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从政观

【摘要】本文阐述了章乃器自20世纪20年代末从政以来的宪政、政党理念，以及1949年参加联合政府后，与中共以诤友共事的经历和逆境中的坚持。作为自由主义者，章乃器一生持超党派的政治立场，忠实于民主宪政的理念，反对一党专政。他虽参与了救国会、统一建国同志会、民主建国会三个中国近代民主政党的创立，但坚持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鄙夷政客政治；主张政党“不采取领袖制”，实行集体领导和议事决策模式；反对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上。章乃器这一代民主先驱的从政理念，可引发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历史反思，并作为当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参照。

关键词：宪政 政党 民主党派 章乃器

今年是先父章乃器先生诞辰110周年和逝世30周年。他的一生与“七”这个数字特别有缘，不但生死之年皆逢“七”，其一生的转捩点也常与“七”有关。

章乃器自1927年独力创办《新评论》杂志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抗战前夕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获释，这时他已是一个举国闻名的人物。1947年，他因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流亡香港从事民主政治活动，并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这一时期是他个人经营事业的巅峰，但很快舍弃，秘密赴东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1957年，他在一场“阳谋”中成为中国大陆五十五万“右派”中一员； 1967年，他在斗室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七十自述》；1977年，他在北京医院的地下室里逝世。

章乃器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生曾参与救国会、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民主建国会三个党派的发起，但结果不是自行退出，就是被组织开除。究其原因，皆因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

一 宪政理念及党派观

1 民主宪政的政治理念

1935年12月，章乃器与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等创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来发展成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的宣言等文件，大部分是章乃器所起草，集体表决通过，但这些文件也反映了起草者当时的政治理念。

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会认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各国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我们坚决反对以指导民众组织的名义消灭民众组织，以统制舆论名义消灭舆论。”

抗战期间，救国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于1939年1月参与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的发起，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该会的信约和简章也是章乃器与左舜生共同起草的，信约提出了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十二条主张，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实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为各中间党派的联合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而其信约中的原则，后来也被应用于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的政纲等文件。

1945年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民主建国会，并执笔起草了该会的政纲、宣言、组织原则等发起文件，章乃器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人权、经济民主、军队国家化等理念，也在这些文件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民建宣言以“不右倾，不左袒”为橥。政纲分为总纲、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五个部分，共46条，总纲提出：“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认定民治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采取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之重要进步部分，订入宪法，以确定全民共信守之范围”；“政治须以文化为指导，而以经济为基础，始能期其正确而切实。军人武断政治，与夫官僚政客包办政治，均非现代国家之所许，必须使从事生产各阶层之广大人民拥有最大之发言权，而以文化教育之力量融和其矛盾，扶助其发展，然后民主始不落玄虚，进步始不超时代。”。

政纲的政治部分提出：“民主政治之基本条件，为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等之自由，应予切实保障”；主张“全国武力须属于举国一致之民主政府。司法须独立，文官制度须切实保障，均不受政党或其他势力之控制与影响”；“我人认为现代国家，必须人民有权，政府始可有能，政令固需人民之协力推行，而铲除贪污，提高行政效率，更需人民之监督；在人民未得充分民主权利以前，绝对不应提高政府之政权。”；“建立各级议会，行使各级民权”， 选举与公民投票，必须为普遍的、直接的、无记名的，始能代表真正之民意”。

2 反对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社会之上

中国的近代政党，往往继承了会党政治的血脉传统。如国民党在其早年历史上，曾利用会党组织发动反清革命，后来在“以俄为师”的改造中，又接受了列宁式政党的模式，但将老师的缺点也学来了。从封建时代的“朕即国家”到近代的“以党治国”，都是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国民党执政后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实行封建家长制和腐败的黑箱政治，是其致败的深层原因。章乃器晚年在一篇回忆录中，曾谈到国民党的历史教训：

深入到国民党的内围留心观察，真有“如入无人之境”之感。那里面；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少有人关心国民党的利益；那里面，懂得如何正确地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国民党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就几乎没有了。无怪乎，陈立夫同何思源谈话，要以“结党营私”为号召了!那里面，几乎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而多数人是可以战胜的。一句话，在国民党内部，有的是假国民党员乃至反国民党员。这就是号称有四百万党员，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民党不堪一击的秘密。

