍后我将具体阐述这种启迪意义。

最后，施米特的值得关注，显然来自于他独特的理论魅力和思想深度。就学理来说，施米特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各派名家都曾对施米特刮目相看。20世纪有一位法国著名左派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二战前后法国财政部的高级顾问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他也是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的老师之一，科耶夫在柏林结束访问后便去见施米特，他对随从说：施米特是当代德国“唯一”值得交谈的德国人。请注意“唯一”二字，可见科耶夫对他的评价之高。当代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也称施米特是德国最重要的法学家，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也高度评价施米特。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教父”列奥・施特劳斯在当代政治哲学中重新开启了“古今之争”，他推崇古典时期的哲人，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对当代思想家大多不屑一顾，施米特是少数几个他愿意与之对话的学者（其他的仅有科耶夫、布克哈特）。

不过，施米特也曾被人们称为德国纳粹时期的“桂冠法学家”、“希特勒的教授”、“第三帝国的理论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爱德华・谢尔斯（Edward Shils）曾警告说：读施米特要谨防中毒，没有强大的自由主义功底，没有足够的抵抗力，最好不要涉足施米特！果然，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在研究施米特之后，就成了反自由主义者了，斯蒂芬・霍尔姆斯就是如此，不过中毒还算不深。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施米特理论的魅力，这种魅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魔力”。施米特这么重要，这么伟大，这么厉害，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下面我先要简要说明的内容。

二、施米特何许人也？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故乡是德国西部绍尔（Sauer）州的普莱腾堡（Plettenberg）。他曾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任公法学教授。施米特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二战后联邦德国四“朝”，1985年以97高龄去世，把20世纪主要的政治事件都经历了一番，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1989年柏林墙拆除。

施米特不是一个书斋学者，他关心德国的命运，并一度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了解背景知识的人会提到他与纳粹的牵连。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施米特对纳粹的态度有一个明确的转变：1933年前是强烈反对，那时他鄙视希特勒，极力为魏玛宪法辩护，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主张总统（当时总统为兴登堡）实行紧急状态的决断权，以防止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纳粹政党攫取政权。兴登堡总统起先采纳施米特的意见，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但在最后时刻却又犹豫起来，最终采取了与希特勒妥协的策略，所以就有了1933年纳粹的当权。颇为有趣的是，纳粹当权后，施米特立即站到了纳粹一边，并在是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7月，他被召进普鲁士议会，并在纳粹所控制的法学家协会中占据最高职位，成为纳粹政权的高级法律顾问。期间，他写了不少鼓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的小册子，并呼吁建立“一种未曾被犹太人污染的德国法学”。但1936年，由于他在战前的反纳粹立场，他被党卫军指控为“投机分子”而失去了职务，于是他退出政坛，但他支持纳粹的立场不变，直到二战结束。

二战结束后，施米特被苏军俘获，后交由美军处理，他被关押了一年半后，被送到纽伦堡进行审判。施米特对曾审问他的苏联人说：“我沾染了纳粹的病菌，但并没有被感染。”施米特对美国人说，他觉得自己远高于希特勒，是个知识分子中的冒险家，他的行为和理论是希望影响国家社会主义。提到大屠杀，他说：不要忘记，基督教也搞过大屠杀。对这样一个卓越的公法学家进行审判是何其艰难，最后他被无罪释放。于是，年近六旬的施米特回到故乡普莱腾堡，没有再担当任何大学教职。他称他的故乡是“圣卡齐亚诺（San Casciano）”，显然是自比隐退后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是近代政治学的先驱性人物，他在被免去国务委员职位并遭受迫害后，曾隐居于圣卡齐诺亚写作）。但施米特并不是真正的隐士，而是热中于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许多人以朝圣的心态去拜访施米特。

施米特从1916年开始发表作品（评多伯勒的长篇叙事诗《北极光》），著作等身（书和独立作品58项，论文近二百篇，去世后留下大量遗稿，有500档案箱的笔记，有17000封往来书信，迄今尚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版）。不过，施米特最为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二战结束前完成的；二战后施米特仍然写作，但主要是为自己作某种政治上的辩护，而且所阐发的议题，大多是旧话重提。

施米特的著作例如：《政治浪漫派》、《政治的概念》、《政治的神学》、《罗马天主教及其政治形式》、《游击队理论》、《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宪法学说》、《宪法的守护者》、《价值的暴政》《陆地与海洋》、《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等等，其中许多已被译成十几国文字，在刘小枫等学者的努力，这些著作也大多出了中文译本。