从创立救国会、统一建国同志会到民主建国会，章乃器一直对消耗民族元气的两党内战持反对态度，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救国会呼吁：“我们很迫切的需要一个各党各派的合作抗日会议；同时很迫切的需要一个以普遍选举方式产生的国民救亡会议，很迅速的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 统一建国同志会主张：“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有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固定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民主建国会宣布自己“为人民与闻国事之集合，但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 ，“重在为公道正义而奋斗，以国家社会之利益为先，而本团体之利益为次，个人利益又次之。”

3 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

章乃器一直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厌恶政客政治。1941年，章乃器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与救国会的同事发生分歧，就毅然退出了。在1957年他与王造时谈起此事，仍坚持“当初没有错，今天看来更没有错。”

他晚年回顾退出救国会和创立民主建国会的初衷说：

我对于当时左舜生之流以“给我官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开放政权”是憎恶的。但当时重庆的民主运动，左舜生之流的声浪比救国会大。我这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要流为政客活动。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后来发起了民主建国会的组织，我认为需要动员那些不靠做官吃饭、更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这样，我就在不动声色、不伤感情的情况下，悄悄离开了救国会的活动。

在他起草的民建成立宣言中，强调“我们这一群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玩弄政权以发展自己的抱负，……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民建的章程还规定了会员应“非现役军人”，并“从事于正当之工作”。据说起草时章乃器曾主张国共两党的党员均不得参加民建，但由于无法识别参加者的政治身份，最后在组织原则中确定为：“广泛征求无政党关系者之参加。其已有政党关系而仍愿以争取本会主张之实现为其当前之最高任务者，亦所欢迎，但于必要时得加以限制”。

4 主张政党“不采取领袖制”

救国会作为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没有采用一般政党常见的领袖制，而采用了集体领导体制。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简章》规定：“由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二十一至二十七人，候补委员五人至九人组织之，任期半年，连选得连任。执行委员会互推常务委员七人至九人执行本会日常事务。”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执行委员会每两周开会一次，会员大会每三月开会一次。并设有专门部门处理各项事务。

1936年6月，由各地救亡团体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时，仍采用了这套制度，其《章程》规定：“本会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由执行委员互推产生。

统一建国同志会同样没有实行领袖制，其《简章》规定：“本会设常务干事五人至七人，由全体会议推选之，办理本会日常事务，每半年改选三人至五人，以轮流当选为原则。”

民建的组织原则仍沿袭了原救国会的理事合议制传统，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 以集体领导防止个别领导人实行家长制和个人独裁，在中国党派史上颇具特色。直到五十年代初，才仿效中共改行领袖制。

二 在联合政府体制内与中共合作

1 与中共领导人以诤友共事

章乃器是民建1949年出席新政协的代表之一，在新政权中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出任粮食部长。如何在《共同纲领》之下与中共合作，建设好一个新国家，是他所面临的新课题。

章乃器1949年2月25日到达北京后，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之邀，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开始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政权发行人民币、稳定金融和物价出谋划策。4月15日，他和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应毛泽东之邀，到香山双清别墅晤面聚餐，毛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希望他们为接管上海多做工作。

5月14日陈云受命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以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统一财经工作，章乃器开始与陈云共事。同月攻占上海后，市面混乱，南北不能正常通航，缺粮缺煤，整个城市面临瘫痪危险，并会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陈云曾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上海粮煤短缺等问题，章乃器力排众议，主张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被陈云采纳。

为稳定金融和发展生产，章乃器还曾分别向周恩来、陈云建议发行公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后来陈云经过调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行方案，得到了批准，于1950年初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公债。

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章乃器和不少经济学界的民主人士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五天后，章乃器和千家驹应陈云之邀，一同前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开始对上海和全国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谈。8月初，陈云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确定了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章乃器利用自己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影响，积极向老朋友们宣传新政权的经济政策，以稳定上海的经济。

章乃器回到北京后，出席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财政经济分组的召集人。9月21日，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

新政权刚刚成立，经济上就面临严峻形势，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猖獗，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量的物资，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章乃器向陈云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在陈云指挥下，一举打胜了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战役，稳定了全国的物价。为配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的部署，章乃器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 《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等十几篇文章，运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1950年代初，他又与李维汉、陈叔通作为筹备负责人，筹组并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1952年国家决定设立粮食部。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长。

粮食部成立时，朝鲜战争已进入第三年，全国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