施米特因其与纳粹的一度合作，备受指责，不过，他在《语汇》（1947―1951）中为自己辩护说：“我此生所为，无非是发出经审慎思考和周密设想的无私而善意的警告，可是，被警告的人总以为受到烦人的干扰，到头来要将我置于死地。”关于施米特的研究，西方很早就有，主要是在欧洲，英美关注施米特要晚得多。在中文世界里，台湾在80年代甚至更早，就有对卡尔・施米特的专门研究[2]，大陆则是最近几年较多地开始关注施米特。[3]我博士期间做的是汉娜・阿伦特的研究，在论文中是旁及施米特，最近进一步较为细致地阅读施米特著作，觉得很有些收获，所以现在就把这些阅读体会拿出来与大家交流。那么，施米特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三、施米特讲了什么

施米特著作所涉领域广阔，主题丰富，就政治理论方面，我仅选择其中几个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来讲，正如讲座题目所说的，我分三块来讲：敌友界分论、政治决断论和空间革命论。

1、敌友界分论。

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开篇说：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理解国家问题，就需要理解政治的本质。施米特认为，政治（the political）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有独立的标准。正如道德中有善与恶、经济学中有盈利与亏本、美学中有美与丑一样，政治中也应当有这样的基本标准。施米特说，政治的标准就是敌人与朋友，敌人和朋友的界分是政治活动的核心，敌人可能只是潜在地存在，但当敌人被具体而明确地辨认出来的时刻，就是政治状态呈现的顶点时刻。

在《政治的概念》的最初版本中，施米特强调敌人和朋友是公敌，而不是私敌（政治上的敌人可能在私下是好朋友），是国际政治的敌人，而不是国内的敌人。在施米特看来，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内部消除了敌友区分、团结一致对外的国家；在健康社会中，唯一的政治就是国际政治。不过，把敌我界分限于国际层次，在后来得到了修正。这就是说，施米特后来扩充了政治发生可能性的范围和领域，他认为，在国内、甚至在不同的领域也发生政治问题，产生敌我区分的问题。

这样，政治就不仅是某个领域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还是一个程度的概念，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发生于经济、道德、艺术等其他领域（1933年版本的细微变化值得注意）。政治性的程度体现了一种对抗性的程度。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例如，面包问题最初是一个粮食生产、食品加工的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当面包问题成为涉及人们的生死存亡时，涉及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就由原来的技术的、经济的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

在施米特看来，敌人和朋友界分的意义首先在于：通过他者确认自我，敌人的存在使我们明确自己的身分，他说：“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我将告诉你是谁”；对敌人共同的仇恨是公民友谊的唯一源头。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施米特则写道：“我分敌友故我在。”显然，敌我首先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敌我。

再者，敌友界分的意义还在于，从敌人的存在那里获得忧患意识，获得奋斗的动力。这很像古希腊斯巴达的立国理念。施米特讲，敌人的存在意味着要随时准备战斗。即使是自由主义国家，在面对敌人时也要准备化犁锄为刀剑。他认为：“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场斗争”，“每个人在象征意义上都是一个战士。”敌人的存在是我们闻鸡起舞的最强有力的动力，枕戈待旦的民族最具有活力。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国古代孟子所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容易让我们想起毛主席所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事实上，施米特对马列主义者的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十分欣赏。

施米特把政治的标准界定为敌人与朋友的区分，人们自然要问，这种区分标准是什么？这里就涉及到了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施米特实际上认为，敌人和朋友界分的根本标准则是信仰，敌我冲突在根本上源于信仰的冲突，例如天主教和其他异教（如新教、犹太教）。这就是说：敌人不是偶然的敌人，而是一种“天敌”。只要有人类存在，战争就会继续。这也就意味着：政治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他说：“我的全部精神和写作生活的奥秘是……为深化天主教信仰而拼搏。”他曾引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时的演说，来为这种基于信仰的敌友区分进行论证。象马克斯・韦伯、艾里卡・沃格林等人一样，施米特实际上也是把精神秩序的确立作为尘世秩序确立的前提。在施米特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人各为其信仰，终将决一死战，人类总有一些通过谈判化解不开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基于不同的信仰。世界的创造就是来自一场神圣的斗争。上帝叫我们进行战斗。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施米特把他的政治学建立在了启示之上。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按照迈尔的解读，就是一种政治神学。[4] 他自己也曾说自己是一个政治神学家。

2、主权决断论：

接着他对敌人和朋友的界分，卡尔・施米特认为，主权就是在紧急状态下做出决断，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之间的决断，在不同信仰之间的决断。主权者有“法外之权”，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例外状态/非常时期）。理解施米特的这一思想的两个核心，一是对紧急状态的关注，二是政治决断，这种决断和他对政治的本质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当敌人明确地显示出来时，一国就进入了紧急状态；政治决断必须在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理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